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大企業家，首先應該是一個思想家，是一個善於進行政治思考的社會精英。
正如很多人所觀察到的，牟其中是一個講政治的企業家，牟其中本人對此也從不諱言。在他自撰的一篇題為《企業也要講政治》的文章中，他寫道：「這是非常危險的。中國是一個政治與經濟不能分離的國家，這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不過，我即使感覺到危險，我還要干。」以經濟——具體到南德公司就是資本經營和智慧經濟——的手段，與政治資源相嫁接，通過改造現實的方式推進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最終實現其早年就有的所謂改造中國的抱負，這大抵是牟其中心目中的最高的經營境界。
客觀地說，企業家牟其中的每一步都是在這條大道上行走的。那位最終把牟其中推向「墳墓」的《大陸首騙牟其中》的作者吳戈先生也承認：「我想到牟其中這個人，心裡會有種感動，甚至很想哭。作為一個人，牟其中的一生是很坎坷的，可能有人憤恨牟其中的流氓行為；但作為一個人，他又是一個大寫的人，他很有才華，但最終他被自己的智慧和勇氣毀滅了。他的政治自卑感很強，同時又有很大的政治夢想，他喜歡以搞經濟的名義操練政治，這是他們那一代企業家的通病。」
事實上，在那些與牟其中同時代的企業家中，他並不是唯一一個具有強烈政治情結的人。甚至在改革開放的初期，「商而優則仕」還是無數傳統的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最理想的歸宿。有媒體在1997年對10年前榮獲首屆「全國優秀企業家」稱號的20位企業家進行了追蹤，結果發現，除4個人尚在原崗位上苦苦堅持外，其餘皆已離去，而其中歸宿最好的是轉而從政的3位。自民營企業崛起之後，這一現狀其實已得到了悄然轉變，包括牟其中在內的一代民營企業家已很少有人放棄已有的事業，他們更願意以另一種間接的方式來參與政治、表達自己的政治願望，這無疑是一個進步。然而，也就在這樣的進步中，「企業家應該離政治有多遠」成了一個很敏感而迫切的課題。
從牟其中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種種的迷茫和錯位。對這些迷茫和錯位的思考，才使牟其中在中國企業成長史上不僅僅是一個「笑料」，而且也是一個可以汲取的「養料」了。
牟其中曾經對自己有一段評價：「自己有很多缺點，但是有一個優點，就是中國企業家中沒有一個人像我經歷過這麼多當代中國的風波，並且是最尖銳的矛盾。因為我所想的和所做的遠遠超出了一個企業家應該想的和做的。」這段話或許不無標榜，可是卻道出了一點真實，那就是，牟其中的思想的翅膀常常會飛進政治家的花園而流連忘返。
1998年3月，筆者曾專程赴北京採訪這位已在人人喊打聲中惶惶然的中國首富，兩個小時的訪談過程，始而精彩，繼而混沌，終而不知所云。最後給我的一個錯覺竟是，坐在我對面的似乎不是一家經濟集團的總裁而是「國務院總理」。過強的政治參與意識和超越其身份和能力的政治謀劃熱情，已經讓晚期的牟其中沉浸在一種虛幻的政治執政角色之中而不能自拔。
事實上，這種搞不清自己是企業家還是政治家的角色錯位，一直貫穿了牟其中的經商生涯。
比如，他曾提出過兩個讓人嘆為奇聞的投資大設想：一是把喜馬拉雅山炸個缺口，讓印度洋暖濕的季風吹進青藏高原，讓冰天雪地變成萬里良田沃土；二是把雅魯藏布江的水引進黃河，解決中原地區缺水的問題。且不說可操作性到底如何，其設想本身就與正常的商業經營無關，而是一個非常大的國家課題，牟其中一本正經地召開新聞發布會作為一個商業投資項目提出來，與會者除了目瞪口呆實在沒有別的感想了。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開始了對國有企業的大面積改造。牟其中認為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而他一出手便又是一派大包大攬的架勢，他在南德集團的大廳里赫然立起一條金字標語，「為搞活國有大中型企業服務，振興社會主義經濟」，並以此為南德經營戰略的目標。一位經濟學家走訪南德，見此標語後莞爾一笑道，它實在應立在國家某部委的大廳里。他還提出了一個搞活3000家國有大中型企業的「765工程」，即為每家國有企業注入7.65萬美元的啟動資金，以達到迅速完成企業體制轉型、資產轉活的目的。牟其中還具體地談到執行的時間表：「第一年搞它300家，計畫引資18億美元，4年完成整個中國的工業化。」
他的滿洲里項目也如出一轍。1993年，牟其中抓住世界多極化的時機， 炮製出了一個「中俄美大三角」理論，宣稱將在地處中俄邊界的滿洲里投入巨資開發一個邊貿口岸，建立一個保稅倉庫，並促成中俄雙方公路的對接。在牟其中的鼓動下，當地政府還真批給了南德一塊10平方公里的土地讓其開發，牟其中信誓旦旦要在這塊歐亞大陸的起點上，吸引西方的資金，拓寬俄羅斯資源與中國北方相接緣的大市場，進一步再造一個「香港」，即北方香港。在這個項目的新聞發布會上，面對神情激動的中外記者，牟其中又宣布了另一個驚人的投資：他將出資31億美元給中國海軍購買一艘航空母艦。
1999年底，就在他被關進武漢看守所的日子裡，他仍然給中央寫信提出一個宏偉的「遠大規劃」：由他毛遂自薦牽頭，再造3個「國際特區」，一個建在中國，一個建在俄羅斯，一個乾脆建在美國，起步階段的投資金額至少在10億美元以上。他還順帶提出自費建一所「南德世界大學」，「在全世界範圍內為我國有效地吸引智慧並有效地管理智慧」，「將南德積累、試驗了20年之久的已經成熟的、以經營智慧為主要特徵的智慧經濟和生產方式向社會展示出來，通過示範效應，推廣這一全新的經濟增長方式，以期我國國民經濟以一個今天無法理解的速度增長」。
這真是一個讓人讀不懂的牟其中。也許在內心深處，牟其中堅信他的每一個狂想都能成真，也許他從來就沒有存心要欺騙誰。這個在30多年前就開始認真思考「中國往何處去」的曾經的愛國者，卻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作為企業家的牟其中，他自己究竟該往何處去。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他竟染上了「捨我其誰」的救世情結，一種遠遠大於他的認知水平和商業能力的抱負和責任感，把他浸釀成了一個不可救藥的自大狂。於是，在這個日益現實的商業時代中單槍匹馬闖出了一位堂吉訶德式的騎士。於是，牟先生的四面楚歌的末日，便成了他的必然的歸宿。
應該說，在這個激蕩的歲月，一代中國人在逼近現代文明時的種種狂想和瘋狂，甚至他們的浮躁及幼稚，都是不應該受到嘲笑和輕視的。在另外一個意義上，正是他們的狂想和瘋狂構成了中國社會得以一寸一寸地向前移進的精神元素之一。然而，對於一位職業企業家來說，牟其中的種種作為無疑表明他實在是一個沒有掌握方法論、認不清時勢坐標或者說對現代遊戲規則置若罔聞的商人。激越的政治熱情與草率的政治表現使他陷入了一種自己毫不察覺而在旁人視之則十分荒唐的錯亂，他是一個很典型的集「思想啟蒙的『先知者』與商業運作的蒙昧自大者」於一體的企業家。
牟其中基本上是屬於在民間生長的企業家，他從來沒有獲得過哪怕一項來自正統官方機構的榮譽認同，如勞動模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全國或某省市優秀企業家等等，他也沒有被任何有政府背景的社團組織接納為理事或會員，這是很罕見的。與他同時代的那些比他知名度要小得多的廠長、總經理們多多少少都有各種各樣政治上的待遇，唯獨牟其中是顆粒無收。當時一些主流的新聞傳媒如《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等，也幾乎沒有對他有過任何正面的報道或經驗介紹。總之，他是一個被主流社會拒絕納入視野範圍的另類企業家。他所獲得的一些「榮譽性稱呼」全部來自民間色彩濃厚的中小型雜誌，如他兩度被浙江省體改委主辦的《改革月報》雜誌評為「中國改革風雲人物」，他的「中國首富」和「中國第一民間企業家」的花環也來自於另一份由商業文化人創辦的《財富》雜誌。
對此，在自以為「思想和實踐均對中國改革作出巨大貢獻」的牟其中的內心，是十分寂寞和不滿的。他渴望獲得政治上的認同，渴望成為政治主流視野中的典型。在南德舊部的回憶中，常常提及牟其中在這方面的言論。比如，「現在要設法讓某某到南德來支持我，樹我為商界典範」，「誰能把某某請到南德來，我給誰100萬元」。他固執地一再給高層領導寫信，還不時舉辦網球賽、橋牌賽等等，千方百計地找上層關係。
牟其中之所以始終無法獲得正統輿論的公開認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所進行的商業實踐，無法被當時的主流媒體所理解和接納，而他的理論更是玄妙高深，讓人不可捉摸，甚至不知道該歸入哪一個領域的改革範疇。更重要的是，牟其中所保持的一種異端的政治姿態讓那些官方的機構和傳媒不敢苟同。
在南德，牟其中攏集了一些在政治上持激進立場的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