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曲折前進的歷史，每逢來到一個重大的轉折點上——社會生產力和個人的聰明才智得到解放的時期，往往同時也就是在文學藝術史上有著新的突破和取得重大成就的時期。從十四到十六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就是這樣一個令人矚目的歷史時期，它在西歐各國形成了文學藝術相繼繁榮的局面，以至掀起了一個接一個的文藝高潮。
在西歐各國中，義大利得風氣之先，是文藝復興運動的發源地，產生了第一批優秀的人文主義作象——卜伽丘（1313--1375）和他的詩友彼特拉克（1304--1374）。當時正是十四世紀中葉，在整個歐洲，以封建教會和世俗封建主為代表的封建勢力，在政治、經濟、以至思想領域內，還是占著全面統治的地位。就是義大利，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也不過疏稀地出現在它北部的幾個城市罷了。封建的中世紀向資本主義的近代過渡，這一歷史過程還只剛剛開始。正是在這資本主義才只透露曙光的時期。卜伽丘寫下他的代表作《十日談》（約1350--1353）。
當兩個半世紀以後（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文藝復興運動傳播到英國，而終於產生莎士比亞的戲劇時，歷史條件就很不一樣了。封建割據勢力，以及羅馬天主教會的勢力，已經受到沉重的打擊而大大削弱了；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在新興的資產階級支持下，已經鞏固地建立起來了；資本主義經濟正在英國迅速地發展。因此這兩位有代表性的巨匠，雖然一先一後、一頭一尾，同屬人文主義作家的行列，宣揚的就是人文主義思想，他們所擔負的歷史任務卻並不完全相同。我們不能不注意到，《十日談》所表現的戰鬥性顯然強烈得多。
就拿一種人物的形象作個對比。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中有個勞倫斯神父，他讓人感到是一位可尊敬的長者，有智慧、有學問，更難得的是他對於一對情人的反封建婚姻，自始至終是同情的、支持的。我們回頭再看看出現在卜伽丘筆下的神父都是些什麼東西吧。他們和勞倫斯是同行兄弟，同時代（中世紀），加上同民族（義大利），卻一個個都陰險狡猾，是為非作歹的特權階級，只能成為被譏嘲、唾罵的對象。
再說天主教會的禁欲主義，在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英國，它已經失去了聖潔的光輝，不過是封建思想意識的一種殘餘，在好幾個莎士比亞喜劇中它成為逗人的笑料，只因為它不合時宜，荒謬絕倫，不攻自破。
在兩個半世紀前，卻是另一番光景。對於卜伽丘，這是大敵當前，勢不兩立，他運筆如刀，在整個作品中，通過各種藝術形象，全面地向教會宣揚的禁欲主義展開猛烈的衝擊。這決不是小題大做，卜伽丘也並不是著了魔的騎土堂吉訶德，錯把風車當作了妖魔。蠱惑人心的禁欲主義以它固有的荒謬、虛偽、違反人道的面目出現在《十日談》中，有時候使人不禁失笑，更多的時候，激起人們的憤怒、憎恨！這些對比使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產生《十日談》的時代特點。它的嬉笑怒罵的批判精神，實則上是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向強大的封建勢力奪取自己的思想文化陣地而發動的一場進攻戰。對莎士比亞說來，是歌頌、是鞏固、是捍衛的問題，他的藝術激情主要表現在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對於卜伽丘，他的任務是挑戰、是吶減、是摧堅、是衝鋒陷陣，在藝術手法上則是一種探索，怎樣適用通俗的文藝形式來更好地擔負起一個時代的使命。不容懷疑地統治了西歐近一千年的天主教會的權威，第一次在文藝領域內遭受到這樣嚴重的挑戰。可以說，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正是以《十日談》的嘹亮的號角聲揭開了序幕的。
卜伽丘也的確自覺地意識到，緊握在他手裡的羽毛管筆，就是一種得力的鬥爭工具，意識到《十日談》的寫作過程本身就是一場和敵人短兵相接的搏鬥。這故事集還不曾寫滿三分之一，就招來了反動派那邊的誘勸、威脅、辱罵，他們不斷地向作者圍攻，要他把筆擱下來。「那一陣陣的無情狂風，颳得我天昏地黑，颳得我站不住腳跟——那尖刻的毒牙把我咬得遍體鱗傷。」作者甚至不得不中斷了他的敘述過程，在故事中間插進了一段表白——十分有趣的是，這位文化戰士用對女性的崇拜（使人想起了我國的賈寶玉）來表達他反叛封建勢力的決心：「我天生是個多情種子、護花使者，從我小時候懂事起，就立誓要把整個兒心靈獻給你們」，「我現在這份意志就格外堅決了」。緊接著這一表白，他寫出了全書思想境界最高的一個愛情故事：「綺思夢達殉情記」（第四天故事第一）。義大利近代著名文藝評論家桑克提斯（DeSanctis,1817－1883）曾把《十日談》和但丁的《神曲》(Divineedy）並列，稱之為《人曲》(Humanedy)。人間百態、形形色色的人物，都進入了作者的創作視野：一百個故事塑造了國王、貴族、僧侶，后妃、閨秀、梳羊毛女工，高利貸者、販夫走卒等等不同身分，各各具有性格特徵的人物形象。從中世紀以來，歐洲文學還是第一次用現實主義的筆法，在作品中反映了這樣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十分可貴的是作家的人道主義精神，總是關心人的命運——人們怎樣試圖擺脫封建教會的精神枷鎖，好掌握自己的命運。因此，從某一方面說來，這「人曲」又是一部猛喝一聲的「醒世小說」，讓大家睜眼看清楚了社會的黑幕：那些披著神聖外衣的天主教神父正在暗地裡幹些什麼害人的勾當。革命導師曾經這樣提到但丁——卜伽丘所終生敬仰的前輩詩人（1265--1321）：「他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這段評語在某種意義上同樣適用於文藝復興運動的先驅卜伽丘身上。他處在一個「承前啟後」的位置上。雖說他面向著一個新時代，但究竟來自舊世界，並不那麼容易和中世紀的舊思想、舊觀念劃清界線。《十日談》中的一些舊的倫理道德觀念，以至一部分糟粕，可以從這裡得到說明。當然，「啟後」，新觀念的表達，新世界的嚮往，是這部傑作的主要一面。從這一個意義上說。桑克提斯這樣認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丁結束了一個時代，卜伽丘開創了另一時代。」
桑克提斯甚至還提出「卜伽丘是十四世紀的伏爾泰」。當然，後來法國啟蒙時期的優秀作家，象伏爾泰等，對於天主教會所庇護的封建思想，批判得更深刻、更徹底，更有說服力；但這些批判幾乎都可以在幾個世紀前這部巨著里找到它們的先聲。
底下就進一步，從幾個方面談談《十日談》思想意義——談它的進步性，也要談它的局限性。
二
1348年，歐洲中世紀，一場可怕的瘟疫爆發了。繁華的佛羅倫薩喪鐘亂鳴，屍體縱橫。十室九空。人心惶惶，到處呈現著觸目驚心的恐怖景象，彷彿世界末日已經來到了……卜伽丘在他的巨著《十日談》里，一開頭就通過許多給人以真實感的細節，描繪出一幅幅陰暗的畫面。小說就在這樣一片悲慘的氣氛中開始。
在這場浩劫中，有十個青年男女僥倖活了下來，他們相約一起逃出城外，來到小山上的一個別墅。只見周圍儘是一片青蔥的草木，生意盎然；別墅又修建得非常漂亮，有草坪花壇，清泉流水，室內各處都收拾得潔靜雅緻。十個青年男女就在這賞心悅目的園林里住了下來，唱歌跳舞之外，每人每天輪著講一個故事，作為消遣，住了十多天，講了一百個故事。
從一座觸目凄涼的死城，忽然來到陽光燦爛、歌聲歡暢的人間樂園，這一對比是強烈的，叫人眼前頓時為之一亮。這柳暗花明又一村、換了人間的境界，可說具有一種象徵的意義，就象從中世紀的禁欲主義的森嚴統治下解放出來，人們忽然發現，原來這紫奼紅嫣的現實世界是多麼美好，多麼值得歌頌啊！
馬克思曾經指出：「廢除作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實現人民的現實的幸福。」卜伽丘筆下的那些充滿著對人生的熱愛，一心追求塵世歡樂的故事，就是拋棄了天國的幻夢，宣揚幸福在人間。《十日談》這部傑作，可說是在義大利文藝復興的早春天氣，衝破寒意，而傲然開放的一朵奇葩——那籠罩大地的寒意（象中世紀黑死病一般摧殘人間），就是龐大的天主教會的黑暗勢力。
我們只有把這部古典名著和它的特殊的時代背景，特殊的歷史使命聯繫起來，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珍惜它在歷史上的巨大的進步意義。
開卷展讀《十日談》，我們看到，頭上接連幾個故事，全都是對當時炙手可熱的天主教會的諷刺和揭露。一篇故事就是一篇挑戰書，顯示出一種不可輕視的力量，代表了整個作品、以至一個時代的批判精神，很值得我們注意。讓我們首先挑「楊諾勸教」（第一天故事第二）讀一讀吧。
巴黎有個絲綢商，名叫楊諾，和一個猶太商人十分友好，幾次三番苦勸他拋棄猶太教，改信正宗的基督教。最後，那個猶太教徒表示，如果非要他政變信仰不可，那他先要到羅馬去考察一番再說，看看天主派遣到世上來的代表（教皇）氣派究竟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