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至民國初，北方最著名的實業家就是周學熙，周學熙是繼盛宣懷之後，聲名最隆、成就最大的官商。他出身官宦世家，父親周馥早年追隨李鴻章，官至兩廣總督，也是一個著名的洋務派大臣。他跟袁世凱關係緊密，一度成為北洋政府的財政操盤手。周氏實業龐大，是民國初期規模最大的實業集團之一，與江南的張謇並稱為「南張北周。」
周學熙三十歲時就當上了開平礦務局的總辦，一方面是因為他精於商略，另一方面則因周家與張翼是兒女親家關係。張翼賣局後，周憤然辭職，隨後投奔當時正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山東巡撫袁世凱，兩人氣味相投，袁的一個兒子與周的妹妹結婚，於是親上加親，結成官商同盟。
周學熙對開平被騙耿耿於懷，發誓要將之收回，他認為能源是一切工業的基礎，「煤為製造之根本，根本不立，他事皆無基礎。」在張翼倫敦敗訴後，他當即向袁世凱提出「以灤制開」的策略，就是在開平礦附近，再開辦一個比開平大十倍的灤州煤礦，將開平礦區的礦脈團團圍住，然後通過競爭壓垮開平，使其就範，最終達到收回的目的。
這個很有創見和野心的想法得到了實施，1907年，灤州煤礦有限公司成立，周出任總理，以50萬兩官銀啟動，另募200萬兩商股，註明不允許外國公司入股，「招股許可權為華商，概不搭入洋股。」為了表達支持，已經升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凱宣布「灤州煤礦三百三十平方里嚴禁他人採礦，」同時明定該礦是北洋官礦，為北洋軍需服務。
周學熙在灤州開礦時，手腳並用，土洋齊上，既使用了最新式的採煤機械，也土法上馬挖了很多小煤窯，一時間開平礦區四周星羅棋布，頓成被圍之勢，十分恐怖。從1908年正式投產到1912年，灤州煤礦產煤130多萬噸，在京津市場的銷量不斷上升。為了形成市場壓迫，周學熙一開始就使上了價格戰，同樣品質的煤硬是比開平的價低。在1906年到1910年期間，開平的效益一直非常不錯，年均獲利有200多萬兩，股息率年均達12.5％，但是，灤州煤的騷擾戰略，還是讓英國人大呼吃不消，1911年之後，開平煤也就地降價銷售，甚至一度把價格壓到比灤州煤還低。周學熙也有點受不了，他向各洋行借款，又遭到開平公司的暗中阻擾，最後不得不發行了150萬兩的債券。
開平與灤州的纏戰，打到雙方皮開肉綻，兩敗俱傷。周學熙與英方就兩礦合併事宜多次談判交涉，雙方在公司性質、利潤分配和管理權三個敏感問題上爭執不下。最後，英商眼看中央政府抱定支持周學熙的態度，爭執下去已沒有好處，便同意將開平交還中方，代價是要「贖款」270萬英鎊。周學熙討價還價，減至178萬英鎊。英方已決定同意。可是，局勢在1911年10月又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突變。
那個月，在武昌爆發了辛亥革命，朝廷岌岌可危，北方港口各國軍艦拉響警笛，彷彿又重現11年前庚子國變的兇險景象。灤州公司的股東們生怕再次出現當年被洋人槍杆子奪走煤礦的悲劇，匆匆同意再議合併。於是，主客頓時易位，11月，開平、灤州達成「合辦條件協議十款」，同意合併成中英開灤礦務有限公司，股權對等平分，利潤則由開平得六成，灤州得四成，管理權由英方把持。
開灤合併的得失，在商業史上很有爭議。有學者認為，這場合併對於開灤雙方都是好事，兩大煤礦從此不再打價格戰，達到了整合的規模效應，在商業談判上也算是平等，與當年的張翼賣局已不可同日而語。也有學者認為，開灤合併實質上是「以開並灤」，灤州煤礦以十倍面積只得四成利益，而且管理權盡入英人之手，其結果與周學熙的開辦初衷簡直南轅北轍。開灤案例再次以最直接而殘酷的方式證明了那個道理——國不強，則商不立。此後三十多年，開灤煤礦始終被英資公司控制，一直到1948年底才由新中國收回。
周學熙對開灤合併的結局當然是十分傷感，他拒絕出任新公司的督辦。在日記中，他慨然曰，「吾拂虎鬚，冒萬難，創辦灤礦，幾頻絕境，始意謂，將以灤收開，今僅成聯合營業之局，非吾願也。」他還在家中寫了一副對聯，「孤忠惟有天知我，萬事當思後視今。」壯士未竟之意，斑駁落寞紙上。
就在灤州煤礦跟英國人大打出手的同時，周學熙利用袁氏背景創辦了眾多實業，跟盛宣懷一樣，他經商的主要手段是謀求官商壟斷，而一生最重要的商業對手，則大多是跨國公司。
1906年，他辦了啟新洋灰廠，這是惟一的大型國產水泥工廠。當時水泥市場被日本企業壟斷，為了擠垮啟新，日商採取價格戰，一袋日本水泥在日本本土的銷售價是每袋2.97兩，運來中國的運費平均每袋2.5兩，但日商卻以每袋3兩的價格出售，明擺著每袋虧損2.4兩。啟新起而應戰，將原來每桶的售價從2.25兩降到1.55兩，袋裝水泥則從每包1兩降到0.7兩。為了降低製造成本，周學熙要求自己控制的灤州煤礦以七折價格向啟新供煤。同時，他充分利用官商優勢，包攬了當時幾乎所有重要的建築工程項目，諸如淮河鐵路橋、黃河大橋，青島、煙台、廈門、威海等地的海壩、碼頭，以及北京圖書館、燕京大學、大陸銀行、交通銀行、河北體育館、上海郵政總局等有名建築，用的都是啟新公司的的馬牌水泥。在修建京張、京漢鐵路時，朝廷甚至明令要求使用馬牌水泥。雙管齊下，周學熙硬是從日本商人手中搶走水泥市場，壟斷中國市場十餘年，銷量達到全國總銷量的92％以上。
1908年，周學熙獲准在京城建設自來水工程，他用22個月把20萬米長的水管鋪遍了北京城。1915年，周學熙在天津創辦紗廠，他向袁世凱討得特權，所購機器料物及棉花等原料免除一切捐稅，製成的紗布也只徵收一道出廠稅，之後在各省銷售不再徵稅。這種優惠自然讓紗廠獲得暴利。此外，他還創辦了中國實業銀行，投資創辦耀華玻璃公司，擁有公路、鐵路和運河的運輸主動權，逐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周氏企業集團，其總資本最高時達到4000多萬銀元，為全國最大企業集團之一。
在經商同時，周學熙還擔任了袁世凱的「錢袋子」。1912年，袁出任民國大總統，國庫空空如也，周學熙受邀出任財政總長，他跟英、法、美等六國財團洽談借款事宜，當時國事一日三變，南北貌合神離，以周學熙的手段竟也沒有騰挪的空間，在袁世凱的催促下，最終達成向英國滙豐、德國德華等五國銀行借款2500萬英鎊的「善後借款協議」。這筆貸款以全國鹽稅為抵押，是財政史上的一大痛事，而且，債券九折出售，八四實收，實際借到不過2100萬英鎊，再扣除之前的種種墊款600萬英鎊、各省已借的280萬英鎊以及革命期間各國損失賠款200萬英鎊，政府實得竟不過債面的一半，可是，47年的利息卻高達4285萬英鎊。周學熙在這場談判中百般周旋，受盡折磨，條款公布後更是被國人痛罵賣國，他深以為恥，不久就辭去職務。
1915年，他再度被袁世凱請出擔任財政總長，當時，張謇則擔任農商總長，「南張北周」一同入閣，算是報章上的一件軼事。兩人都由官紳而成鉅賈，但是卻因路徑不同，而有著完全不同的經濟政策理念。
張謇在創業過程中深受官僚之害，所以他一直認為官方介入企業只會破壞經營自由，與民爭利，必然導致企業的失敗。他同情在官僚和外商夾縫中艱難生存的民營企業，用「千萬死中求一生」來形容私人企業的困境，所以他願意代表私人資本發出縮減壟斷、擴張民營的呼聲。他就任農商總長後就發布公告：「從今天開始，凡隸屬本部的官辦企業全部停辦，改由招商承辦；但是有一些大宗的實業，比如絲茶機械等，一兩家私人公司是無法經營的，但其重要性關乎社會農商業的進步，那麼，可由官方先作規劃，引起人民的興趣，然後交給民營承辦。」其思路脈絡，與日本明治維新的主張基本偶合。
周學熙則儼然是官商出身，所從事商業都與政府絲縷相關，頗得其利。所以，與張謇的自由商業主義全然不同的是，他在財稅經濟等各方面都表現出強烈的國家主義。他提出要「實行國家社會主義，使各種產業勃興，大開利源」，他主導規划了十大實業與交通建設項目，包括雲南銅礦、延長石油、利國鐵礦、漠河金礦、秦皇島商埠、海塘船塢、口北鐵路、各省鐵路，沿江一帶實行森林法，開設紡織工廠等。這些項目都帶有濃厚的中央計畫色彩。
也是在當總長的時候，他謀劃在天津辦紗廠。他一方面廣邀政府中的大員入股，袁世凱的兒子、政府總理、內閣部長及大軍閥等多人成為股東，另一方面就是向政府爭取種種政策優惠，在取得了稅收上的重大減免後，他甚至還提出「在直、魯、豫三省專辦30年」，也就是整個華東地區只能由他老周家獨營紡紗廠。此議要得到財政部和農商部的共同批准，周自己就是財政總長，很爽快地蓋了「同意」的大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