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九之敗，值得檢討的地方很多，一是缺乏產權背景和有效管理約束的「一人機制」，二是趙新先的衝鋒式的多元化擴張。如日本戰略專家大前研一所言：「中國的機會太多，以致很難有中國的企業家專註於某個領域。其實，進入一個行業，先專業化，然後全球化，這才是賺錢的唯一途徑。」
在當今全球經濟圈，無視中國存在的人幾乎已經消失了，然而正如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馬丁·沃爾夫所擔憂的，「也許今天我們每一個人所議論的中國都是另外一個國家」。那些為中國一味歡呼或全力貶低的人，要麼是別有用心，要麼就是沒有一個「負責的肩膀」。相對而言，我們更願意聽到一些有建設性的聲音。
作為亞洲地區唯一進入全球前10位國際級管理大師排行榜的學者，大前研一曾經是「中國崩盤論」的提出者，可是在飛臨中國50次以後，他現在成了中國經濟繁榮論的最積極的鼓吹者。他曾經一再提及：「未來10年，世界最重要的課題就是如何與一個強大的中國相處。」他同時相信，中國的崛起，對於世界尤其是亞洲，首先是一個重大的機遇，而不是什麼威脅。
未來的競爭，企業——大前研一說國家亦如此——的財富不是源於自然資源，而是來自人的智力能量，這跟工業時代、大生產時代很不同。比如，在資源（能源、人力、物耗）型工業方面，人均國內生產總值3.5萬美元的日本肯定無法與中國、印度和東盟抗衡，這就要求日本從其成功的傳統模式中轉變過來。這樣的論述，對正在成長中的中國企業也不無啟迪。
在所有的好奇者中，大前研一的觀察也許比那些遠隔重洋的歐美學者更為現實一點，畢竟他經歷了日本經濟騰飛的整個過程，並是其中最重要的民間策劃人之一。作為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原子物理博士，他在20世紀80年代到1995年期間一直領導著麥肯錫日本公司。他所創辦的「一新墅」被稱為是「新生代商界和政界領導者」的搖籃。他太熟悉一個國家從貧瘠走向繁榮，一個產業從起步邁向成熟所必經的曲折和艱辛了。
「歷經20年的發展，中國企業有沒有到自己尋找方向的時刻？」30多年前這個曾經讓松下幸之助、井直熏們激動不已的設問今天終於降臨到中國公司的身上了。沐浴過所有光榮和困頓的大前研一顯然比別人更容易看到歷史的輪迴：「在前發展時期，西方企業已經為後進的企業樹立了追趕的標杆，我們知道該朝哪個方向努力，但現在，我們已經追到一個陌生的十字路口，一切該由自己來決定方向了。」
那麼，中國企業家們做好自己來決定方向的準備了嗎？2006年，中國的出版社引進了大前研一的新著《專業主義》，這個書名似乎就是直指中國公司而來的。這是一本論述企業家專業精神的著作，大前研一在一開始就預言：「專家階層的勢力遲早會增強，並動搖日本的產業界。」這本書與他之前的一些著作頗為不同，正如大前研一在序言中所說：「本書寫作的目的並不在於做出預言，而在於強調培養專家的方法。」它不再大而論道，而是用更成系統的語言論述了專業主義對於E時代企業家的重要性。他的這些觀念之形成並非一日，其實2006年他在上海接受採訪時，就曾從這個角度考察過中國和中國公司。
「中國的機會太多，以致很難有中國的企業家專註於某個領域，並在該領域作出卓越的成績。」在那次訪問中，大前研一這樣說，「但專註是賺錢唯一的途徑。可口可樂專心做可樂，成為世界消費品領域的領先者；豐田專註於做汽車，成為日本利潤最為豐厚的公司。進入一個行業，先專業化，然後全球化，這才是賺錢的唯一途徑。」
在過去的這些年，「籃子與雞蛋」的討論一直在中國企業家中間翻來滾去，而我們看到的事實卻是，幾乎所有成功的企業都走上了多元化的道路。在未來的幾年內，我們可以毫不費力地預測，那些自以為完成了原始積累的企業將相繼殺進以下領域——汽車、房地產、醫院、金融、教育及保險產業，可是它們中間有多少會成為專業者，卻無從知曉。
大前研一的新觀點是，在面向未來的激烈競爭中，一個公司或個人，唯一的生存之道是專業，任何企業家對自我的培訓，必須向專家化的方向開展。這位早年曾領導麥肯錫日本公司的管理學家為此提供了一套新的評價和培訓工具，其中包括提升領導者的「預測力、構想力、議論力、適應矛盾的能力」。大前研一說，我給中國企業家的建議是，專註於某個小的領域，爭取在這個領域做到最強，這需要時間，但這與中國的文化不符。
中國的文化是什麼？是秦始皇式的「大一統」？是唐玄宗式的「盛世幻象」？還是成吉思汗式的「跑馬圈地」？欲言又止的大前研一把問號輕輕地懸晾於文字之外。
「中國企業必須找到未來獲利的來源。利潤來自於實力，而不僅僅是成本更低，在降低成本的同時，要努力做得更好。為了做得更好，你必須有自己的技術秘訣。否則，別人很容易仿造，競爭的結果就是被迫不斷降價。」這是一段幾乎不需要論證的邏輯，只要稍稍懂點經濟學常識的人大概都不會反對，可是當它從大前研一這位日本管理大師嘴中一字一頓地說出來的時候，讓人聽來竟有一種悚然的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