殯儀館的主管還是當年操辦我母親葬禮的那個人。他很熱心，也很和藹可親。他的頭髮有幾塊有點兒黑過頭了，蓄著一把直立的大鬍子。他叫弗蘭克——「跟你父親的名字一樣。」他說。他把我領進殯儀館，裡面看起來就像簡陋的鄉村小屋，鋪著東方地毯，有些深色的傢具。中間是個大廳，旁邊有幾間房子。他的辦公室既小又暗，有幾個老式鋼製文件櫃，還掛了些船和風景畫。這個人一點都不矯揉造作，似乎真的很關心我。弗蘭克說了些他父親過世的時候的事兒，那是六年前，他說那段日子對他來說非常痛苦。他遞給我一盒面巾紙，但我根本用不著。他在為如何在報紙上發表訃聞做筆記——我暗自奇怪，誰會看呢？有誰會真的關心呢？——我們決定了該採用什麼樣的措辭。我努力地回憶爸爸過世了的姐姐的名字，還有他父母的名字，我這輩子見他們的面加起來還不到十次，而且只是叫他們「爺爺」、「奶奶」。爸爸和他的父母關係很僵，所以我們很少見面。我對爸爸漫長而複雜的就業經歷有點記憶模糊，我可能忘了一所他曾經工作過的學校，不過那些重要的學校我都想起來了。
弗蘭克問起父親的從軍紀錄，我只記得他在某個軍事基地參加過基本訓練，從來沒有去哪兒打過仗，而且他對軍隊深惡痛絕。弗蘭克問我希不希望在父親的棺材上放上國旗，作為老兵，父親有權享受這份榮耀。但我拒絕了。爸爸才不會希望自己的棺材被蓋上國旗，他肯定會破口大罵，會說這樣的話：「你他媽覺得我是誰？莊嚴地躺著的約翰·肯尼迪？」弗蘭克又問我希不希望軍樂隊在葬禮上吹葬禮號，父親也有權享受這個。他還向我解釋說現在已經沒有真正的號手了，他們一般都是在墓邊放磁帶代替。我說，不，我爸爸也不會想聽「葬禮號」。我告訴他我只希望他儘快安排好葬禮和其他一切事宜。我希望它趕緊結束。
弗蘭克給舉行過我母親葬禮的那家天主教堂打了電話，預訂兩天後舉行葬禮彌撒。據我所知，不會有外地趕來的親屬了。我們親戚中惟一活著的就是一個他從沒見過的阿姨，以及我的幾個表兄妹。有幾個人我想應該算是爸爸的朋友，儘管他們已經多年沒有聯繫了，並且都住在本地。弗蘭克問我有沒有希望父親穿著下葬的衣服，我說他可能有，我得找找。
接著弗蘭克帶我到樓下展示棺材的套間。它們看上去都很大、很俗氣，要是老爸看到了，一定會笑話它們。我記得母親過世的那段日子裡，有一次他慷慨激昂地說殯儀行業只是在偷竊亡者家屬的錢財，他們如何對棺材漫天要價，而棺材最後總是得埋到土裡的，要那麼好的棺材有什麼意義呢？還說他聽說他們總是在人不注意的時候用便宜的松木棺材把貴重棺材偷偷地換了。我知道那不是真的——我是看著母親的棺材被埋進土裡的，我不認為他們能騙人，除非深更半夜地來把它挖出來，我實在不太相信會發生這種事情。
出於這種原因——至少這是他的借口——爸爸給媽媽挑了一具最便宜的棺材，上了色的廉價松木，看起來像是紅木。「相信我，」母親過世之後我在殯儀館裡哭得一塌糊塗的時候他對我說，「你母親不贊成浪費錢。」
但是我不會這麼對他，儘管他已經不在了，我怎麼做他都不會知道。我開保時捷，住「海港家園」的大公寓，也能給我的父親買一口好棺材。當然，用的是他一直鄙視的我的工作所得。我挑了一口看上去很高雅的紅木棺材，它還有個叫「記憶保險箱」的東西，是個小抽屜，你可以在裡面放些死者生前使用的東西。
幾個小時後我開車回家，蜷縮在我從來不收拾的床上，進入了夢鄉。那天晚一點的時候我去了爸爸的公寓，翻了翻顯然很久沒有打開過的衣櫥，找到了一套看上去很廉價的藍色西服。我從來沒見他穿過這套衣服，衣服的雙肩上都積了一層灰。我還找到一件禮服襯衫，但是找不到領帶——我想他從來都沒系過領帶——於是我決定拿我的給他。我在房子里找了找他可能願意陪他下葬的東西，一包香煙，或許吧。
之前我一直害怕來這兒會睹物思人，害怕會忍不住哭起來。但是我來到這裡，看到老頭子只留下這麼點東西，只覺得深深地悲哀——淡淡的香煙味、輪椅、呼吸管和蘇丹式躺椅。在房子里痛苦地找了半個小時之後，我放棄了，決定在「記憶保險箱」里什麼也不放。就讓它象徵性地空著吧，幹嗎不呢？
我回到自己的公寓，挑出了一根我最不喜歡的領帶。這根藍白色條棱紋的領帶看上去就讓人心情陰鬱，因此我根本就不覺得可惜。我不想再開車回殯儀館，於是下樓讓門衛找人把領帶快遞過去。
第二天要守靈。我提前二十分鐘到了殯儀館。空調開得有點兒冷，空氣里還飄著空氣清新劑的味道。弗蘭克問我是否想私下向父親「表示尊敬」，我說當然了。他指了指中央大廳那邊的一間房間。當我走進房間看到敞開著的棺材時，我好像被電擊了一下一樣。父親躺在棺材裡，穿著那套廉價的藍色西服，系著我的藍色棱紋領帶，雙手放在胸前。我的嗓子一堵，但是那種感覺立刻就消失了，我並沒有悲傷到流淚——這很奇怪。我只是覺得自己整個人跟被掏空了一樣。
他看起來一點也不真實，不過屍體都這樣。不知道是弗蘭克還是誰給他化的妝，化得不賴——沒撲過多的胭脂之類的——但他看起來還是像圖索德夫人蠟像館裡的蠟像，不過是比較逼真罷了。一旦靈魂離開了軀體，無論多麼厲害的殯儀從業者也不可能妙手回春。他的臉呈現出不自然的「肉色」，嘴唇上好像稍微抹了些棕色的唇膏。他看起來不像在醫院裡時那麼憤怒了，但是他們還是無法讓他顯得寧靜安詳。我猜想他們已經儘力撫平他眉間的皺紋了。他的皮膚現在已經冰涼了，比在醫院裡時感覺更像蠟了。我遲疑了一會兒，還是吻了他的臉頰。感覺很奇怪，不自然而且不幹凈。
我站在那兒看著這個肉體軀殼，這被廢棄了的外殼，這個曾經裝著我父親那神秘而又令人恐懼的靈魂的容器。我開始跟他說話，因為我想大概每個兒子都會跟他們死去的爸爸聊聊。「好吧，老爸，」我說，「你終於還是走了。如果真的有來生的話，我希望你在那兒比在這兒要快樂。」
突然間我為他難過起來，在他活著的時候我以為自己絕對不會有這種感覺。我記得有幾次他看起來真的很開心：小時候他把我放在肩上的時候，有次他的球隊得了冠軍的時候，他被巴塞洛繆·布朗寧學校僱用的時候。只有這樣的幾個瞬間而已。但是他很少笑，除非是苦笑。或許他應該服用些抗抑鬱劑的，或許這才是他的問題所在，但是我很懷疑。「我並不怎麼了解你，爸爸，」我說，「但是我儘力了。」
在整個三小時里幾乎沒什麼人來。有幾個我的高中同學，有兩個朋友帶來了他們的老婆，還有我的兩個大學朋友。爸爸的姨媽艾琳來了一會兒，說：「你父親有你這樣的兒子真是走運。」她有點愛爾蘭口音，抹了那種濃重的老年婦女香水。塞斯很早就來了，一直陪著我，待到很晚才離開。為了逗我笑一笑，他說了些老爸的舊聞，爸爸當教練時著名的軼事，那些在我的巴塞洛繆·布朗寧同學之間廣為流傳的故事。有個叫佩利的笨孩子，有次爸爸用符號筆在他的面罩中間畫了一條線，畫過制服、延伸到那孩子的鞋上，接著在球場的草地上畫出一道筆直的線一直橫跨過整個球場——儘管筆在草地上根本沒留下痕迹，然後爸爸對他說：「你沿著這條線跑，佩利，明白了嗎？這才是你要跑的路。」
有一次他叫暫停，走到一個叫斯蒂夫的球員跟前，一把抓住他的面罩說：「你是傻子嗎，斯蒂夫？」然後，不等斯蒂夫回答，他就猛地上下拉動面罩，搞得斯蒂夫像個玩具娃娃那樣不停地點頭。「是的，我是，教練。」爸爸尖著嗓子模仿斯蒂夫的聲音說。球隊的其他人覺得很逗，都大笑起來。「是的，我很蠢。」
還有一天他在一場曲棍球比賽時叫暫停，大罵一個叫萊斯尼克的孩子，說他動作太粗暴。他抓住萊斯尼克的曲棍球棒說：「萊斯尼克先生，如果我再看到你戳人家，」——他猛地把球棒往萊斯尼克的胃部一捅，那孩子立馬就吐了——「或者頂人家，」——他又用球棒用力撞了一下萊斯尼克的胃部——「我就廢了你。」萊斯尼克吐出了血，然後開始乾嘔。沒人笑了。
「是啊，」我說，「他是個有意思的傢伙，不是嗎？」現在我只想讓塞斯別說了，幸好他住嘴了。
第二天早晨舉行葬禮，塞斯緊靠著我坐在教堂長椅上，安托因坐在我的另一側。主持葬禮的牧師是個顯得很高貴的銀髮老頭，看起來就像電視上的牧師，他是約瑟夫·努茨神父。彌撒開始之前，他把我拉到一旁，問了一些有關父親的問題——他的「信仰」、他是個什麼樣的人、靠什麼謀生、有沒有什麼嗜好之類的。我真有點兒被問住了。
教堂里大約有二十個人，其中一些並不認識我爸爸，只是定期來做彌撒的教區居民。還有一些是我的高中和大學同學，幾個鄰居，還有一個隔壁老太太。有個是爸爸的「朋友」，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