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企業史上，盛宣懷被視為「商父」，他是一個絕代的天才型官商。然而，也正是因為他的才華超眾和意志堅強，卻也把洋務事業引向了一個百劫不復的深淵。
盛宣懷每辦一實業，必身躬親為，不嫌其煩。修建鐵路時，他已年過五旬，而且時患哮喘、痢疾等惡疾，他仍然奔波各地，在病榻上處理事務。他交際廣大，據記載，有常年通信的人士就多達2000餘人，每有私密重要信函，必親撰親寫，其精力旺盛實在駭人。
終其一生，盛宣懷的所有事業都是在跟國際資本的競爭中壯大起來的。他所開拓的實務，無論是輪運、礦務、電報，還是鐵路、鋼鐵和銀行，都是一個現代商業國家的基礎性產業，每一項俱事關國計民生，稍有不慎，都可能動搖國本。更為驚心的是，他身處一個財盡民貧、國家飽受侵略屈辱的亂世，國庫空虛，官僚腐敗，民眾迷信，幾乎沒有可以依賴的力量，他憑一己之力，以弱者的身份呈現強人之姿態，從列強手中奪回了諸多的國家主權和經濟權益。
他對國外資本從來十分排斥，以強悍的姿態與之抗衡。在招商局時期，他跟英美公司在長江航運上打了10年的「水仗」，洋商為了壓垮招商局，一度把運費降到過去的一成，他硬是挺身而戰，最終把對手逼到談判桌上籤訂了「齊價合同」。在辦電報局的時候，他頂住壓力，通過艱苦談判，將兩家外資電報公司在沿海地帶的電線全數拆除，讓「洋線不得上陸」，維護了國家的主權。辦鐵廠和修鐵路也是一樣，他堅持以我為主，反對洋股介入，甚至因此與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重臣公開抗辯。在礦務勘探和開採上，他每一聽說洋商發現或打算開採某一工程，就必定要急急地寫信給朝廷，要麼阻止要麼搶先，總之千方百計要把礦權攬入懷中。數十年間，在很多時刻，盛宣懷的確扮演了國家經濟利益捍衛者的角色，這也是他十分值得尊敬和懷念的地方。
盛宣懷與洋人競爭的重要手段，就是充分利用政府壟斷資源。早在創辦輪船招商局的時候，他就提議用40萬石漕運業務來為公司「打底」，在跟洋商打「水仗」的時候，他要求李鴻章給予種種政策上的優惠扶持，譬如減免漕運空回船稅、減免茶稅、增加運籍水腳以及緩提官本等等。辦鐵廠和修鐵路的時候，他更是雙管齊下，一方面要求「軌歸廠造」，保證了漢陽鐵廠的利潤，另一方面則全面排斥洋資進入。1893年，上海機器織布局因失火造成重大損失，盛宣懷被派去救局，他以保護民族紡織業為由，提出兩大產業政策，一是嚴禁洋商進口紡織機器而設廠，二是織布局的紡織品銷售「免完稅厘」，這一卡一免，就為陷入困境的企業放出了一條活路。
盛氏的這種經營戰略，在後來的中國經濟學者看來一點也不陌生，它幾乎是所有國營壟斷型企業的必殺招數。其利在於，壟斷能夠產生龐大的效益和競爭力，其弊則在於，企業因此患上「政策依賴征」，並沒有形成真正的市場競爭能力，就跟百年後的無數國營企業一樣，在擺脫了初期的困境之後，國營體制所內在的制度弊端必然愈演愈烈，終成不治之症。據當時人士記載，盛氏所屬的諸多企業都官氣沉沉，同鄉遍地，效率低下，費正清在《劍橋中國史》中描述盛宣懷主持下的通商銀行，「董事們主要關心的，是控制各省與北京之間匯劃政府經費這一有利可圖的業務，沒有向工業提供貸款的打算。其少數的工業貸款，也主要給了盛自己掌控的企業。」這種壟斷型國營企業的利弊，百年以後視之仍然是昭然若揭。費正清因此對他的評價是：「由官員變為官僚企業家的最明顯的例子是盛宣懷……他喜歡搞官場上的權術而不惜犧牲健全合理的商業經營方式。他在那些明顯地享受著壟斷或者大量官方津貼的企業中無往而不勝，而在有競爭的企業中卻往往敗北。」
盛宣懷的恩師李鴻章曾用十六字形容盛宣懷，「一手官印，一手算盤，亦官亦商，左右逢源」，這種「一體兩面」的官商形象，正是洋務運動的一大特色。在千年的正統儒家思維中，商人天性重利，社會地位排在官士農工之下，與乞丐、妓女為同流。晚清國衰，幾乎所有的有識之士都開始改變對商人的觀感，官督商辦既是無奈之舉，也有深刻的進步性。可是，在具體的操作中，政府始終無法遏制自己對權利的慾望，情形危機時，商人被大大地推在前面，而等到環境稍有更新，當即無情出手，不但攬事爭利，而且羅罪逐人，從來不假顏色。
作為「官督民辦」模式的首倡者，盛宣懷的基本理念就是：「民資可用，也可欺凌。洋資可用，絕不可信。」
他的所有實業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均有民間資本參與，他深信「非商辦不能謀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在拯救漢陽鐵廠一案中，盛宣懷的實業理念顯然比只知道「政治正確」卻從來「不問費多寡」的張香帥已是務實很多。不過從實踐來看，「非商辦不能謀其利」或是商業真理，「非官督不能防其弊」卻是大大的未必。在官督商辦企業中，商股在經營中都沒有說話權，僅為可利用者而已。在盛宣懷的經營團隊中，多有買辦出身的職業經理人，其中不乏象鄭觀應這樣的經營奇才，不過，這些資金及人才在盛看來，都無非是可以利用之「物」而已。對所有項目，他一直以政府代管人的身份牢牢地掌握著控制權。
盛宣懷到底是官員還是商人，在當時就有爭議。1897年6月，就當他如日中天的時候，他的一個下屬、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就尖銳地提出了這個問題。經元善早年是一個錢莊商人，與鄭觀應曾結拜金蘭，也是一個改良思想很激進的人，曾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個女子學校「經正女學」。他在給鄭的一封信中就直言盛宣懷「身份不明」，「任官督，尚忽於統籌全局之擴張，任商辦，猶未能一志專精乎事功」，他還引用一位蘇州商人的話說，盛的作派是「挾官以凌商，挾商以蒙官」。
數十年間，盛宣懷多次被言官彈劾，其指責大多是「害則歸公，利則歸己」，其指摘半是誣陷，半是事實所在。盛宣懷所經營企業，往往公私不分，沒有迴避制度，更沒有透明、公開的監管體制。他掌印招商局後，把買辦出身的徐潤、唐廷樞先後驅趕出局，同時則乘危將他們的股份據為己有，經多年暗箱操作，終於持股2.2萬股，值銀440萬兩，成為最大的個人股東。接管之初，他在清算產業時發現，購併旗昌洋行時有47間房產約合50萬兩，沒有列入帳冊，便密函李鴻章，建議派心腹數人另立一個公司收買下來，估計每年可得8％的收益，並詢問李是否願意附股。在創辦通商銀行的時候，為了爭取朝廷支持，他公然向大學士王文韶行賄，為他在銀行中「代留500股」。
正是在這種曖昧不清的經營活動中，他繼胡雪岩之後，成為了晚清「首富」。在他去世後，盛家請出「世家恩公」李鴻章的長子李經方出面主持清理財產，認定財產總額為白銀1349萬兩。盛宣懷一生自詡為國經略，嘗說「言者皆指為利權在手，不知此皆千百人之公利，非一人之私利也……不過想要就商務開拓，漸及自強，做一個頂天立地之人，使各國知中原尚有人物而已。」在如此慷慨陳詞之下，身處一個民窮財盡的年代，居然能聚斂如此財富，實在是一個大諷刺的事實。
盛宣懷這類「天才型官商」的出現，既是偶然，也為必然，總而言之卻是中國商業進步的一個悲劇。他以非常之手段完成不可能之事，卻始終無法擺脫官商邏輯。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他的強勢試驗，在暮氣重重的晚清帝國掀起了一輪實業建設的高潮，取得了驚人的突破，另一方面，則因其強勢的官商風格，讓洋務運動越來越濃烈地籠罩上了國營壟斷的氣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