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天下人言及經商謀生之道，都會以白圭為祖師爺」——「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公元前370年－公元前300年）是戰國時人，比范蠡晚生約兩百年，與孟子、商鞅同時代。
白圭當過魏國的相，為官期間，他與前來遊歷的孟子有過一次政策辯論，他主張輕稅政策，提出「二十稅一」，孟子則認為應該「什稅一」，這段辯論被記錄在《孟子·告子下》中。白圭後來周遊列國，不再為官。他對生產好象不感興趣，津津樂道的是如何在商品流通中賺取利潤，如果說管仲和范蠡都偏重於商業政策的運用，那麼，白圭則專重於為商之道。
白圭最出名的經商格言是，「人棄我取，人取我與」，糧食收割的時候收進穀物，出售絲、漆，蠶繭成熟的時候，則收進帛、絮，出售糧食，如此運作，就能獲得最大的利潤。當機會降臨的時候，要象猛虎下山一樣的果斷出手——「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這些觀點，與范蠡提出的「夏則資皮，冬則資絺」的「待乏」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
與范蠡一樣，白圭也非常重視對經濟周期的掌握，主張經商必須「樂觀時變」，即經常注意農業生產變化動向和市場行情，及時掌握時機謀取厚利。他將天文與糧食豐歉聯繫起來考察，提出：太歲在卯位時，五穀豐收；轉年年景會不好。太歲在午宮時，會發生旱災；轉年年景會很好。太歲在酉位時，五穀豐收；轉年年景會變壞。太歲在子位時，天下會大旱；轉年年景會很好，有雨水。太歲復至卯位時，囤積的貨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
與注重享樂的管仲和范蠡不同，白圭主張商人要勤儉節約，在飲食和服飾上都不應該奢侈，最好能夠與僕人同苦樂，「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共苦樂。」
在白圭的經濟思想中，最閃光的地方是，他把經商與治國並列而論，視之為一個正當而高尚的職業，他說：「我從事商業活動，如同伊尹、呂尚為國謀劃，如同孫吳用兵使計，如同商鞅以法律來治理國家。」。在這樣的認知前提下，他提出了商人的「素質模型」。
「智」——商人必須善於分析形勢，及時採取正確的經營策略的智慧；
「勇」——商人必須行動果敢，勇於決策；
「仁」——商人必須用優質商品和服務對待顧客和供應商，對有恩惠的人要捨得施與；
「強」——商人必須能有所守，具有堅強的意志和毅力。
白圭用「智、勇、仁、強」來要求商人，與當時知識界的兩大主流――儒家和法家有天壤之別，同時代的商鞅把商人視為「國害」，孟子則貶稱為「賤丈夫」，在《孟子·公孫丑下》中，孟子說那些做生意的人「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春秋利，人皆以為賤。」後世的治國者大多秉持法、儒思想，對商人予以竭力的貶低和妖魔化。事實上，一直到兩千年後的十六世紀，中國的若干知識分子及商人代表才又重新提出了「士賈無異途」、「以義制利」的觀念。
也正因為白圭的這些思想，使得他被認為是繼范蠡之後最懂經商之道的人。一直到1940年代末，很多商鋪仍專設一龕，供奉白圭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