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門前修了暗溝，院後要填平老明溝，一福。
前前後後都修上大馬路，二福。
我們有了自來水，三福。
將來，這裡成了手工業區，大家有活作，有飯吃，四福。
趕明兒個金魚池改為公園，作完了活兒有個散逛散逛的地方，五福！
——老舍話劇《龍鬚溝》1953年
1953年3月5日，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去世。也就在這一個月，北京與莫斯科就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畫達成共識，蘇方同意幫助援助156個大型工業項目，這就是中國企業史上影響深遠、長期被神秘氣息籠罩著的「156工程」。
自1949年之後，西方世界就對中國抱持了敵視的姿態，毛澤東則採取「一邊倒」的外交策略。早在1949年7月，劉少奇就趕赴莫斯科會見斯大林，商談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問題，8月，蘇聯派出以科瓦廖夫為團長的200人專家團。12月，開國大典的兩個月後，毛澤東平生第一次踏出國門，親赴莫斯科談判，蘇聯答應貸款3億美元。1950年2月，中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和一系列資產移交協定，將蘇聯在東北的所有財產無償移交給中方，其中包括旅順軍港、大連、長春鐵路公司以及302處不動產。從1949年末到1952年2月，蘇聯援助中國建設項目42個，投資摺合40億元（按1953年的新版人民幣計算，下同）。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回顧一下，1949年建國前後的中國企業狀況。
國民政府留下來的是一個滿目瘡荑的爛攤子。在蔣介石政權統治的二十多年裡，工業經濟的高峰時刻是抗戰爆發前的1936年，當時中國的生鐵產量佔世界第十二位，鋼占第十八位，原煤占第七位，棉布占第四位，這四個產品與美國相比，分別是後者的三十九分之一、一百一十七分之一、十一分之一和二分之一。經過八年抗日和三年內戰，到戰火熄滅的1949年，國民經濟已遭到毀滅性的打擊，真正是江河日下，全國的重工業產值約比1936年降低70％，輕工業產值降低30％，糧食產量約降低24.5％，經濟作物產量約降低一半。
其中，最據指標意義的鋼鐵產業，生產能力降低了90％，全國只有7座平爐，22座小電爐，發電設備總數僅剩下114.6萬千瓦。生鐵產量下降到了25.2萬噸，竟不及英國1835年產量的四分之一，生產出來的生鐵只有一半能煉成鋼，而軋鋼能力又僅及鍊鋼的一半。另以石油工業為例，誕生於抗戰時期的中國第一個油田陝西省玉門油礦到1949年時的原油產量僅區區9萬噸，卻佔了全國產量的四分之三。鋼不會煉，油無處采，重化工業自然虛弱不堪。
1949年的中國，基本上是一個農業和手工業國家。國民收入中的68.4％來自農業，工業僅為12.6％。在工業領域內部，手工業又佔了工業產值的70％，機器製造業多為修配型企業，重工業門類大部分空白，不但體系未成，而且裝備和技術水平低下。據上海機器同業工會的計算，在708家機器製造廠中，有製造兼修配能力的工廠只佔四分之一，其餘的都只能搞一些修配業務。
在1949年，除了少數大城市之外，多數中小城市和廣大農村基本無電力供應。受戰爭影響，全國交通運輸通信等基礎設施破壞殆盡，主幹鐵路無一條能夠全線通車，勉強能通車的鐵路只剩1.1萬公里，而且大部分是在東北地區，重要的「大動脈」京漢鐵路已經有12年沒有通車了，一條從成都到重慶的成渝鐵路從晚清修起，連幹了半個世紀竟都沒有完工。長途電信的線路支離破碎，互相不能銜接，以京津為中心的華北有線電網全面癱瘓。
人才培育的事業也十分落後。學齡兒童入學率為20％，全國人口中的80％是文盲。二十年間的高等學校畢業生加在一起只有18萬人，只培養出了200多個碩士，博士數為零。從事科學研究的機構不到四十個，研究和技術人員不過5萬人，其中專門從事科研的僅600餘人，現代科技幾乎為一片空白。
這真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基礎薄弱，民智未開，國庫里的黃金被蔣介石劫往台灣，再加上國際勢力的封鎖挑釁，這可謂內外交困，矛盾重重，開國之難，好比另一次長征。
正是在這樣的局面下，蘇聯的對華援助顯得如此之重要和寶貴，在某種意義上，這是共和國經濟新建的唯一機會。
從1951年起，陳雲等人開始編製第一個五年計畫。這也是向蘇聯老大哥學來的經驗——它從1923年開始設計「五年計畫」，一直到1990年國家瓦解為止，以五年為一個周期，對全國的經濟建設進行統籌計畫，這一做法已經延續至今。（英國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在《極端的年代》中，對蘇式「五年計畫」模式有很精闢的評論，他認為，這是一種典型的中央號令支配式經濟，它以重重「計畫」推動建設，將高度集中化的效應發揮到了極致，同時，這種「計畫」難免粗糙，其功用僅在創造新工業，而不考慮如何經營，同時形成嚴重的官僚化和中央集權的過度強大，「要是計畫中心得向每個主要生產團體、每個生產單位，都發出指導細則，再加上中間計畫層缺乏，中心的工作負擔，必然重不堪言。」）
據薄一波的回憶，「老實說，在編製一五計畫之初，我們對工業建設應先搞什麼，後搞什麼，怎樣做到各部門之間的相互配合，還不大明白。」在這一過程中，蘇聯專家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一些參與編製的人均回憶說，一五計畫所有的表格都是蘇聯專家幫助做出來的。
「156工程」是一個統稱概念，它的第一個項目實際上從1950年就開始動工了，到「一五」結束的1957年完成大半，其餘延續到局勢大亂的1969年，實際建成的項目是150個，前後歷時19年，投資總額為196.1億元。這些項目從工業布局、產業結構、技術水平、公司治理制度等方面，對當代中國經濟的影響都是革命性的，甚至是決定性的。
先說工業布局。自晚清的洋務運動以降，中國工業的發展都偏重於沿海，在1934年，除了東北地區以外的工業產值，94％集中於上海、天津、青島、廣州、北平、南京和無錫七個城市，在東北地區，遼寧一省集中了東北五分之四的工業。到1949年前後，中國工業設施的70％集中在東北和沿海一帶，其中，上海和天津兩地的工廠數即佔主要城市工廠總數的63％，職工人數的61％，東北則佔有全國半數以上的重工業。全國90％以上的發電站集中在幾個大城市，其中東北佔了全國發電量的三分之一。在紡織產業，全國500萬紗錠中的83.6％集中在江蘇、山東、遼寧、上海和天津五地。
佔全國土地三分之一的大西北，工業產值還不到全國總值的2％，近百年間始終沒有工業基點。除了陝西有少量鐵路外，其餘甘肅、寧夏、青海和新疆大地沒有一根鐵軌。
「156工程」徹底改變了這一布局，大量的鋼鐵、有色金屬冶煉、化工企業被選定在礦產資源豐富及能源供應充足的中西部地區，機械加工企業則分布於原材料生產基地附近。「156工程」中涉及民用的企業有106個，50個布置在工業老基地東北，其餘的29個在中部、21個在西部。44個軍工企業中，除了部分造船廠擺在沿海之外，有35個在中西部地區。在完成的196.1億元投資額中，除了東北佔了87億元，中部和西部分別為65億元和39億元，佔去了一半有餘。「156工程」的實施徹底改變了中國內陸地區的工業布局，到1960年之後，隨著中蘇關係交惡，中央政府實施「三線戰略」，更是加大了對西部的倚重，中國的工業布局陡然改觀。
再說產業結構。毛澤東在籌劃第一個五年計畫時，有過一段形象的描述：「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壺茶碗，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因此「一五」計畫的重點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其投資比重佔到了總投資額的85％。在整體規劃之下，一些冶金、能源、機械的大工廠隆隆建起。仍以鋼鐵為例，五年內就增加了煉鐵能力280萬噸、鍊鋼能力253萬噸，加上原有鋼廠的產能，我國生鐵產量從1949年的25.2萬猛增到467萬噸，整整提高了將近20倍。鋼的產量也增加到412萬噸。這樣的增長速度無疑是驚人的。
與此同時，對基礎設施和能源勘探的投資也是巨大的，「一五」期間，鐵路交通、地質勘探和建築業的投資高達121.2億元，相當於同期工業基建投資的二分之一，新建鐵路33條，比1952年的通車裡程增加了22％，公路通車裡程增加了一倍。水利建設的成就也是輝煌的，完成了「千年難題」淮河治理工程，建成了多個大型水庫，對長江三峽水利工程進行了論證和預備。
接著說技術水平。在對華援助時期，蘇聯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