輸卻玉塵三萬斛，天公不語對枯棋。
——陳寶琛《感春》1895年。
1892年2月4日的《紐約時報》登了一則新聞稱，「大清國開始發生該國歷史上最大的變化，毫無疑問，這種變化在今後若干年裡對整個帝國產生深刻影響，甚至可能進一步打開保守封閉的枷鎖，將大清國帶進人類進步歷史的前沿，總之，將超越過去50年變化的總和。」
初讀至此，人人以為大清帝國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發生了，其實，被報紙信誓旦旦地認定為「最大變化」的是一則花邊新聞：20歲的光緒皇帝開始學英語了。從這一年的一月開始，每天由兩個受過英美教育的國子監學生負責教授皇帝學英語，這件事情還以詔書的方式告知全國。美國記者的邏輯推演是：皇帝屈尊學英語之後，3000年的「老規矩」就會被放棄，國家制度就將被改變，接下來，「大清國就應該在文明國家的行列中佔據一個適當的位置。」
可惜的是，歷史沒有耐心等待這種漫長的理性演進。很快，它以一種殘酷的方式，讓中國人猛地瞪大了充血的眼睛。
1894年7月，清朝與日本因朝鮮問題爆發戰事，因為這一年是甲午年，史稱甲午戰爭。這兩個在20多年前同時進行近代化改革的東方國家，決定當面較量。
據《世界軍事年鑒》的統計，當時清朝的海軍能夠排到世界海軍實力的第八位，而日本海軍則是第十六位。雙方艦隊中的不少中層指揮者，都是西方軍事學校畢業的同學。而在陸軍方面，日本的陸軍是在明治維新之後才開始興建，不超過10萬人。可是，戰事從一開始就呈現一邊倒的局面，7月開戰，中方先是敗於平壤，清軍狂奔五百里，將朝鮮全境讓於日軍。繼而，在黃海的海戰中失利。從9月到11月，戰火延燒到本土，82營數萬清軍僅三天就丟失鴨綠江防線，接著再失重鎮旅順口。1895年1月，中日海軍的主力在威海衛一帶決戰，僅短短十餘日，戰事便以中方完敗告終，主將丁汝昌自殺。李鴻章苦心經略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滅。
甲午慘敗，清王朝被迫簽署《馬關條約》，賠償驚天巨款，並割讓台灣。日本獲賠白銀2.6億兩，加上擄獲的戰利品和現金，合銀3.4億兩，相當於日本全國年財政收入的6.4倍。日本得此巨款，竟一時間不知如何使用，時任日本外務大臣後來回憶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好幾億兩，我國全部收入只有幾千萬兩。所以，一想到現在有3.4億兩白銀滾滾而來，無論政府還是私人都頓覺無比的富裕。」此筆巨資被大量用於修築鐵路，發展航運、造船和機械製造，明顯提高了交通和工業水平，中日國力從此越拉越大。另外一件重要的變革是，日本利用甲午賠款進行了幣制改革，建立起金本位制。從19世紀70年代起，歐美等國相繼採用金本位，銀價不斷下跌，導致銀本位國家貨幣貶值和匯率不穩，這也是當時的兩大「白銀帝國」——中國與印度衰落的一大原因。所以日本也想建立金本位，但苦於資金不足，一直沒能如願。甲午賠款一舉解決了資金問題，為建立金本位奠定了財政基礎。日本學者寺島一夫在《日本貨幣制度論》中說：金本位是「日本資本主義的一環，能與其他列強角逐世界市場的金融標誌」。
《馬關條約》是在日本馬關的春帆樓簽訂的，雙方談判時，李鴻章坐的凳子竟比日本人都要矮半截。後有國人至此遊覽，莫不視之為「第一傷心地」。據基督教廣學會《萬國公報》報道，簽約之際，日本首相、明治維新主將伊藤博文與李鴻章曾有一番對話，兩人各主國政，多年相識，堪稱老友，伊藤說，「日本之民不及華民易治，且有議院居間，辦事甚為棘手。」言下之意頗有炫耀日本「三權分立」的議會制度，李鴻章不知就裡地答曰，「貴國之議院與中國之都察院等耳。」伊藤說，「十年前曾勸（中國）撤去都察院，而（李）中堂答以都察院之制起自漢時，由來已久，未易裁去。」李鴻章喃喃無以應答。條約簽訂後，李鴻章當夜吐血。
正如伊藤所諷，清帝國的制度滯後已是天下共見，可惜統治者一直未肯直視。
自1840年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儘管還經歷了1860年的第二次鴉片戰爭、1884年的中法戰爭，不過，最後的尊嚴仍未喪失，甲午戰敗卻是半個世紀以來，帝國遭遇到的最大失敗，而且是最具恥辱性的失敗。統治者從此自信心喪失殆盡，因背負巨額賠款，政府的獨立財政破產，靠向西方大國舉債度日。帝國上下，則莫不瞠然，始時莫名驚訝，繼而悲憤激狂。
在中國歷史上，甲午戰敗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時刻，所謂「一戰而人皆醒矣」。晚清至民國初年最傑出的改革思想家梁啟超嘗言，「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則甲午一役始也。」後世的葛兆光教授也在《中國思想史》中認為，「這種深入心脾的憂鬱激憤心情和恥辱無奈感覺，大約是中國人幾千年來從來不曾有過的。」
便是在這種歷史性的悲涼時刻，三個中國知識分子各自做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選擇：37歲的康有為選擇了變法，29歲的孫中山選擇了革命，42歲的張謇選擇了實業，而其終極目標都是救國。
1895年4月，《馬關條約》傳到北京後，舉國激憤，人人思變，雪恥強國之聲陡然放大。時值十八省1300多名舉子在京會試，37歲的廣東南海考生康有為在一夜之間趕寫萬言書，提出「拒和、遷都、變法」，強烈要求光緒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是為震驚天下的「公車上書」。
在接下來的三年半里，中國進入了一段維新變法的時期。自此，以知識分子為主的維新派替代以中高級官吏為主的洋務派，成為中國改革的新主流。
康有為的上書得到了光緒的積極回應，他和弟子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先後進入中央核心，成為朝廷最炙手可熱的新潮人物。他們向皇帝提出了眾多激進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建設現代化軍隊、提高稅收、發展國家銀行系統、建立鐵路網路、成立現代郵政系統，以及建立培訓學校來提高農業品質等等，這些設想與洋務派在理念上基本一脈相承。為了向全社會推廣維新理想，康、梁等人先後在北京、上海、天津和湖南等地出版了《中外紀聞》、《時務報》、《國聞報》和《湘報》，全國議論時政的風氣逐漸形成，在這以前，全國各地的茶館大都貼著一張紙條「莫談國事」。到1897年底，各地已建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33個，新式學堂17所，出版報刊19種，英國傳教士傅蘭雅（John Fryer）在他主編的《上海新報》上評論說，「整個中國，書籍生意大幅增長，連印刷機都跟不上這步伐，中國終於蘇醒了。」連一些洋務派大員也加入到了維新的行列，湖廣總督張之洞甚至加入了康有為組織的強學會，還公開認捐5000兩，並擔任上海分會的會長。
維新運動的發起者儘管是一群趕考的意氣書生，不過在當時影響最大的維新書籍卻是由一個買辦寫成的，他就是十多年前寫過《救時揭要》和《易言》的鄭觀應。
鄭觀應在過去的十年里，一邊忙著為盛宣懷打理各地的實業事務，一邊還在完善著他的變革思想。1894年春夏，就當甲午海戰開打的前後，他刊印了五卷本的《盛世危言》。他自稱，「時勢變遷，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在這部書中，他繼續呼籲「習兵戰不如習商戰」，提出創辦新式銀行、平等中外稅收、收回海關權、鑄造簡便通貨等等切實可行的措施。他更大膽地提出向日本學習，「何不反經為權，轉而相師？」這種務實氣魄絕非尋常書生可比。另外，更為重要的是，他比十年前更為清晰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內容包括實行立憲、設立議院、進行公開選舉，他堅定地寫道，「政治不改良，實業萬難興盛」。
《盛世危言》一經刊印後，很快洛陽紙貴。一些朝廷官員將之向皇帝獻進，光緒看後大為讚賞，命總理衙門印刷2000部散發給大臣閱看。經過皇帝的推薦，此書成了近代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時政類暢銷書，英文的《新聞日報》刊文說，一些地方的考試常以《盛世危言》中的內容作為考題。該書在當時對國之青年的影響非常之大，很多年後的1936年，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斯諾的交談中就說，「由於父親只准讀孔孟經書和會計之類的書籍，所以在深夜把屋子的窗戶遮起，好使父親看不見燈光。」他偷讀的書中就有《盛世危言》，此書讀畢「激起我想要恢複學業的願望。」（除了《盛世危言》之外，另一本很轟動的維新書籍是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嚴復是福建侯官人，早年就讀於福州船政學堂，後被公派到英國留學，他對達爾文的進化論十分讚賞。1898年，他翻譯出版英國生物學家赫胥黎寫於五年前的一本著作《進化與倫理》，並定名為《天演論》，該書所提出的「弱肉強食、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等進化理論應合了當時救亡圖存的國民情緒。）
同樣是在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