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象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道一聲珍重，道一聲珍重，那一聲珍重里有蜜甜的憂愁。沙揚娜拉！
——徐志摩《沙揚娜拉》1924年
1924年4月12日上午十時，一艘輪船沿黃浦江緩緩駛進上海匯山碼頭。船上，一位戴著紅帽子、銀須白袍、宛若神仙的老者揮手向歡迎的人群致意，他就是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文豪、印度詩人泰戈爾。在隨後的兩個月里，泰戈爾颳起了一場充滿了甜蜜氣息的中印文化交流熱浪，一群年輕的、操著嫻熟英語的中國詩人圍繞在他的身邊，彷彿重新燃起了東方輕靈文化的篝火。其中，最狂熱的崇拜者是從劍橋大學留學歸來的詩人徐志摩，他每天陪著泰戈爾四處演講，還隨同去了日本，在那裡，他寫出一組溫婉嬌羞的新詩，在每一個段落的最後，他都以「沙揚娜拉」為結束。徐志摩的新詩顯然比幾年前胡適的口水詩要精緻得多，卻沒有了咄咄的時代氣味。
沙揚娜拉，日語「再見」。具有諷刺意義的是，1924年並不象徐詩人所描述的那麼甜蜜，卻真是一個「再見」的年份。
短暫的和平在這一年被打破了，軍閥們再次開戰。尤其糟糕的是，此次戰火居然燒到了商業繁榮、過去數十年里一直沒有重大戰亂的江浙一帶，1924年9月3日，江蘇直系督軍齊燮元為奪取上海，向盤據上海和浙江的皖系督軍盧永祥、何豐林開戰，雙方相持於嘉定、太倉、瀏河一帶，江浙工商業頓時風聲鶴唳。緊接著，東北奉系軍閥張作霖以援助皖係為由，跟直系吳佩孚在山海關開戰，雙方投入30萬人，為近年來規模最大的戰事。吳佩孚因為馮玉祥部臨陣倒戈而戰敗，奉皖聯手，組成臨時執政府。張作霖入關後，粗暴對待知識界和持不同政見者，政局一直動蕩不安。人們對北洋軍閥終於徹底失去信心，在南方偏據多年的國民黨再次成為被期待的力量，1924年11月，孫中山受邀北上共商國事，不料，他的身體狀況突然惡化，在第二年的3月12日因肝癌病逝於北京，終年59歲。在遺言中，他告誡全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還須努力。」
那年的天災也是不斷，長江、漢水並漲，武漢三鎮江堤多處漫潰，京漢鐵路被大水沖毀，地方志記載，「各項商業無不停頓，蕭條情況實為從所未有」。中原和西北一帶，受氣候影響，農產品已經連續多年歉收，河南等省份還發生了饑荒。
在產業經濟方面，歐洲各國進入戰後復興，中國再成被爭奪的市場，日本勢力仍然強勁，再加上連年農產品歉收，各種原材料大漲，脆弱的民族產業受到嚴重衝擊。其中，景象最慘的是前些年發展最快的棉紡業，從1922年10月到1924年6月，上海交易所的棉花平均價格上漲了73％，廠家不堪其重，爆發了紗廠危機，到1924年初，三分之一的上海紗廠停產歇業。在經濟寒流到來的時候，民族工業抵抗風險能力的贏弱逼現無遺，與同在上海的英資、日資企業相比，本土紗廠的管理水平明顯落後，生產效率低下，流動資金太少，金融體系的支持也十分不足，因此，在經濟繁榮的時候可水漲船高，而危機到來時，則會率先出局。從數據來看，就在紗廠危機期間，英資怡和紗廠仍然有30％的股息可以分配，而日本紡織株式會社的年度利潤率也高達25％。華資的華豐、寶成等大廠相繼被日商兼并。
在這場危機中，最轟動的事件是商界精神領袖、「狀元企業家」張謇的破產。
晚年的張謇把大量的精力投注於政治事務和南通模範城的建設，他到底有多少時間化在生產經營上不得而知。大生集團在1919創下盈利380多萬兩的最高記錄，到1922年就因棉花漲價而出現了虧損，該年虧掉70萬兩，其後就江河日下。到1924年，大生已欠下400萬兩的巨額債務，直奉戰爭爆發後，東北和華北市場已慘不可問，更糟糕的是齊燮元與盧永祥居然還在家門口開火，江浙市場一動搖，大生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到1925年，大生集團已經資不抵債，光是大生一廠的債務就已經高達906萬兩，張謇被迫把苦心經營將近30年的全部企業交給債權人接辦，在陳光甫的安排下，中國、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銀行和永豐、永聚錢莊組成債權人團全面接管大生企業。已年過72歲的張謇晚年居然遭遇如此劫難，他不由感嘆「不幸而生中國，不幸而生今之年代。」
張謇商業王國的陡然衰落，除了棉紗產業的危機外，還有三個很重要的原因。一是理想主義的沉重包袱，為了南通的公共事業，大生紗廠常年無償輸血，已超出企業正常的負擔，到1924年前後，大生一廠僅為企業和公益事業的墊款有70多萬兩，對其他企業的借款超過112萬兩，以往來名義被其他企業佔用的也接近這個數字，三項合計超過了全部營運資本的45%。企業辦社會，最後拖累大生。二是多元化經營失控，張謇晚年反省失誤時承認「本小事大」、「急進務廣」，其中失誤最大的投資是墾牧產業，墾牧業帶有很強的社會公益性，投資大，周期長，而且受海潮、氣候等自然條件的影響，張謇先後創辦了近20家墾牧企業，圍海400萬畝，累計投入資金達2119萬元之巨，十餘年中，所圍海堤三次被特大颱風襲毀，墾牧項目先後全數失敗，紗廠資金被迫去填了大黑洞。三是企業管理混亂，大生雖是中國最早的股份制企業之一，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張謇的光環太大，晚期更是近乎於「神」，集團內各實業公司都沒有基層負責的規定，事無巨細，表面上都要向他請示，而他的大部分精力又在企業之外，對於經營實情並不完全了解，因此，管理弊端叢生，一旦發作，便無藥可救。
晚年的張謇從雲端上墜下，在最後的歲月里竟飽受煎熬。自企業虧損之後，種種流言四起，每次開股東會他都不得不面對指責，好幾次會議不歡而散，在一份寫給股東的信中，張謇十分無奈地說，自己已七十多歲了，為人牛馬三十年，也可以結束了，他欠大生的債務，可以從股息和退隱費中分年償還。他還給自己在狼山之畔選了一塊墓地，自擬對聯：「即此粗完一生事，會須身伴五山靈」。墓上不銘不志，只簡單地刻著「南通張先生之墓闕」，沒有頭銜，沒有裝飾。在生命的最後一個月，他還去視察江堤，為鹽墾事業做最後的努力，因勞累過度，他發起高燒，1926年7月17日，一代「狀元企業家」在無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他的陪葬品是：一頂禮帽、一副眼鏡、一把摺扇，還有一對金屬的小盒子，分別裝著一粒牙齒，一束胎髮。（張謇下葬時頗為寂寥，並沒有關於他的陪葬品的記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8月24日，張墓被紅衛兵當作「四舊」砸毀，孫女張柔武目睹墓中葬物。）
春與人俱老，花隨夢已空。張謇的破產和去世，意味著士商時代的一去不返，此後中國商界再沒有出現如他這樣具有重大公共影響力的全才型人物。胡適為他的傳記做序言，稱他是「近代中國史上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毛澤東則說，「中國的民族工業有四個人不能忘記……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其實，張謇之應該被記憶，何止「輕工業」而已。（毛澤東說的另外三個不能忘記的人分別是，「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化學工業不能忘了范旭東，運輸航運業不能忘了盧作孚。」）
在1924年前後的中國社會，社會矛盾的糾纏和複雜讓人不安。1923年底，文學家魯迅在對北京學生的演講中，流露出了他的悲觀，「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造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是不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的問題，而且總要打到的。但是從那裡來，怎麼地來，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在這段話中，讀得出部分知識分子因絕望而產生的對「血的革命」的渴望。在當時中國，正出現了一個十分微妙的景象：人數日漸龐大的勞工階層與同樣新興的企業家階層出現了利益和價值觀上的矛盾，這種矛盾隨著經濟危機的爆發漸漸變得尖銳了起來。
在洋務運動之前，中國並不存在工人階層，隨著近現代工業的成長，勞工人數迅猛增加，在1913年，中國產業工人約60多萬，到1919年達200多萬，1924年前後人數已經超過500萬人。跟所有進入工業社會早期的國家一樣，中國工人的生存現狀是悲慘的，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一書中描述道，「微薄的工資、超長的工時，罕見、甚至根本不存在休假。醫療救助或保險總是緩不濟急，工人通常住在工廠或礦區所提供、住房條件惡劣到令人作嘔的宿舍。工人均被以號碼而非名字來稱呼。工廠內，管理人員欺凌工人的惡狀司空見慣。工資總是會無故被扣減，要求回扣的現象時有所聞。女工的人數多過男工，有些紡織工廠，女工比例高達65％，然而她們的工資甚至遠低於同工廠男工。僱傭童工的現象非常常見，特別是紡織廠。年僅十二歲的女工赤手在接近沸騰的大水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