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慶元
阿扁在台北市執政四年，得罪過他的經常沒有好下場，衡量的依據往往不是人民的福祉，而是個人好惡的小格局。尤其，陳水扁「消滅」蔣家父子的動作，不但沒有象徵威權的瓦解，反而是象徵著一個新威權的誕生。
在台北市四年的阿扁執政，怎一個「恨」字了得？
從陳水扁的成長過程和問政理念與經驗中，可以發現，陳水扁為什麼在他當上台北市長以後，往往是用「恨」來解決問題。
坎坷的幼年成長經驗，讓陳水扁在一九九四年底參選台北市長時，道出一段「木瓜干與大冰箱」的故事；這個故事說出陳水扁直到追求妻子吳淑珍的時候，還以為「冰箱」是「衣櫃」，而「烏魚子」是「木瓜」，足見其貧苦的成長過程。
而陳水扁也絕少提到他的父、母親，其因素充滿悲情，社會傳出許多版本的說法，不過，人無選擇父母的自由，社會會同情陳水扁，但是，這些際遇深深影響陳水扁的人格，也是難免的。
而在問政的經驗中，陳水扁曾經遭遇美麗島事件的衝擊，選舉台南縣長時，甘苦與共的吳淑珍橫遭車禍，導致半身不遂，選舉結果又是落敗；後來加上入獄服刑等挫折。
可以這麼說，陳水扁是在悲情中走過來的人，而許多從悲情走過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走出悲情，他可能開始變成讓別人走入悲情的人。
這就如同中國傳統所謂「多年媳婦熬成婆」，許多媳婦在好不容易熬成婆婆以後，就忘記了當年她是如何遭受婆婆的虐待，還有，她當年是如何的痛恨婆婆。她不但忘記了這些，她還開始仿效她日夜詛咒的婆婆，開始如法炮製，甚至青出於藍的來虐待她的媳婦。
在陳水扁執政的四年間，我們看到了一個充滿恨意的陳水扁。
陳水扁的執政「恨史」中，最顯著的就是對蔣家父子的恨。
蔣家父子蔣中正和蔣經國在台灣四十年的執政，雖有若干地方可以讓歷史來批判，但是從台灣政經、社會的歷史發展來整體論定，蔣家對台灣有重大貢獻是無可置疑的。
但是，陳水扁的歷史視野看不到這些，他只看到兩蔣時代曾經發生的「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壓制反對運動和監控政治犯案例、黨禁、報禁等歷史恩怨。
所以，翻遍陳水扁曾經說過的話，似乎找不到一句是從歷史觀點來公平論斷蔣家父子的，換言之，陳水扁對蔣家只有一個「恨」字。所有蔣氏父子殫精竭慮，維持台灣四十年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社會安定和教育進步等不可磨滅的功績，在陳水扁的眼中，就如同他唾罵台北市議員林瑞圖一樣，只是一團「屎」而已。
陳水扁對蔣家的恨，充分顯露在其執政之路上。
首先，陳水扁一上任台北市長之後，就毫不客氣地拆掉市長室內的蔣中正、蔣經國父子肖像。
緊接著，一九九五年二月十四日，陳水扁在市政會議上宣布：卸下所有市府所屬單位禮堂、會議室內的蔣公、經國遺像，從此，蔣氏父子的肖像在台北市整個消失。沒有一個市府單位膽敢違抗陳水扁的指令，哪個單位還敢讓陳水扁看到他心中所「恨」的蔣氏父子，單位主管肯定下台一鞠躬。
陳水扁為了讓蔣家從台北市徹底消失，可說毫無掩飾地陸續出招。
一九九五年的六月十日，陳水扁來到北投區湖底路一百四十九號的陽明山蔣公舊行館，當場決定把行館和周圍六幢原侍衛、蔣公當年招待訪客的日式住宅，規劃為藝術文化活動場所。陳水扁以推動「藝術文化」的美名，消滅掉一個在台灣歷史上值得保存的地方。
這樣還不夠，陳水扁進一步做出一個連蔣家當年都不會做的動作：拆除擁有合法建物和土地權狀的蔣緯國別墅。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陳水扁在未通知當事人的情況之下，率領市府相關官員，來到台北市至善路三段七十一巷二百零一號的蔣緯國別墅前，決定請市府有關單位撤銷其建物和土地登記，讓蔣緯國的別墅由合法變成違建，然後再執行所謂的「依法拆除」。
這一消息傳出，可真嚇壞了許多台北市民，試想，擁有合法權狀的房子都可以在陳水扁一人的喜好之下，一夕間淪為違建，蔣緯國的命運尚且如此，小市民又能如何？
尤其，在台北市，早期類似蔣緯國購自政府土地或房屋的房地產案例，相當普遍，雖然這是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產物，但事後來評斷，這種現象的確是有特權成分在內。
只是，這類的案例這麼多，為什麼陳水扁獨挑蔣家的別墅來下手，當然這跟他心中的「恨」有關。否則，國民黨位於台北市中山南路旁，「總統府」正對面的中央黨部大樓，一樣是運用執政黨的特權低價取得的，陳水扁為何不撤銷其土地登記，並拆掉國民黨新建的大樓，反而是在忸怩作態，聲言不發給執照之後，仍然力排眾議，發給執照？
於是，蔣緯國的別墅在一九九六年二月六日，被台北市建管處拆除。「憲法」保障人民財產的權利，摧折在陳水扁的「恨」意下。事後，蔣家進行「刑事訴訟」等法律行動，陳水扁面臨敗訴後，還私下展開與蔣家進行和解，歸還土地等動作，其中究竟動用多少市民納稅錢來賠償蔣家，各方說法不一，但以賠償作為秘密和解的條件，是肯定的事實。
有趣的是，蔣緯國的公子蔣孝剛事後把土地分成三份，一份自己保留，兩份出售後，買主竟然可以向市府請領合法的建照蓋房子。其標準只憑陳水扁的愛與恨而已。
到了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陳水扁宣布將「總統府」前的介壽路更名為「凱達格蘭大道」，「總統府」前廣場定名為「凱達格蘭廣場」。美其名為重視原住民，其實目的還是在懷恨「介壽」兩字。
再過來就是解決掉「士林官邸」，這已是蔣家在台北市的最後象徵，陳水扁在一九九六年四月十三日宣布，三個月後市府從「總統府」收回士林官邸，同時要在這裡舉辦大型飆舞活動。他要利用單純的年輕人，用飆舞來踐踏蔣家，來發泄他心中對蔣家的恨。
陳水扁還說：「李登輝再壞，也比蔣介石、蔣經國父子好些。」（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五日訪問美國所言。）
雖然陳水扁口口聲聲說，這些對蔣家的動作象徵威權的瓦解，而實際上，陳水扁在做這些動作時，蔣家的威權早已是過眼雲煙。所以，陳水扁的動作不但沒有象徵威權的瓦解，反而是象徵著一個新威權的誕生。
此外，陳水扁的「恨」還發揮在前行政院長郝柏村以及台北市地方法院院長鬍致中的身上。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間，陳水扁強調郝柏村住宅有佔用台北士林復興橋拓寬用地，約三十多坪，是「大特權」，要求有關單位立刻處理，全力執行。而台北市新工處也表示，其佔用道路用地部分已完成土地徵收，並於一九九六年度辦理地上物補償。
相對照於陳水扁對郝柏村用地徵收的急急如律令，關於李登輝「總統」重慶南路官邸後方，佔用巷道達三百多坪的圍牆，陳水扁不但不執行拆除，還通過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審議，以變更地目的方式，將重慶南路二段五巷廢巷，由巷道用地變更為住宅區，不讓市民通行，犧牲了小市民的行路權。
陳水扁對郝柏村和李登輝的「恨」、「愛」分野，表露無遺。
胡致中在陳水扁心中的恨也是難以消除的，他曾經「依法」數度傳訊陳水扁市長，陳水扁不理他，他還發拘票準備拘提市長，硬是要阿扁上法院，搞得陳水扁很不痛快。
於是，陳水扁逮到了胡致中在台北金華街宿舍家裡有違建的好機會，予以報仇泄恨。雖然在事前，工務局長李鴻基簽報該違建並不妨害公共安全、景觀與交通，且符合陳水扁宣示的三十平方米以下，可納入分期分類暫緩拆除範圍，但是在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陳水扁仍下令拆個痛快。
問題出在，此時陳水扁和副市長陳師孟的家裡，一樣遭人檢舉都有違建，但陳水扁任由外界強烈質疑兩套標準，自己人的違建說不拆就不拆，不拆就罷了，陳水扁夫人吳淑珍還數度嘲諷那些抗議她家違建的人是在「作秀」。
其實，會有兩套標準，只有阿扁心中的恨可以解釋。
陳水扁的恨還恨到獨具的新聞自由權。
《中央日報》是阿扁討厭的報紙，因為常常批判他，於是，陳水扁就通令所有市府單位都不準訂閱《中央日報》，也不準在這家報紙上面刊登廣告。
連曾經長期給予反對勢力和民進黨奶水的自立早、晚報，也曾因批評阿扁，遭受類似的命運。
同時，一位《聯合晚報》的記者也因為在報道中，經常直言阿扁的缺失，該報即遭威脅如不調換該位記者，市府就不再於《聯合晚報》上刊登廣告。結果，該位記者遭到調線之後自請辭職。
至於省屬的台視，則因竹子湖發射站有求於陳水扁准予租地，不但不敢得罪阿扁，還得在新聞報道里多關照阿扁。而《中國時報》系也因「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