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國青年知識分子正在重新認識自己的國家。」
——美國作家賽珍珠1937年
1937年7月10日，是上海市政府成立十周年紀念日，而再過一個月，就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的十周年紀念。上海市中心舉行了盛大的慶祝大會，近萬人湧進會場觀看慶祝儀式，並參觀了六個成就展覽。這時候的上海正宛若一顆「東方明珠」，全國金融業資產的四分之三聚集在這裡。53％的對外貿易和25％的國內外航運通過這裡運轉，在現代製造業方面，上海是「民族工業的中心」，全國近4000家現代工廠中，有1200多家開設於此，無論是資本投資額還是使用現代新式機器、勞動力的規模，上海都堪稱第一。這一天的上海灘，到處洋溢著快樂的激情。但是，一本關注時局的雜誌《人民論壇》則刊登了一篇時評，題為《上海成立日慶典的幽靈》，作者寫到，「總有一個幽靈遊盪在慶祝活動中：戰爭的幽靈。」
就在三天前，日本軍隊在北京附近的盧溝橋對中國軍隊發動了攻擊，它被稱為「七七事變」。從這一天起，中國捲入一場長達八年的艱苦抗戰。
8月8日，日軍攻入北京城。隨即長驅南下進擊上海，超過四百萬難民湧進租界，在後面的三個月里，70萬中國軍隊進行了英勇的抵抗，11月8日上海淪陷。12月13日，首都南京淪陷，日軍實施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超過35萬軍民喪生。國民政府遷往重慶。日軍箭鋒直逼武漢，遙望重慶，東京宣稱將在3個月內滅亡中國。
戰爭爆發了。一切都變得身不由己。
在國家存亡的重大時刻，企業家們的事業是如此的脆弱，它如蠶絲在大風中飄蕩，大大小小的企業家跟那個時代中的每個中國人一樣，突然間與民族命運這個大道義站在了一起。
就在這場改變了中國命運的戰爭到來之前，中國商業界的人們在做些什麼呢？
先說宋子文和孔祥熙。就在戰爭爆發前的一個星期，他們做成了一筆效益超好的生意，7月1日，一家名叫揚子電氣的股份公司宣布成立，它收購了當時國內最大的國營電廠——首都電廠。這是孔宋家族枚不勝舉的、利用權力、化私為公的經典案例之一。
在1928年，作為新首都的南京城的供電系統十分不足，以至於「燈光黑暗，為全國所僅見」（張靜江語）。南京在晚清時建了一家官辦的「金陵電燈官廠」，民國後更名為江蘇省立南京電燈廠，名為官辦，實際由民間資本經營。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當即將電燈廠作為「逆產」無償沒收，改名為首都電廠，它被歸入建設委員會轄下。隨後，政府將電廠抵押，從銀行套得資金進行大規模的改造，同時給予了大量的優惠政策扶持，包括享受平價煤、低利貸款，甚至還以改善民生為名義由行政院撥款為電廠新增發電設備。在政策大力輸血、市場壟斷經營以及「首都效應」等多重利好的刺激下，首都電廠迅速壯大並實現了非常好的效益，在1928年劃歸國營的時候，電廠的固定資產僅有21萬元，到1937年就增至958萬元，增加了足足45倍，在很多年裡，企業的年均獲利率都在20％－25％左右，是當時國內效益最好的大型國營企業之一。
到1937年，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建設委員會以首都電廠需籌措巨額發展資金，而國家一時難以籌措為理由，提出將首都電廠以及無錫的戚墅堰電廠——它在1928年前也是私人企業，後被沒收歸為國營——向社會公開招收商股，「以提高社會投資」。這一建議在該年的4月1日獲得國民政府訓令批准。僅僅過了一個多星期，建設委員會就完成了首都電廠的資產評估工作。它還迅速擬定了具體招股辦法，主要內容為：第一，將首都電廠、戚墅堰電廠合併，組織揚子電氣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公司資本均定為1000萬元，除建委會各保留20％之外，其餘均招收商股。而商股的辦理工作交給了一家叫做「中國建設銀公司」的民營企業。
奧妙全藏在這家神秘的中國建設銀公司身上。它是1934年由宋子文親自創辦的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他在被迫辭去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長之後，轉身就成立了這家企業，當時他看上去已絕意仕途，他對張公權表示「決計棄官就商，且具做『中國摩根』意願」。從表面上看來，公司是根據《銀行法》和《公司法》註冊的私營公司，但實際情形卻遠非如此簡單。公司初期的發起股份中大部分來自國家銀行與最大的十幾家商業銀行，後來漸漸都轉移到個人名下，特別是宋子文和孔祥熙家族的名下，其中，僅宋子文就以敦厚、悅愉、嘉禾等不同戶名擁有大額股份。公司的股東乃至董事和監察人不是政府主管財政經濟的高官，就是活躍於商界的金融大亨，或者本身就是身兼二任的人物，彼此之間很難劃清界限。因此公司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與政府保持著一種極為特殊的關係。建設委員會的委員長張靜江以及3名常務委員中的張嘉和李石曾二人既是建設銀公司的發起人，又是公司的股東，而且張靜江還是排名第一的監察人，張和李則都是公司的常務董事。（建設銀的註冊股本金為1000萬元，其絕大多數並不出自股東的私人腰包，而是各銀行參股的數額，到了抗戰後期，宋子文等人以極低廉的價格，從國營銀行的手中收購了大部分股份。）
在建委會在招收商股的整個過程中，不論是擬具章程，還是吸收股份，一切都是在暗中進行，既未刊登招股廣告，又未對外公開宣傳。5月14日，揚子電氣公司在上海直接對外宣布資本業已募足。7月1日，兩公司正式宣告合併，新組建的揚子公司董事長赫然就是宋子文。就這樣，建設委員會將其苦心經營近十年的國營企業，以招募商股的名義出讓給了特殊的私人公司。
中國建設銀公司、揚子電氣公司的創立以及首都電廠的私營化過程，就是一個精彩而典型的官僚資本侵吞國家財產的惡例，其運作方式很具典型性，那就是，先以國家利益的名義進行收購，然後將獲得的利益私有化。參與其事的人中，有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中央銀行行長、建設委員會委員長，他們有的是職業革命家，有的畢業於歐美最好的大學，有的是虔誠的佛教徒或基督徒。可悲的是，在擔負國家重建責任的同時，他們的心思卻更多的放在了自己的財產積累上，而且採用的是最不光彩的盜竊手段。這與其說是一種道德上的墮落，倒不如說是不良制度必然伴生的罪惡。
這是一段讓每個人讀來都很不愉快的插曲，它似乎不應該出現在這樣的地方。但是，它卻無比真實而殘酷地呈現出了那個政權的內在荒誕性。在某種意義上，即將開始的八年抗戰將讓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至少延緩二十年，卻也讓這個政權多活了八年，在戰爭結束後，它仍然執迷不悟——甚至變本加厲地在原有的制度軌跡上愈行愈遠，四年後，它就被人民拋棄了。
與官僚資本集團的骯髒不同，民營企業家們則正在自己的事業里各自奮鬥。如果沒有戰爭，他們將迎來一個不錯的年份。
榮宗敬正在與工程師們潛心研製新的機器，預計每月可造紗錠5千，每天可造新式布機8台，性能比日本、英國的同類機器還好，價格卻便宜一半。在過去的三年里，榮家經歷了地獄般的煎熬，好在上蒼保佑，終於滾爬了過來，申新事業從上一年秋天開始重回正軌。夏天，榮德生的四兒子、21歲的榮毅仁從聖約翰大學畢業了，去年他剛剛與出生無錫望族的楊鑒清結婚，7月1日，風華正茂的小榮被老榮派到茂新麵粉二廠擔任助理經理，他興緻勃勃地草擬了一份計畫，準備在全國建幾十個麵粉廠，形成「麵粉托拉斯」。老榮笑著對他說，「你的瘋狂勁頭不象我，倒象你大伯。」
70歲的虞洽卿儘管在商場上已不復當年之勇，卻也剛剛渡過了生命中的一個風光時刻。1936年10月1日，為了祝賀他的70壽誕，上海市政府與租界當局決定將一條橫貫上海鬧市區的馬路「西藏路」改名為「虞洽卿路」，自開埠百年以來，之前只有老買辦朱葆三享受過這一榮譽。命名典禮是在熱鬧的跑馬廳舉辦的，滬上所有名流都盛裝與會，由他創建的「華商體操會」還進行了300人的檢閱表演。在過去的十年里，這位以「大調人」出名的寧波商人的人生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在他的主導下，小老鄉蔣介石得到了上海企業家集團的支持，從而打下了天下，可是後來，他的江湖地位日漸被後起的張公權、杜月笙取代，他苦心經略的銀行和交易所先後都易手他人，惟一值得欣慰的是，他的三北輪船公司一直發展不錯，現在以9萬噸位的規模成為全國最大民營航運企業。
作為上海銀行家中的倖存者，陳光甫的上海銀行是惟一堪與國營銀行抗衡的民營金融機構。到1937年，上海銀行的儲戶共計15.7萬人，按當時人口4.8億計算，每3000人中就有一人在該行開戶。上海銀行之所以沒有被孔宋吞沒，固然有種種傳言，不過，它獨一無二、面向平民的存儲理念也許是孔宋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