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滾子，用足力氣。壓過去！壓過去！壓過去！啊，革命的壓路機，你開闢！開闢！開闢！
——紅衛兵《造反者日誌·印傳單》1966年
據氣象記錄顯示，1966年初夏的北京悶熱多雨，天空中好象整天壓著一層灰色的「棉被」，讓人有透不過氣來的感覺。這一年的5月1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史稱《五·一六通知》，它標誌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發。
在《五·一六通知》里，有一段核心的話是毛澤東親筆加進去的：「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於是，抓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和「赫魯曉夫」成了運動的主要任務，而率先響應號召站出來的，是對革命充滿了饑渴感的學生。
5月25日，北京大學食堂的東山牆上貼出了一張大字報，題為《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作者是哲學系總支書記聶元梓等七人。這是全國的第一張大字報。（宋碩，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學部副部長。陸平任北京大學校長、黨委書記。彭珮雲任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他們成為文革第一批被打倒的高校領導。）6月18日，國務院宣布改革教育制度，實行了17年的高考制度被廢止——它要到整整11年後才得以恢複，大中學生被徹底「解放」，開始「停課鬧革命」。就如同1905年廢止科舉的後果一樣，青春的火焰迅速而瘋狂地燒出校園，頓成無序蔓延之勢。
8月2日，毛澤東貼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在接下來的三個多月里，他八次登上天安門，接見了1300萬人次的紅衛兵。（紅衛兵：原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一個學生造反組織，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接見造反學生時，佩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從此成為學生造反派的統稱。紅衛兵的典型著裝是：頭戴綠軍帽、身著綠軍裝、腰間束武裝帶、左臂佩紅袖標，手握紅寶書（用紅塑料做封皮的《毛主席語錄》）。）這些熱血沸騰的學生喊著「造反有理」的口號，把教室砸得稀巴爛，將自己的老師綁起來批鬥，用皮帶抽打他們，然後再衝進全中國的所有寺廟，將佛像、書籍等文物盡數砸毀焚燒，僅北京市，就有72％的古迹被毀壞。據紅衛兵公布的資料，從1966年8月下旬到9月下旬的40天內，北京紅衛兵抄家33695戶，打死1772人。8月24日，作家老舍投太平湖自盡，同日，全國人大常委、參加過第一次黨代會的李達被迫害致死。
紅衛兵們還把全中國的商店及馬路名稱都翻天覆地般的改了一遍。1966年8月25日的《人民日報》報道，敢闖、敢幹、敢革命、敢造反的紅衛兵闖進了全聚德烤鴨店，把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臭味十足的「全聚德」招牌砸了個稀巴爛，換上了新招牌「北京烤鴨店」。記性好讀者可以把這一時刻，與十年前公私合營後，全聚德烤鴨變得不好吃了的往事聯繫在一起，你可以看到一隻烤鴨是怎樣被體制徹底扭曲的。紅衛兵還到新華書店給烤鴨店訂購了一百幅毛主席畫像。報道描述：「一夜之間，從櫥窗到餐廳，從廚房到宿舍，通通掛上了毛主席畫像和數以百計的毛主席語錄。」外國餐廳的樓梯口上，原來掛的是一幅畫著北京鴨的大畫，現在是一條金色大字的毛主席語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全世界人民要有勇氣，敢於戰鬥，不怕困難，前赴後繼，那麼，全世界就一定是人民的。一切魔鬼通通都會被消滅。外國朋友來北京烤鴨店進餐，首先看到的，就是毛澤東思想的燈塔。」
自全聚德被改名後，成都麻婆豆腐店被改成文勝飯店，蘇州采芝齋糖果店改成紅旗商店，南昌黃慶仁葯棧改成滅資藥店，武漢盛錫福帽廠改成人民制帽廠，合肥胡開文墨店改成工農兵文具店，法國梧桐樹改名為反帝樹。全中國幾乎所有城市的中心公園都被改成人民公園，所有電影院都被改成了東方紅劇場，所有的居民區被改成向陽院。作為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上海的改名運動更是徹底，上海第一商業局下屬的3700多家商店，被改名的多達3000家，豫園被改成紅園，南京路、淮海路改成五洲大街和反修大街，和平飯店改成人民戰爭飯店，甚至連靜安區和長寧區也被改成了延安區和戰鬥區。紅衛兵要造反的事情還很多，他們搗毀了園林里的一切匾額、對聯、盆景和古樁；他們「不怕遠、不怕熱、不怕難」，到每一個鄉村角落，把祠堂、家廟等等全部砸掉；他們衝進服裝廠，把所有認定為奇裝異服的式樣全部剪破燒毀；他們還禁止理髮店理怪髮型，包括「西瓜皮、飛機頭、包菜頭和燙髮。」
到12月，「中國的赫魯曉夫」終於被揪了出來，他是國家主席、黨的第二號人物劉少奇。與他一起被並稱為「最大走資派」的還有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副總理鄧小平，一大批建國元勛被打倒。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有兩個，一是黨內政治鬥爭的需要，二是對中國政治國情的基本判斷。1980年，復出後的鄧小平在接受義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訪問時說，「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首先把革命的對象搞錯了，導致了抓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按照毛澤東的設想，這場運動本來準備搞三年，第一年發動，第二年基本上取得勝利，第三年收尾，誰料，它竟一直持續了十年，成為一場空前的大浩劫。
如果說，以青年學生為主力的紅衛兵是內亂的點火者，那麼，真正讓國民經濟陷入大混亂的，則是繼而蜂起的工人造反派，這是一群同樣激進、卻更具爆炸力的破壞性力量。
1966年6月12日上午，就在北京大學的第一張大字報貼出半個月後，上海最大的棉紡織工廠之一——上棉十七廠的醫務室旁，出現了一張大字報《剝開黨委畫皮看真相》，這是上海工業界第一張炮轟黨組織的大字報。它的最下端也有七人署名，第一個名字是王洪文。
時年31歲的王洪文是吉林長春人，長相俊俏，卻有著極大的政治爆發力。他出身農民，16歲參軍，曾赴朝鮮參戰，複員後到上棉十七廠，先是當了一名保全工，後調進保衛科，是一個「種過田、做過工、當過兵」的「工農兵」苗子。北京風雲陡生，王洪文在南方應聲而起，他組織「上棉十七廠永遠忠於毛澤東思想戰鬥隊」，開始了長達十年的造反生涯。
到11月6日，上海的十七個工廠串連組成「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公然提出「我們要奪權」，王洪文被推舉為造反司令。11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再論抓革命，促生產》社論，稱：「『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變成不許革命，差不多所有革命工人都不能接受。」當日凌晨，王洪文率一批造反隊員衝進上海北站，強行登車，宣稱要到北京「告狀」。火車開到城郊的安亭時，上海市委命令暫停。中午，造反工人在車站卧軌攔截第十四次特快列車，導致滬寧線中斷31小時34分，製造了轟動全國的「安亭事件」。
就當王洪文的「工總司」揭竿而起的同時，上海還有另外一群工人則組成了「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海總部」（簡稱「赤衛隊」），與「工總司」對峙而立。上海市委成了雙方爭奪攻擊的對象。
12月11日，「工總司」在人民廣場組織了一場「迎頭痛擊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撲大會」，號稱有60萬人與會，在口號震天的大會上，市長曹荻秋被迫簽字，同意支持「工總司」的革命行動。12月23日，「赤衛隊」也在人民廣場組織了一場有十多萬人參與的「批判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曹荻秋被迫簽字，接受赤衛隊的「八項要求」，承認它也是一個革命群眾組織。誰料兩天後的25日，「工總司」又在文化廣場召開批判大會，曹荻秋在大會上不得不又撤銷了對「赤衛隊」的支持。
就這樣，上海市委被夾在兩支工人造反組織之間，焦頭爛額，左右為難。曹荻秋的「出爾反爾」當然引起了「赤衛隊」的極大憤慨。12月26日，《人民日報》發社論《迎接工礦企業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稱「現在，一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正在全國工礦企業中興起。」當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說，「祝展開全面內戰。」
28日，「赤衛隊」上萬人到市委所在的康平路遊行，要求曹荻秋承認擁有80萬人的「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否則就要搞全市性的停水、停電和停交通，他們佔據了行政大院。29日，王洪文調來十多萬造反隊員，包圍康平路。30日凌晨兩點，「工總司」對「赤衛隊」發動衝擊，雙方大打出手，場面十分血腥，到清晨7點，2萬名赤衛隊員「投降」，他們被押解到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