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眼睛被遮住了，你低沉、憤怒的聲音，在陰森森的黑暗中衝撞：放開我！
——芒克，《太陽落了》，1972年
1972年5月，義大利共產黨人、歐洲最著名的電影導演之一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受北京的邀請，前來拍攝一部紀錄片。在進入中國之前，他的想像是這樣的：中國的沙漠是藍色的，河流是黃色的，農民們都穿著童話里的衣裳。
香港是安東尼奧尼當年到達中國的前站。在羅湖口岸，他驚奇地看著眼前的景象：一座普通的木橋連接兩岸，一邊是英國人，另一邊是中國士兵，手持鋼槍，整齊排列。隨行的攝影師盧奇亞諾？都沃里後來回憶說：「這種對立非常有意思，一方是西方的世界，另一方是充滿神秘光環的中國。」他裝上膠片正要拍攝，安東尼奧尼上來阻止了他。「他告訴我說，我們需要先理解，然後再拍。」隨後，攝製小組從廣州飛赴北京。當安東尼奧尼和同事們乘坐的飛機降落在北京的停機坪時，舷窗外正在舉行一個盛大的歡迎儀式。孩子們手拿鮮花和彩帶，跳著舞蹈，喊著歡迎口號。中國朋友的熱情令攝製組一行很開心，不過很快，他們發現人群不是在歡迎他們，那一天，人們歡迎的是非洲索馬利亞的主席西亞德。
在安東尼奧尼看來，中國「是一個巨大的，不為人知的國家」，這樣的認知差不多能夠代表當時整個的西方世界。他在中國工作了一個多月，拍攝了北京、上海、河南紅旗渠和蘇州等地，最終剪輯完成的影片就定名為——《中國》。在整個拍攝過程中，意外的狀況時常出現。
紅旗渠是河南省林縣在60年代興修的、著名的水利工程，從1960年2月動工，到1969年7月建成，近20萬農民在極其艱難的施工條件下，逢山鑿洞，遇溝架橋，削平了1250座山頭，架設151座渡槽，開鑿211個隧洞，其蜿蜒70公里，宛若一條「人工天河」。這個人力創造的奇蹟讓義大利人驚嘆不已，在一座石頭壘成的村莊北小庄，安東尼奧尼告訴陪同的中方人員，這裡是我明天的拍攝地。第二天當他帶著劇組去時，他發現村裡的灰土牆被石灰粉刷一新。安東尼奧尼非常吃驚，他拒絕拍攝，對他來說，眼前發生的一切是一場鬧劇，盧奇亞諾說，「可憐他們工作一個晚上，讓村莊煥然一新。但是我們不想改變什麼，我們只想成為1972年中國的見證人。」
還是在拍攝紅旗渠的那幾天，攝製組發現有一群農民急匆匆地走在路上，行動舉止異常，於是他們舉著機器跟了過去，結果來到一個自發的集貿市場，人們帶著自產的糧食、家禽和自製的食品，在那裡做起了買賣，這在當時屬於投機倒把，顯然是違法的。這個小小的市場非常紊亂和骯髒，貨物參差不齊，人們臉上流露著明顯的不安，盧奇亞諾還回憶了另外一個細節：「當時我們在無論在哪裡，總是時不時地聽到一個聲音在唱，大喇叭里總是傳來這些歌曲。我們拍攝下來，但我們不知道那些講的是什麼？他們帶我們拍攝了養殖場的豬圈，我拍了。拍攝的同時，大喇叭里播著響亮的歌曲，影片就是這樣剪輯完成的。我們後來才知道那首歌說的是『中國人民昂起頭』，我們應該刪掉它，可是我們並不知道。這種對立衝突由此產生了非常大的危害。彷彿我們在藐視中國人民。」
當《中國》在西方公映後，安東尼奧尼馬上成了不受歡迎的人，親華的觀眾看後，指責他「醜化中國」；排華的觀眾看後，則說他在「美化中國」。1974年1月30日，《人民日報》刊文《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將《中國》被定為反華影片，作者指責說，「凡是好的、新的、進步的場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當時做樣子拍了一些，最後又把它剪掉，而差的、落後的場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到6月份，人民文學出版社結輯出版《中國人民不可侮——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中國〉文輯》。一直到三十年後的2004年，這部紀錄片才第一次在中國公開放映。
儘管結果讓人很不愉快，不過，義大利人受到邀請這件事情，還是表明一些新的變化正在發生中。
就在安東尼奧尼來拍片的半年多前，1971年9月13日，替代劉少奇成為黨的第二號人物的林彪乘飛機出逃，摔死在蒙古國境內，他的一批黨羽相繼被捕。10月25日，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這意味著中國在時隔22之後重新回到了國際大家庭。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抵達北京訪問，當天下午毛澤東會見了他，一周後，《中美聯合公報》在上海發表，長期尖銳敵對的中美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北京，中日關係隨之冰解。
經過了五、六年的大折騰，國民經濟陷入了長期低迷的狀態，商品供應極度貧乏，極左的江青、張春橋及王洪文等人只會搞政治運動，實在不懂經濟，於是，被打倒的技術領導和中央幹部們又被召了回來。
在吉林鄉村當木匠的陳祖濤是在路邊被「撿」回來的。1971年的11月，他帶著村裡的大車去城裡的一家標準件廠拉廢料，路上偶遇一位老同事，這才被重新「發現」。幾個月後，陳祖濤重新回到了二汽，他回憶說，「我不是發誓不再搞汽車工業了嗎？但是回到二汽一看，都是熟人呀，熟悉的環境呀，我的心又軟了，就接著幹上了。」
陳祖濤看到的是一個讓人傷心的汽車廠，自文革爆發以後，二汽就被武漢軍區接管，這裡日日在上演勞民傷財的荒唐劇。
為了響應「工業學大慶」的號召，軍管小組提出要發揚「干打壘精神」。（「干打壘」是東北農村地區的一種簡易造房技術，用一定比例的水泥、石灰和泥土混合，木模板中夯打結實做成牆體。1959年，大慶油田大會戰時，被油田工人用於建造簡易住房。「工業學大慶」期間，「干打壘精神」被極端化。）原本用紅磚建成的廠房被認為是「資本家的工廠」，於是全部扒掉，換成「干打壘」的牆體，這一建就是60萬平方米。這種廠房用材粗糙，質量低下，根本不適合當製造汽車的車間，可是誰也不敢提出異議，這種「干打壘」做法還被當成經驗在全國進行了推廣交流。
1973年，陳祖濤代表二汽去北京開質量問題座談會，談及「干打壘」車間，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問，「祖濤，你看該怎麼辦？」陳祖濤脫口而出，「惟一的辦法就是推倒重來。」在場的人均大驚失色，陳祖濤心想，我反正是劫後餘生，大不了再回去當木匠。李先念沉吟良久，然後說，「有的可以留作倉庫，有的可以推倒重建。」這件事很快被已經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知道，他在一次會議上說，「二汽有人把『干打壘』拆了，重新搞了一套廠房，這是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陳祖濤頓時又大難臨頭，好在李先念暗中力保，他才沒有被上綱上線地批鬥。
軍管人員除了用「干打壘」建汽車車間之外，在生產經營上更是蠻幹瞎干。搞產品設計的時候，他們提出要依靠工人階級製造「政治車」，實行「三不要」，即不要工程師、不要大學生、不要個人簽名，理由是不能依靠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設計者簽名是為了個人樹碑立傳。在制訂生產任務的時候，更是不講流程，一味的強調速度和產量，高喊「就是用牙啃，也要把車啃出來，這是死命令。」
就這樣，一輛輛沒有工程師參與設計、「用牙硬啃出來」的汽車被生產了出來，其質量的糟糕是可以想見的。二汽的車幾乎出廠沒多久就發生毛病，而且屢修屢壞，群眾編出順口溜嘲笑說：「遠看搖頭擺尾，近看齜牙咧嘴，停下來漏油漏水」。陳祖濤回廠後，才逐漸恢複了產品試驗、檢驗等規章制度。
1973年2月，在江西鷹潭下放勞動的鄧小平接到了回京的通知，3月，他被恢複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四個月後，陳雲也從江西石油化工機械廠被調回北京。他們協助重病在身的周恩來重振國綱。
鄧、陳復出後，最重要的一個經濟決策是，重啟「吃穿用計畫」，主持了新中國的第二次大規模設備引進。
在「備戰備荒」的經濟戰略走到了盡頭之後，如何讓老百姓吃飽飯、穿暖衣，成了很迫切的問題。
作家張賢亮很苦澀地回憶說：「那時侯，每兩個月才分配給我們每人一市兩食油，請讀者設想一下如果你是單身一人，用什麼器皿來盛這比一口口水還少的食油，還要在六十天中每天炒菜都能倒一點出來？我保證你想像不出，但具有大智慧的我，很快就找到了最好的竅門：用眼藥水瓶子！這樣，每頓飯我都能滴出一滴。」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人們為能夠穿上一件新衣服而愁白了頭，當時有很多流行語描述這種景象，譬如「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老大穿新的，老二穿舊的，老三穿補的」。中央電視台主持人敬一丹在《我管布票的日子》一文中回憶：「在種種票證中，情有獨鐘的是布票，每年發一次，一發下來一大張一大張的，花花綠綠的，像郵票一樣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