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1870-1910:留著「辮子」的洋務運動 第三章 1884年:盛宣懷奪權

登樓四望真吾土,不見黃龍上大旗。

——黃遵憲《到香港詩》1885年

1882年前後,以輪船招商局的興盛為標誌,洋務運動進入到了第一個高潮期。連鄭觀應這樣的大買辦都轉而投靠,不得不讓人讓洋務事業充滿了信心,長久以來,使帝國一蹶不振的憂傷似乎開始消散。

這種景象在上海的股票市場上呈現得非常清晰,前些年還無人問津的洋務企業股票,現在成了搶手貨。這年9月27日的《申報》上刊載了一則新聞,列舉了洋務企業的股票價格,其中,輪船招商局的票面額為100兩的股票,市價為253兩,上海機器織布局、開平礦務局、湖北長樂銅礦、熱河平泉銅礦和湖北鶴峰銅礦的股票(票面額均為100兩),市價分別為110兩、216.3兩、168兩、256兩和155兩,鄭觀應很興奮地給盛宣懷寫信說,「現在上海公司股份無一不漲,平泉股本不過數萬,其漲尤甚。」

從1882年到1887年,在《申報》上刊載過股票買賣價格的共有36家企業,它們是近代中國的第一批股份制企業,時人評論說,「招商局開其端,一人倡之,眾人和之,不數年間,風氣為之大開,公司因之雲集。雖其中亦有成與不成之分,然其一變從前狹隘之規則。」從這些股份制企業的行業分布可見,礦產投資是熱點,對能源的爭奪一直是中國公司利益格局重組的一個主題。

盛宣懷是最早看到這一商機的人之一。在被任命為招商局會辦後,因為有唐廷樞和徐潤兩人的存在,他在局務上幾乎沒有插手的空間,所以在十年時間裡,他一直被李鴻章派到其他一些開創性的實務中歷練。光緒二年(1876年),他在給李的信函中說,「各省現設船、炮局,需煤日多,與其購英美各國及日本之煤,利自外流,不若采中土自產之煤,利自我興。」李鴻章深以為然,認為「中土仿用洋法開採煤鐵,實為近今急務。」他當即委派盛宣懷去湖北開採媒鐵礦務,盛帶人日行二、三十里,在荊州、宜昌一帶探煤勘鐵,頗為辛勞。之後幾年,他奔波各地勘礦,相繼勘探了湖北大冶煤礦、山東登州鉛礦、遼寧金州鐵礦、錦州煤礦等等,完成了近代中國第一次全國範圍的礦務勘探活動,堪稱是礦務開採事業的篳路藍縷之舉。在他的示範下,唐廷樞創辦了開平礦務局,朱翼甫開採了平泉銅礦,近代第一批工業化開採的礦產企業集群式的誕生了。

除了礦業上的開創性成就外,前些年一直被妖魔化的電報電話業也實現了突破。1880年秋,盛宣懷創建中國電報總局,自任為總辦,籌劃架設從天津到上海的電線。為了辦電報,盛宣懷可說是煞費了苦心。他一方面要跟各地的官吏打「太極拳」,說服並誘使他們同意架設電線,另一方面,又要解決經費短缺的難題。與創建招商局時一樣,他再次提出了官督商辦的理念,親擬章程,籌措民資。與此同時,他還一力抵制外資的電報投資。在李鴻章的支持下,中國電報總局先後收回了英國大東、丹麥大北公司設在沿海岸上的陸線,中國的電報網路復歸中資所有。一直到1908年前後,電報總局共修建電報線2萬公里,連接大多數商業和戰略中心城市,完成了全國性的電線幹線建設工程。

經礦務、電報兩役,李鴻章對盛宣懷的才能大為讚賞,在給朝廷的奏摺中表彰說,「該員才具優長,心精力果,能任重大事件,足以幹濟時艱。」

在他看來,這位與他心意連通的忠誠弟子已經真正的成熟了。很快,他做出了一個冒險的決定。

1884年,就當盛宣懷辦電報總局初見成效之際,他突然得到機會入主輪船招商局。

在過去的幾年裡,招商局經營紅火,年獲利潤已過百萬兩,官家和商家的心思都變得活絡起來,官督商辦的體制矛盾漸漸地變得無可避免。

唐廷樞、徐潤兩人系買辦出身,他們認為「官款取官利,不負盈虧責任,實屬存款性質」。自1882年春天,鄭觀應入局後,商辦的思潮更加濃烈,鄭對洋務官僚的警惕比唐、徐更為堅決,他嘗言,「官之與民,聲氣不通」,工廠企業「一歸官辦,枝節橫生,或盈或虧,莫敢過問。」當三人的理念達成共識後,他們便聯名給李鴻章打了一份報告,希望將官款「依期分還,幣息陸續繳官,嗣後商務由商任之,盈虧商認,與官無涉,請免派員。」

此議等於要把招商局民營化,這顯然不合大大地李中堂心思,可以說是腦後生出了反骨。

事實上,在最初創辦的那些官商合營企業中,因官本贏弱,啟動資金大多來自民間,經營也基本仰賴買辦,所以,強調商辦原則是一個潮流。從這些企業的章程中,都可以看到經營者在這方面的強調。唐、徐在他們主持制定的輪船招商局章程中,即強調輪船招商局「歸商辦理」,鑒於此前並無這種先例,為減少可能由此帶來的麻煩,他們接著表白稱:「查商人踐土食毛,為國赤子,本不敢於官商二字,稍存區別。惟事屬商辦,似宜俯照買賣常規,庶易遵守。」在開平礦務局的章程中,同樣明確表示:「查此局雖系官督商辦,究竟煤鐵仍由商人銷售,似宜仍照買賣常規,俾易遵守。所有各廠司事,必須於商股之中選充,方能有裨益事。」徐州利國礦務局的章程也明白無誤的表明:「礦務以減少成本為首要。一應事宜概照商人買賣常規,撙節核實辦理,不得稍涉糜費,以重商本……一切工作事宜,均以中國商民為之。」為商應當去除官場習氣,這似乎是當時的一個共識,上海機器織布局便在章程中聲明:「事雖由官發端,一切實由商辦,官場浮華習氣一概芟除,方能持久。」

這些道理,對於一向開明的李鴻章來說並非不可接受,這些章程,寫在紙面上也無不大礙,可是要據此將企業徹底的民營化,卻是李中堂大人所決然不允的。他的心思也很容易看透:洋務派大吏辦企業,一是為了「強兵」——軍事上的需要,二是為了「富國」——增加財政收入,企業一旦民營,便無法直接掌控。從文化心理來分析,千百年間,商人從來「富而不貴」,為九流之末,跟他們一起合資辦企業已是迫不得已之計,現在要鬧「獨立」,自然在官僚們看來是萬萬不行的。

此外,還有一個讓李鴻章不放心的就是,買辦們在經營官督商辦企業的時候,也按「慣例」經營著自己的私人企業。這中間無疑存在著嚴重的利益輸送的混亂景象。以唐、徐兩人為例,他們來招商局後,相繼創辦了長源泰。長發堆棧等流通企業,此外還辦起了中國第一家保險公司——仁濟和保險公司,這些公司與招商局有大量的關聯交易,難免給人上下其手的觀感。(需要註明的是,即便官商盛宣懷接管後,也一樣的如法炮製,一邊以國家為名辦企業,一邊搞了一大堆私人公司斂聚財富,這一陋習一直延續到民國一代的宋子文、孔祥熙。中國官僚企業家的職業道德和官商文化的惡劣令人感慨。)

於是,唐廷樞等人的那份聯名信成了官商決裂的導火線。

盛宣懷當然看到了這種離心景象,他久窺寶座,自然不會放過此等離間時刻。他密信呈報李鴻章,詆毀唐、徐辦事無能,「細審任事諸人,並不加意勤勉,反覺遇事疏忽」,他特別告狀具體主事的徐潤,說「局內視為無足輕重之人」。具體而言,他認為唐、徐治局有兩大罪狀,一是任用洋人管事,不合大清體統,所以「急宜及早斥退,以符定章而免後悔」,二是任用私人,局中同事多是親戚,「始而濫芋,繼而舞弊。」他所陳述現象,都是當時買辦人物及民間公司的常見之事,不過從國營體制而言,就成不可饒恕之罪了。他還聯合朱其昂的胞弟、當時也在招商局任職的朱粹甫,處處為難唐、徐兩人,朱是官派人員,掌管關防印章,他每每不到局裡辦公,或手握印章「屢請不到」,弄得唐、徐苦不堪言。

到1884年,盛宣懷的機會終於降臨。這一年,上海爆發金融危機,徐潤曾利用主管招商局財務之便,私自挪用16萬兩巨款炒作房地產,這時醜聞東窗事發。李鴻章委派盛宣懷查處這一事件,盛宣懷奏報朝廷,說徐潤「假公濟私,馴至虧欠局款,實屬瞻玩」,所以應該革職處分,並令其照數抵賠。徐潤提出,他在招商局11年,僅領薪水2.5萬兩,局中存有各項餘款70萬兩,作為出資股東,他按照既定章程可提取兩成分紅,可不可以用這筆分紅抵銷所欠局款。盛宣懷斷然拒絕。徐潤「凈身出局」。他職權被奪,股權盡失,不得不變賣所有的地產,以至「家業蕩然,生機盡矣。」徐潤成第一個因體制衝突而「犧牲」的國營企業經理人,百年以降,他的名字後面將悲者如雲,蜿蜒百里,迄今尚不見盡頭。

徐潤被拔除後,第二年春夏間,唐廷樞也被調離招商局。盛宣懷終於當上了夢寐以求的督辦之職。上任之後,他當即宣布朝廷「派大員一人認真督辦,用人理財悉聽調度。」唐徐時期,官派人員很少插手具體的經營事務,而自此之後,盛氏身兼督辦、總辦雙職,終於弄得官商不分。他還暗用政府權勢,逼迫其他的私人股東一一撤股,使

上一章目錄+書簽下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