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0日，瘦瘦高高、25歲的哈佛大學研究生費正清乘汽輪到了上海吳淞口碼頭，他原本打算在這裡與新娘費慰梅舉辦一場東方式的婚禮，誰知道一周後爆發了「一·二八」戰事，他倉皇逃到北京，婚禮的規模要比他預想中的小但充滿了更多的神秘氣氛。他在日記中記載道，「我帶著新娘沿著皇宮的路回家，乘車穿過宮殿的大門，黃昏時抵達我們居住的衚衕，在燭光下，我們甜美而親密地吃西餐，屋外傳來中國人舉辦婚禮的笛聲和銅鑼聲。」就在這樣的文化交錯中，費正清開始了他命中注定的「中國式人生。」
新婚後的費正清在中國斷斷續續呆了七年，他去了許多地方，結識了很多一流的中國學者，他最喜歡的朋友是梁啟超的公子梁思成和他美麗無比的妻子林徽因，跟記者斯諾和政治家司徒雷登不同，學究氣很重的費正清不喜歡輕易的「站邊」，他只想用自己的眼睛來看中國。一開始他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了悲觀和懷疑，他甚至認為，如果日本擴大侵略，「農民將會默默地歡迎他們，因為農民的處境不會比現在更壞。」但是，四年後，他漸漸改變了這些觀點。
在抗戰的相當時間裡，他主持美國國務院的北京新聞處工作，向羅斯福總統彙報中國動態並提出建議是他最重要的工作，在這些後來公開的信函中，費正清一直在梳理自己對中國的觀察，在一開始，他認為中國是美國價值觀與其他價值觀衝突的戰場，因而文化上的改造是最重要的課題，幾年後，他意識到科學與民主的推廣似乎更為迫切，當他接觸到一些左翼人士後，他又認為那些能夠解決土地和農民問題的、受過西方知識分子教育的中國人才是中國未來的領導者。這都是一些交錯在一起的問題，它們從20世紀初就開始呈現在所有關心中國問題的人的眼前，一百年來，交織往返、纏纏綿綿，從來以一種混沌的姿態向前寸進。費正清用一個外人的眼睛，時而看得清醒，時而看得模糊，不過由於沒有參雜過多的情感因素，便比絕大多數的中國人要真實一點。
1948年，費正清出版了《美國與中國》，自此他被公認是第一流的中國問題專家，他此後的生命便一直站在美國與中國這個接觸點上，左右盼顧。他的觀點越來越趨於務實，他是最早主張美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知名人士，越戰一結束，他就建議通過旅遊與中國接觸，并力主取消貿易禁運。他說，「意識形態上的偏執，正在損害美國和中國的利益，」即便是在學術方面，他也越來越趨於方法論上的討論。羅德里克·麥克法誇爾在1973年匆匆出版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他把書稿在第一時間投寄給費正清，希望得到這位最權威的中國問題專家的指教，費正清十分喜歡這個極具天分、對中國問題入迷卻從來沒有到過中國的青年人，他把麥克調進了哈佛大學的費正清研究中心，並在最後讓他接替自己當上了中心的主任，不過他對後者有過一個很有趣的忠告，他告訴麥克，「在中國的黃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彎前行的船，而沒有注意到那些在岸邊拉縴的人們。」也就是說，你必須站得更高更遠，才能看清事實的全部。
晚年的費正清堅信，中國和美國可能處在兩條終將相會的道路上，因為我們都在致力於各自的現代化。
他在1987年出版的《觀察中國》中寫道，「鄧小平近幾年推行的務實主義，不是使人聯想到毛，而是使人聯想到約翰·杜威於1919年對中國進行的講學以及當時五四運動胡適派的改良主義觀點。」這種長跨度的、戲劇性的歷史衍續在費正清的眼中似乎從來沒有斷裂過，在另一段文章中，他告訴人們，「中國可能選擇的道路，各種事件必須流經的渠道，比我們能夠輕易想像到的更窄。」他之所以說更「窄」，而不是說「更多」或「更廣」，確乎是有他自己的判斷，他是高齡的歷史學家，他應該看到了歷史的某種必然性，否則不會這樣寫。
費正清致力於中國問題研究長達60年，直到1991年去世。他被公認是西方思想界的「頭號中國通」，甚至是一個「皮美骨中」的西方人。他創建了哈佛大學的東亞研究中心，這個機構到今天還是歐美最重要的中國問題研究重鎮，他主編的《劍橋中國史》（書名很容易被認為是英國劍橋大學的研究成果，其實，這個名字來自於哈佛大學所在的小城名字是「劍橋」——Cambridge）前後創作時間長達25年，聚集了世界各地12個國家的100多位中國研究專家撰稿，展示了中國史研究的最高水準。1991年9月12日，他把剛剛完成的《中國：一個新的歷史》書稿交哈佛大學出版社，兩天後去世。
費正清喜歡用一種俯瞰的視角觀察中國，在成名作《美國與中國》的開篇第一段他就如此寫道：「中國人民生活的根本問題，常常可以從空中一眼看出：受到侵蝕的棕黃色丘陵、混濁江河泛濫的平原、小塊小塊的綠色田地，以及攢聚在一起形成村落的簡陋茅屋、錯綜如網狀的銀白色水稻梯田和水路，是無數世代折斷腰背苦力勞動的見證——這一切都是由於太多的人，過分密集在太少的土地上，從而使人們為了維持生命，耗竭了土地資源以及人的智慧和耐力。」
費正清的眼睛肯定還在天上瞭望著中國，他看見人民幣正在持續的升值，他看到中國貨潮水般地湧向全世界並開始遭遇抵制，他看到東亞格局正在朝新的方向演變而美國在尋找更均勢的平衡機制。如果他回到25歲時登陸中國的吳淞口，他會看到那些消失了半個世紀的外國銀行又紛紛搬回到了原來的大樓，而他回到迎娶費慰梅的西總布衚衕，還會看到黃昏下新的婚禮正在舉辦，新人一邊吃西餐一邊聽屋外悠揚的笛聲和喧囂的銅鑼聲。
歷史在這樣的一雙眼睛裡，似乎沒有懸念而只有必經的輪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