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往猶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
——陳寅恪《聞日本乞降喜賦》，1945年
（這是陳寅恪在聽到日本投降當日寫下的詩賦，全詩：降書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有此時。聞訊杜陵歡至泣，還家賀監病彌衰。國讎已雪南遷恥，家祭難忘北定時。念往猶來無限感，喜心題句又成悲。）
勝利來得實在是太突然了，似乎所有的人都沒有做好準備。
一個叫斯凱倫德（Eskelund）的美國記者描述了1945年8月的上海景象：「重慶的軍隊進城了，歡呼的人群排起了長龍，向抗戰的英雄們致敬。海港恢複了活力，飛機在上空盤旋，機聲轟鳴，下方則爆竹連連……日本的士兵和平民從大街上消失了，其店鋪也多關閉了，他們退出了。使團撤離，他們將要離開，日本人回日本去了。美國小夥子、英國小夥子，上海姑娘們，盡到你們的責任吧！他們確實是這樣乾的。每個夜總會都擠滿了人，美好的生活從黃昏開始，無休無止，誰還顧及宵禁時間？戰爭取得了勝利，和平可能保持下來！在一個世紀里，發生兩次世界大戰，已經足夠了。」
但是，真的足夠了嗎？至少在中國不是。即將發生的事實是，混亂的和平僅僅維持了短暫的十個月，緊接著是三年的慘烈內戰。
我們先在看看戰後中國的經濟格局。
在過去八年里，一些新的變化出現了。在戰前，上海是中國惟一的、世界級的工商業大城市，在以它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聚集了絕大部分的華資銀行、半數以上的工廠，並承擔了超過六成的對外貿易。而戰後，東北的重工業赫然崛起，而南方的廣東和香港成為新的貿易和金融中心，由此，「東工西農、南輕北重」的經濟格局悄然成型，此局在半個多世紀之後仍然未改。
在1945年前後，東北是中國乃至亞洲最重要的重工業基地。如我們在之前已經講述過的，早在1920年代張家父子（張作霖、張學良）治理東北的時候，就已經打下了一定的工業基礎，形成了以鋼鐵、煤炭為中心的重工業體系和以糧食加工、紡織、食品工業為中心的輕工業體系，瀋陽的兵工廠是惟一能夠自主製造飛機和卡車的大型軍工企業，哈爾濱則是東北亞最大的國際大都市，1928年，以出超實際利益比較，哈爾濱濱江海關已超越上海海關和粵海關，穩坐全國六大海關頭把交椅，成為全國最大的麵粉生產和出口基地、酒精和啤酒生產基地。張家父子甚至建成了當時中國最強大的海空軍。自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後，日本人控制東北，扶持成立了滿洲國，自此，日本對東北進行了持續的大量投入，將之建成亞洲擴張的「工業發動機」。從1933年到1942年，偽滿當局詳盡規划了大大小小109個城市的建設，其中，長春是建設最快的大城市之一，它建成亞洲最大的無線電台——新京無線電台和最大的電影廠——株式會社滿洲映畫協會（即長春電影製片廠的前身），是亞洲第一個全面普及抽水馬桶、管道煤氣和中國第一個規劃地鐵的城市。1945年，東北鐵路里程達到11479公里，為全國鐵路總里程的一半，1943年東北公路總里程近6萬公里，而到了1949年，中國含東北在內公路總里程為8.09萬公里。
據統計，日本在中國企業投資，1930年為8.9億美元；1936年為16.29億美元，其中東北為13.24億美元，關內為3.05億美元；1944年日本在華投資到達最高峰時總額達到61.63億美元，其中東北為52.79億美元，關內為8.84億美元。
到1945年，東北工業規模不僅大於上海地區，甚至還超過日本本土，位居亞洲第一。從瀋陽到大連的沈大線兩側工廠煙囪林立，城市連成一片，成為舉世聞名的「綿長工業區」，瀋陽鐵西區被譽為「東方魯爾」。（魯爾工業區，位於德國西部的魯爾河流域，是歐洲著名的工業帶，佔德國全國面積的1.3％，實現全國工業產值的40％。）東北工業化水平迅速提高，1943年時，東北以佔中國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產了佔全中國49.4%的煤，87.7%的生鐵，93%的鋼材，93.3%的電，69%的硫酸，60%的蘇打灰，66%的水泥，95%的機械，形成了龐大的精細化學、特種鋼等當時領先世界的科技企業。據曲曉范在《近代東北城市的歷史變遷》一書中的計算，1945年抗戰結束時，全中國的工業總產值中，東北佔85%，台灣佔10%，連年內戰的其他地區只佔5%。
大戰結束後，東北率先遭遇一場空前的「接收之劫」。
從1945年9月到1946年5月，蘇聯軍隊把東北的工廠、礦山、電站等物資絕大多數拆運回國。從9月起，其後的7個月間，火車日夜不停，甚至連長春市政府的辦公傢具都不放過。1945年11月15日前，僅從瀋陽每天就有200輛貨車開往蘇聯，到1946年初，大瀋陽90%以上工廠都成空殼，連門窗都被拆走。共計劫走東北鐵路機車的75%和貨車的93%。著名地質學家、吉林人張莘夫在試圖阻止蘇聯工程師運走工廠里的機器時被害。
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中認定，「當蘇軍佔領東北時，他們拆走了東北地區工廠里大多數可以運輸的機械裝備。」曾經當過中共東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的邵式平在1948年5月到12月的日記中記錄了他目睹的情況：「大連鐵工廠，這是一個最大的機器工廠，可惜破壞得太厲害了。首先是蘇聯人的破壞，搬走了許多好機器。我看這也是一種掠奪行為……去瀋陽參觀軍工廠，該廠系日寇建設的，據說當時有工人萬餘，日本投降以後，蘇聯把一部分精造機器運走了……瀋陽兵工廠，據說是目前中國第一大兵工廠，現有各種機床七千台，能使用有效的約五千台，較好的都叫蘇軍運走了……我們參觀了瀋陽住友工廠，這個廠專為做車輪的，實際是做機器、鍊鋼、翻砂、車輛等。機器、廠房都很大很新，但全部機器都被蘇軍搬走了。真不應該呀！」邵氏在日記中真實秘記這些細節，在當年是十分冒險的事情。據《鞍鋼史》記載，日軍投降後，鞍鋼遭受了極其嚴重的破壞，從1945年9月下旬起，僅40天，發運貨車60列，鞍鋼的機器設備就被蘇軍拆走了三分之二，連同其他被運走的物資共達7萬餘噸，其中以各種關鍵性的設備損失、破壞最為嚴重。1957年，當過中共上海市政府第一任財稅局局長的顧准去蘇聯共青城考察時還看到，在一家造船廠和一家機械廠的機床銘牌上，有大量的日文標識，這都是當年從中國東北拆遷來的。
1946年1月，國民政府宣布，凡東北境內的一切敵產均歸中國政府所有。蘇聯駐華大使彼得羅夫卻對蔣介石說，蘇聯政府認為這一聲明「既無根據，且無效力」。蔣只好轉求美國幫助，5月，美國新任總統杜魯門對蘇聯提出交涉（領導美國走出1933年經濟危機並打贏二戰的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已於1945年4月去世。這位美國歷史上惟一任期超過兩屆的總統是一個小兒麻痹症患者，他最著名的格言是，「我們所不得不畏懼的唯一東西，就是畏懼本身」。），蘇軍才開始停止搬運工作並班師回國。杜魯門還派出考察團對這一事件進行了兩個月的調查，據初步估算，蘇軍拆走的工業設備價值共約8.5億美元，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記載，「日本在東北的工業設施在1945年俄國人搬走半數以上的資本設備後受到削弱，當時估計恢複原來的設備所需的費用至少要20億美元。」1947年1月29日，莫斯科《消息報》報道，蘇軍此舉是為了得到出兵作戰的補償，而它運走的設備價值約9700萬美元。
蘇軍對東北工業設備的野蠻拆遷，是中國經濟在戰後遭到的第一個打擊。如果說，這是一次外來的災難，那麼，重慶國民政府對淪陷區敵產的接收，則更讓人哀嘆。
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後，對日佔區和汪統區（汪精衛已於1944年11月在日本去世。接替他擔任南京政府首腦的是周佛海。）的財產進行接收成為當務之急，狂喜之中的國民政府立刻擬定了《行政院各部會署局派遣收復區接收人員辦法》，「接收委員」頓時成為重慶最炙手可熱的肥缺。
接下來發生的接收故事，無論從政治、經濟、社會秩序還是道德而言，都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浩劫。從8月開始，各路「抗日英雄」就從地下天上紛涌而出。
上海無疑是接收大戰中競爭最激烈的城市之一。一向崇洋的上海灘突然開始流行吃川菜，一個人「能不能吃辣」成為了一道政治考試題，表明他在四川堅持了多久的抗戰。在這裡一下子冒出了四個「市黨部」。第一個是關在提籃橋監獄裡的國民黨三青團成員，當他們從電台里一聽到天皇投降的聲音，馬上通知獄方，「我們今天就要出獄展開工作。」很快，這些人以「蘇浙皖稅務局」局長邵式軍在餘慶路的一棟洋樓為據點，掛出了「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的招牌。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