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興民族工業」的命題是1992年在啤酒行業被第一次醒目地提出來的。當時，國內各大城市的高檔酒家飯店被跨國啤酒品牌一統天下，國產啤酒無法立足，杭州的中華啤酒由此提出「振興國啤」的口號並引發一場大討論。從此以後，「振興民族工業（民族經濟）」便成了企業家口袋裡的一個紅喇叭，隨時可以掏出來叫幾聲。飛龍在搶注偉哥事件中便把其行為與「民族產業安全」相聯繫，並高呼這是一場「古老中藥文化與洋葯的世紀決戰」。事實是，飛龍的偉哥開泰最後以退出市場而告終，輝瑞的VIAGRA真的進中國了，可也沒把古老的中藥文化和中藥體系摧毀得怎麼樣。口號永遠是口號，激勵人心或許可以，但如果真正地當做戰略來實施，那就很可笑了；如果不分場合時間，振著手臂到處亂喊一氣，或者當做大棒到處揮來揮去，那就不止可笑，而且更可疑了。下面這幾篇新聞稿是記者們對彩電行業中的「民族工業旗手」們的一次集體質疑。
《工人日報》記者石述思：長虹每次降價都會舉起利國利民的大旗。這次也不例外，它在高喊全面讓利於消費者的口號之外，還不失時機地搭上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及擴大內需這班車。
這頗像前一段時間社會上頗為流行的「洪水機遇論」，最後對機遇的關注和歡呼甚至蓋過了對洪水帶來的陣痛和災難的反思。
我們不能重複類似的錯誤。必須承認，長虹此次推倒中國彩電業第5次降價戰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是其前一段時間囤積彩管、大搞「資源戰」的必然後果，某種程度上是將其自己不能承受的資金、產品積壓問題讓全行業一起扛。因而我們在討論這次降價帶來的機遇時，首先必須意識到中國彩電業將為此付出多麼昂貴的學費。須知1998年，彩電業降價戰曾使全行業利潤損失54億元。
《經濟日報》記者張九紅：如果說1996年長虹的降價，還可算是高舉民族工業大旗，今年的降價，只不過是一場毫無意義的內耗而已。事實上，今日的國外品牌，已基本是國產化的「雜交品種」。
看一看國內企業的競爭手段吧，目前價格仍然還是企業爭奪市場份額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法寶。過去幾年中，長虹或者說幾乎所有的國內企業追求規模效應的主要目的是實現價格優勢，而規模效應所應表現出的研發優勢，則恰恰被國內企業忽略了。
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又哪來足夠的資金進行持續的研發呢？這就難怪會出現經歷了十幾年的彩電工業發展之後，中國彩電企業仍然處於散件組裝廠地位，彩電更新換代所需要的關鍵技術一樣也沒有掌握在中國企業手中。更加難以避免的是，一個企業在產品上作出一些改變時，其他企業馬上也能推出同水平產品來。中國企業拿來的太多太多，而吸收消化轉變後加以創新再為我所用的，又太少太少，這就直接導致了規模企業優勢不強的局面。
看一看國外彩電，超平、純平、高清晰……一款一款的新品不斷被推出，而中國企業只有一款一款緊跟的份兒，何時國內企業開發出的產品能讓國外企業緊追不捨，那才是中國企業的希望所在。
《南方周末》記者劉洲偉：降價何以一直受傳媒熱愛？1996年彩電降價是新聞，往後每年一度，傳媒樂此不疲，是傳媒業可能上了彩電業的當，被「營銷」了。
別的行業也有降價，比如說飼料、建材、紡織品等等，哪個也沒有彩電業這麼醒目，似乎一舉一動關乎民族大業。實際的情形是，企業的品牌在新聞炒作中冉冉上升，這是企業無形資產的低成本擴張。我總覺得，降價是企業自己的事，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傳媒現在這個模樣，頗有點「皇上不急太監急」。
（摘編自《中華工商時報》1999年4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