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
——張謇江蘇省咨議局演講1909年
1905年的中國，是近代史上最激進的年份。朝廷以令人眩目的速度推出了各項變革，涉及政治、社會和財經等諸多方面，其力度之大、範圍之廣、震撼之強早已遠遠超出百日維新時期提出的所有內容。
然而，正如法國政治思想家托克維爾所言，「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時刻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1905年的晚清留給後世的懸念正是：為什麼變法力度如此之大，而最終還是無法避免帝國的覆滅？覆滅是變革導致的結果，還是變革失敗的結果？在改朝換代的過程中，經濟變革與政治改革的的權重有多大、它們應該如何協調推進？而且，企業家階層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變革的能量其實已經蓄積了三十年，它只是不斷地被打斷，然後又在內部的爭亂與外部的侵辱下，再次更猛烈地結集，它如地火在地表層下憤怒地流淌，一有裂縫，就會不可遏制地噴射出來，造成巨大的、難以控制的動蕩。在1905年，三種力量角力中國的態勢已經十分明顯，一是立憲派，一是革命派，一是搖擺遲疑的朝廷執政者，三者間的力量消長以及妥協合作，將決定中國的命運。企業家階層在這時還沒有構成為一個獨立的力量，他們因各自理念、利益訴求的不同，而分別選邊投靠。
庚子國變後，國民情緒曾經陷入短暫的消極，然後便又被極大地激發了起來，而刺激點便是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當年2月6日，日本對中國旅順口的俄國艦隊發動突然襲擊，兩國為了爭奪在東北的利益，以中國領土為戰場，展開了一場大戰，清政府竟然以「彼此均系友邦」為理由，宣布「局外中立。」這一仗一直打到1905年5月，以日本戰勝結束，這個東亞小國，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先後戰勝人口、國土面積均十數倍於自己的兩個大國，真正不可一世，崛起成亞洲最強的現代國家。
在日俄戰爭中，中國東北成焦土一片，百萬國民生靈塗炭，而主政者卻無比屈辱地作壁上觀，其無恥低能已無以復加，帝國的威嚴和信用雙重破產。在士大夫和知識階層，民族主義猛然抬頭，求變之聲不可阻擋。據日本學者市古宙三的計算，在這一年前後，前往日本留學的青年大大增加，人數很快超過萬人，費正清稱之為「到此時為止的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其中不少人成為中國政界、軍界、知識界和商界的重量級人物，日本著名教育家松本龜郎次在1927年曾統計說：「今日中國軍人中，位居中上將者，有三分之二曾經留學我國。」在國內，一項又一項的變法被提上了日程。
變法的內容，主要涉及財經、社會和政治三大方面。
清政府在財經上的除舊立新顯得最為大膽，這一點在後世很少被觀察到。因為不涉及政體，所以，晚年的慈禧對財經變革的奏摺幾乎是「從善如流」。然而，由於缺乏整體性的規劃以及國家主義的模式，晚清的經濟變革宛如一個怪胎，最終也因為國家資本與民間資本的利益鏈條的崩裂，而直接導致了帝國的滅亡。
早在1903年7月，朝廷就專門設立了商部，成為中央政府制定商事法及相關法律的主要機構，下屬設立了商務局、勸業道、商律館、商報館、公司註冊局、商標局等各級商務行政機構，張謇等商業名流被延聘為商部顧問官，第二年1月，頒布《欽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9條和《公司律》131條，這是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公司法。此後，又頒布實施《商會簡明章程》等一系列商事法規。1906年頒布《破產律》和《試辦銀行章程》、《大清礦務章程》等等。這些法律的擬訂和發布，建立了第一套比較完整的商法體系，意味著中國公司由沿襲千年的特許主義，進入到了現代商業的準則主義。1906年，朝廷進一步將商部改組成農工商部，同時設立學部。
商部還仿照西方國家和日本的商會模式，倡導各地商人設立商務總會和分會。1904年頒布的《商會簡明章程》有二十六條具體的操作規則，其中第二條規定，「凡各省、各埠，如前經各行眾商，公立有『商業公所』及『商務公會』等名目者，應即遵照現定部章，一律改為『商會』，以歸畫一。其未設立會所之處，亦即體察商務繁簡，酌籌舉辦。」這是中國第一次允許民間創建商人組織。
在行政機構創建、法律擬訂和商人組織的倡建中，朝廷多次表達了對商業的尊重。在商部成立的章程第一款中，就明文規定，「設保惠司，專司商務局所學堂招商一切保護事宜。」在1904年的一份上諭中更說，「自積習相沿，視工商為末務，國計民生日益貧弱，未始不因乎此。」所以，必須「掃除故習，聯絡一氣，不得有絲毫隔閡，致啟弊端，保護維持尤應不遺餘力。」這些聖旨語言上傳下達，對社會風氣和輿論的引導無疑是十分具有震撼性的。
更有趣的是，為了表達重視商業的決心，朝廷算是費足了腦筋，雖然皇上手中已經沒有「米」了，但還是可以送出一大堆的「帽子」，在專門公布的《獎勵公司章程》中就明確寫著，「現在朝廷重視商政，亟宜破除成見」，於是規定，獎勵之大小視集股之多少而定，集股5千萬元以上者，獎予商部頭等顧問官職，並加一品頂戴；集股2千萬元以上者可封一等子爵、一品頂戴及雙龍金牌，1千萬元以上封男爵，5百萬元以上、8百萬元以下者，則獎予商部四等顧問官，加四品頂戴。一個叫張振勛的商人因集資招股和捐獻「貢獻尤大」，被授予侍郎銜三品京堂候補、考察商務大臣、太僕寺卿。
這種重商政策，自秦始皇以降，千年一見。民國學者楊杏佛曾感嘆地說：「中興名臣曾國藩僅賞侯爵，李鴻章不過伯爵，其餘百戰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今乃以子男等爵獎勵創辦實業之工商，一掃數千年賤商之陋習，斯誠稀世之創舉」。這種用行政等級「吸引」和「獎勵」企業家的行為，似乎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色，百年以後仍屢試不爽。
清政府在經濟領域接二連三地釋放出來的變革決心和措施，讓帝國氣象為之一新。費正清在《劍橋中國史》中認為，「只是在1905到1911年中國工業出現之後，利潤的誘惑才佔了上風，經濟收益才變成主要動機。」
自《公司律》等法律出台後，中國有了正式的公司數量統計，據張忠民在《艱難的變遷——近代中國公司制度研究》一書中的計算，從1904年到1910年，全國正式註冊的公司大約410家，這個數量遠遠高於1903年可能存在的100多家公司，另據林增平的統計，前30年有據可查的72家近代企業中，官辦、官督商辦佔總資本額的77.6%，商辦只佔22.4%，到這一時期前後正好倒了過來，商辦資本已佔76.3%。1905—1908年中，全國新設廠家201家，投資合計達4581萬元，年均設廠50家，年增資本1145萬元。年均設廠數分別超過洋務運動30年的20多倍與甲午後的2.5倍，投資額分別超過5.7倍與2.9倍。投資範圍也更為廣泛，除原有的繅絲、棉紡、火柴等業有了較大發展外，煙草、肥皂、電燈、玻璃、鍋爐、鉛筆、化工等業也有了民族資本企業的出現。股份制公司到1911年時已達977家。
很多學者認同，1905年前後數年，「民之投資於實業者若鶩」，公司創辦數量超過了洋務運動30年國家投資的總額。日本的中國問題專家安原美佐雄因此斷定，1905年是中國現代工業發展的新起點，即從「國家興業時代」進入到了「國人興業時代。」
1907年，創辦8年的大生紗廠舉行第一次股東會。當時，大生對其他企業的投資和往來達到了40萬兩，這些投資並未經過股東同意。會議的記錄迄今仍較為完整地保存在南通檔案館的大生檔案中。在1904年《公司律》之前，大生的地位可以說是「無限制、無法律之地位」，張謇的好友、官股代表鄭孝胥提議「改為有限制、有法律完全之公司」，取名「大生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贊成。至於另外投資的企業，則建議成立一家「通海實業公司」來管理，不與大生發生直接關係，在原有40萬兩以外加撥20萬兩，共60萬兩，算是大生撥給通海的股本，分12萬股，每股5兩，股票分發給大生股東。
在股東會上，還發生了一場官股與民股的爭論。
會上有股東提議確立股權，一到一百股，每股一權；一百股以上到五百股的每二十股加一權；五百一股以上到無限股，每四十股加一權。股東王紹延當場提出，「商股沒有五百股以上的股東，所定五百股以上每四十股加一權，明明是為官股而發。」另有股東則認為，「這樣設計，大股太吃虧，特別是官股」。股東張澹如說，「官股股數多，不是商股所能敵，股數多的，權數遞減，為保護小股，不能不這樣。」股東陸叔同則質疑，「為什麼官股一定不能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