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很多人對前途失去了信心，更有人懷疑起美國經濟制度的合理性。就在這一時刻，當時的美國總統F.D.羅斯福告訴人們：並非追求利潤的自由企業制度已在這一代人中失敗，相反，是它尚未經受考驗。
我常常以這段話來考量中國企業界正在發生著的沉浮興衰。
在我的理解中，失敗是一個過程，而非僅僅是一個結果；是一個階段，而非全部。正在經歷失敗的，是一個「尚未經受考驗」的、活潑潑地成長中的中國新興企業群體。
如果我們要判斷一家企業是否是一個穩定和成熟的企業，首先要觀察的是，它在過去的兩到三次經濟危機、行業危機中的表現如何，它是怎樣渡過成長期中必定會遭遇到的陷阱和危機的。
如果你面對的是一家在幾年乃至十幾年的經營歷程中一帆風順、從來就沒有遭遇過挫折和失敗的企業，那麼，要麼它是一個上帝格外呵護的異類，要麼它根本就是一個自欺欺人的泡沫。
直到我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我所研究和涉及的這些企業絕大多數還沒有完全地退出市場舞台，所以，「失敗」僅僅是對它們成長過程中某一階段或某一事件的描述。我祝福它們能夠一一地從這個失敗的陰影中站起來。而作為局外人和旁觀者的我們，則希望用我們的「解剖刀」和「顯微鏡」從它們各自的敗局中提取寶貴的「失敗基因」。從動筆之初，我就想把這本書寫成一本分析性的著作，我們必須盡量地弄清楚危機是如何發生、如何蔓延的，受難者是怎樣陷入危機的，唯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在未來的歲月中儘可能地避免第二次在同一個地方掉進災難之河……
就在我寫作這本書的日日夜夜裡，我常常會被一種難以言表的情緒所淹沒，我似乎看到了一個誰也不願意承認的事實正如幽靈般越飄越近：今天正在中國的經濟舞台上表演的一些企業家可能將不可避免地隨風而逝。
在過去的10年里，因為職業上的便利，我至少採訪過500家以上大大小小、各行各業、知名或不知名的中國企業，本書所涉及的企業及企業家，我幾乎均有接觸。我還曾經或深或淺地參與到一些知名企業的新聞、行銷策劃中，我目睹過無數激動人心的輝煌和令人揪心的隕落。所以，現在當我靜靜地坐在書桌前，點上一炷清香，面對一疊疊行將泛黃的資料、文件和手稿，寫下這些文字的時候，我不知道怎樣來形容此刻的心情。
我隱隱感到，我正在告別一個激情的年代，正在告別一批曾經創造了歷史而現在又行將被歷史淘汰的英雄們。他們史詩般的神話正如雲煙般地在世紀末的星空下消散。
在擺脫舊體制鐵鏈束縛的改革之初，激情——一代百無禁忌的弄潮兒的激情曾經拯救了整個中國企業界的臉面，然而很快，激情所散發出的負面作用，令中國企業陷入前所未有的迷茫與衝動之中。
在過去的將近20年里，中國企業已經數度經歷了從神話到噩夢的輪迴，無數巨型企業轟然瓦解，「泰坦尼克現象」此起彼伏。也正是在這個激情年代中，中國企業界和企業家形成了一種非理性的市場運營模式和思維，涌動在激情之中的那股不可遏制的投資和擴張衝動，上演了一出令世界矚目的中國企業崛起大戲，可也正是這種激情又在把中國的市場推向新的無序和盲動？熏使如今的中國市場呈現出非線性的迷亂態勢。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泛濫的激情正毀壞著我們並不富足的改革積累。
1997年，北京的經濟學家魏傑曾經下過一個預言：「這是一個大浪淘沙的階段，非常痛苦，我估計再過10年，現在的民營企業200個中間有一個保留下來就不簡單，垮台的垮台，成長的成長。」（摘自《南方周末》1997年2月21日）當時，我對魏先生所持的悲觀論點還有點不以為然，但現在看來，他的預言可能是對的。
隨著中國市場的開放及知名跨國品牌的進入，隨著市場的日趨規範及競爭台階的提高，隨著網路年代的到來及知識更新速度的加快，中國企業界終於迎來了激情年代的終結，一代草創型的民營企業家也將面臨被集體淘汰的命運。
導致中國許多草創型企業家被「集體淘汰」的原因有很多。而通過對眾多的失敗案例剖析，我們發現其中最為致命的是：中國許多企業家的體內潛伏和滋生著一種共同的「失敗基因」。正是這些至今不為人察覺的「失敗基因」，使他們始終無法真正地超越自我。在本書所描述的10個敗局中，我們力圖捕捉到這些「基因」：
草創型的中國企業家群體，在某種意義上算得上是「功利的、不擇手段的理想主義者」的俱樂部，在這個特殊的群體中蔓延著一種病態的道德觀。在關注史玉柱、吳炳新、姜偉這一代悲劇人物的時候，我們會發現一個很奇異的現象。
這些企業家中的絕大多數就他們個人品質和道德而言算得上無可挑剔，甚至律己之嚴達到苛刻的地步。他們的生活都十分儉樸，不講究吃穿排場，不做一般暴發戶的擺闊嘴臉，為人真誠坦率，做事認真投入。同時，他們還是一些十分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他們對中國社會的進步擁有自己的理想和方案，對中華民族和東方文明有著深厚的感情和責任感。他們中的一些人更算得上是狂熱的民族經濟的捍衛者。
可是，當我們考察其市場行為的時候，我們又看到另一番景象。他們對民眾智商極度地蔑視，在營銷和推廣上無不誇大其詞，隨心所欲；他們對市場遊戲規則十分的漠然，對待競爭對手冷酷無情，兵行詭異。而我們的公眾輿論和社會集體意識又有著一種根深蒂固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考量標準，對那些取得輝煌市場業績的企業家們往往無意於追究其過程的道德性，這在很大程度上也助長了企業家們的功利意識。這一現象，幾乎成為阻礙中國許多新生代企業家真正走向成熟的最致命的痼疾。
本書要解讀的是，這種種的蔑視、漠然和淡薄，最終必定會傷害到企業家自身及他們的事業。
1800年，當法國經濟學家J．B．薩伊杜撰出「企業家」這個名詞時，他是這樣下的定義：將經濟資源從生產力較低的領域轉移到較高的領域。20世紀中期，西方最重要的經濟學家熊彼特這樣簡潔地描述說：企業家的工作是「創造性的破壞」。
薩伊或熊彼特都沒有從道德的範疇來規範企業家的行為。甚至在工業文明的早期，連恩格斯都認為「原始積累的每個毛孔都充滿了血腥」。如果我們用書卷氣的固執來堅持對一切經濟行為的道德認同，那顯然是不現實的。問題在於，當經濟或一個企業的發展到了一個穩態的平台期後，經濟宏觀環境的道德秩序的建立及企業內部道德責任的培育，便成了一個無法迴避的課題。一個成熟的、健康的競爭生態圈，不是簡單地在政府所提供的若干條法律法規的框架內追求利益，它更應該體現為法律與道義傳統、社會行為規範的整體和諧。
而我們的許多企業家則缺乏對遊戲規則的遵守和對競爭對手的尊重。在捍衛市場公平這個層面上，他們的責任感相當淡薄，往往信口開河，翻雲覆雨。他們是一群對自己、對部下、對企業負責的企業家，而對社會和整個經濟秩序的均衡有序則缺少最起碼的責任感，這種反差造成了他們的個人道德與職業道德的分裂癥狀。
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以「不按牌理出牌的人」為榜樣。在他們的潛意識中，「牌理」是為芸芸眾生而設的，天才如我，豈為此限。於是天馬行空，百無禁忌。豈不知，如果人人都不按牌理出牌，那麼還要牌理幹什麼？一個老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人，還有誰願意跟他玩牌？一個不按牌理出牌的人，他所獲取的超額利潤，其實是以傷害大多數按牌理出牌的人的利益為前提的，是通過以破壞市場秩序為策略而亂中取勝。於是，在很多企業家兵敗落難之際，往往是冷眼旁觀者多，挺身救險者少；落井下石者多，雪中送炭者少；冷嘲熱諷者多，同情憐惜者少，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深圳萬科董事長王石曾經概括過包括他自己企業在內的新興民營企業的七大特徵：一是企業的初期規模很小；二是短期內急速膨脹；三是創業資金很少或沒有；四是毛利率較高，總是找一個利潤空間較大的行業鑽進去；五是初期的發展戰略不清晰；六是創業者沒有受過現代企業管理的訓練；七是企業家的權威作用毋庸置疑。
王石描述出了幾乎所有新興民營企業和草創型企業家的先天不足的原因所在。令人遺憾的是，像王石這般清醒意識到不足並努力提升自我的企業家實在是鳳毛麟角，「多乎哉，不多也」。
「現代管理學之父」彼得·杜拉克在他1995年出版的《創新與企業家精神》一書中，第一次指出美國經濟已經從「管理型經濟」轉變為「企業家經濟」。他認為「這是戰後美國經濟和社會歷史中出現的最有意義、最富希望的事情」。在此之後，中國的經濟學家中便也有人作出過類似的預言，高呼中國也進入了「企業家經濟」的時代。
但是，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