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壘的垂死掙扎即將開始。
一切都使這至高無上的最後一剎那有著悲劇性的莊嚴：空中那千萬種神秘的爆破聲，在看不見的街道上行動著的武裝的密集隊伍的聲息，騎兵隊斷斷續續的賓士聲，前進的炮兵部隊發出的沉重的震動聲，齊射的槍聲和大炮聲在迷宮般的巴黎上空迴旋，戰爭的金黃色煙雲在屋頂上冒起來，一種說不上來的有點駭人的怪叫聲從遠處傳來，到處是可怕的火光，聖美里的警鐘此刻已成嗚咽聲，溫和的季節，陽光和浮雲點綴著的燦爛的青天，絢麗的時光以及令人恐怖的死氣沉沉的房屋。
因為從昨晚開始，這兩排麻廠街的房屋已變成兩堵牆，兩堵不讓人接近的牆，門窗緊閉，百葉窗也關著。
在那個時代，和我們現在的情況大不相同，當老百姓認為國王賜予的憲章或立法政體這種局面歷時太久，要求結束的時候，當普遍的憤慨散布在空中，當城市允許掘去它的鋪路石，當起義者向市民輕輕耳語，把口令私下相告而聽者微笑時，這時的居民可以說是充滿了暴動的情緒，他們就成為戰鬥者的助手，於是房屋和依賴房屋的臨時堡壘就友愛地成為一體。當形勢尚不成熟，當起義顯然沒有得到人們的贊助，當群眾否定這個運動時，戰鬥者就毫無希望了。在起義者的四周，城市變為沙漠，人心冷漠，可避難的場所堵死了，街道成為協助軍隊去奪取街壘的掩蔽地帶。
我們不能突如其來地要老百姓違反他們的意願而加速前進。誰想強迫老百姓誰倒霉！老百姓決不聽人支配。他們會拋棄起義者，不管他們，這時暴動者便無人理睬了。一所房屋是一塊峭壁，一扇門是一種拒絕，一座建築物的正面是一堵牆。這堵牆看得見，聽得明，但不願理睬你。它可以半開著來營救你。不。這堵牆是個法官，它望著你而判你刑。緊閉著門的屋子是何等陰沉，它們彷彿已經死去，其實裡面是活著的。內部的生命好像暫時停止了，但卻存在著。二十四小時以來並沒有人出來，可是一個人也不缺。在這石窟中，人們來來去去，睡覺，起床，全家聚集在一起吃喝；人們擔心害怕，這害怕是件可怕的事！害怕可以使人原諒這種可怕的冷淡，害怕中夾雜著驚惶失措，就更情有可原了。有時，這種情況也是有的，懼怕會變為激情，驚駭能變成瘋狂，如同謹慎變成狂怒一樣，從而出現了這句深刻的話：「瘋狂的穩重。」極端恐懼的火焰可以產生一縷陰鬱的煙，那就是怒火。「這些人要幹什麼呢？他們永不知足。他們會連累和平的人們，好像革命還不夠多似的！他們來這兒幹什麼？讓他們自己去脫身吧！活該，是他們不對，自作自受，與我們無關。我們倒霉的街道被亂彈射擊，這是一群無賴。千萬不要開門。」於是房屋就如同墳墓一樣。起義者在門前垂死掙扎，他們眼見霰彈和白刃來臨，如果他們叫嚷，他們知道會有人聽見，但不會有人出來，有牆可以保護他們，有人可以營救他們，這些牆有的是肉做的耳朵，但這些人卻是鐵石心腸。
這怪誰？
無人可怪！怪所有的人。
怪生活在一個不完善的時代。
烏托邦轉變為起義者，由哲學的抗拒轉變為武裝的抗拒，從密涅瓦到帕拉斯 ，總是冒著風險的，烏托邦急躁冒進成為暴亂，明知自己會有什麼結局，常因操之過急，於是只好屈從，泰然地接受災禍而不是勝利。它毫無怨恨地為那些否認它的人們服務，甚至為他們辯解，它的高尚就在於能忍受遺棄，在障礙面前它不屈不撓，對忘恩負義者溫存體貼。
究竟是否忘恩負義？
從人類的角度來說，是的。
從個人角度來說，不是。
進步是人的生活方式。人類的生活常態稱之為進步；人類的一致步驟稱之為進步。進步在前進；它天上地下大巡遊，要達到巧奪天工的神聖境界；它有時停頓，等待著和落在後面的人群會合；它有它的歇息，此時正在某個即將豁然開朗的出色的迦南 面前沉思；它也有入睡的長夜；使思想家痛心疾首的一點就是：陰影投射在人類的精神上，人在暗中摸索，無法使正在酣睡中的進步蘇醒。
「上帝可能已死去。」有一天，熱拉爾·德·奈瓦爾 對本書作者說。他將進步與上帝混為一談，把運動的暫時停止當成上帝的死亡。
絕望是錯誤的，進步必然會蘇醒。總之，可以這樣說，它睡著也在前進，因為人們發現它成長了。當它又站起來時，人們覺察到它高了一些。進步如同河流，不可能永遠平靜；不要築起堤壩，不要投入石塊；障礙能使河流濺起泡沫，使人類沸騰，從而產生混亂；但在混亂之後，我們就認識到進了一步。在秩序，即全球性的和平建立之前，在和諧統一普及大地之前，進步總是以革命為驛站的。
進步是什麼？我們剛才已經說過，是人民永久的生命。
然而有時個人目前的生活抗拒著人類永久的生活。
讓我們毫無隱痛地承認，各人有他不同的利益，他謀求這個利益並保衛它而無越權之罪；為了眼前的打算可以允許一定程度的自私；目前生活有它自己的權利，並非必須為未來而不斷犧牲自己。目前的一代人有權在地球上過路，不能強迫他們為了後代而縮短自己的路程，後代和他們是平等的，將來才輪到後代過路。「我存在著。」有一個人輕聲說。這個人就是大家。「我年輕，我在戀愛，我老了，我需要休息，我有孩子，我工作，我生財有道，事業昌盛，我有房屋出賃，我有資金投放在政府的企業里，我幸福，我有妻室兒女，我熱愛這一切，我要活下去，不要干擾我。」這些原因使這些人有時對人類偉大的先鋒隊極端冷漠。
此外烏托邦，我們得承認，一打仗就離開了自己光芒四射的領域。它是明日的真理，它採用了戰爭的方式，這是昨日使用的手段。它是未來，但卻和過去一般行動。它本是純潔的思想，卻變為粗暴的行為。它在自己的英勇中夾雜了暴力，對這暴力它應當負責；這是權宜之計的暴力，違反原則必定受到懲罰。起義式的烏托邦，手中拿著老軍事規章戰鬥；它槍殺間諜，處死叛徒，它消滅活人並將他們丟入無名的黑暗中。它利用死亡，這可是嚴重的事情。似乎烏托邦對光明已喪失信心，光明本是它無敵的永不變質的力量。它用利劍打擊，然而沒有一種利劍是單刃的，每把劍都有雙刃，一邊傷了人，另一邊便傷了自己。
作出了這種保留之後，並且是嚴肅的保留之後，我們不得不讚頌——不論他們成功與否——這些為了未來而戰鬥的光榮戰士，烏托邦的神甫。即使失敗了，他們仍是可敬的，也許正因為失敗了，所以更顯得威嚴。一個符合進步的勝利值得人民鼓掌；但一個英勇的失敗更應該得到人民的同情。一個是宏偉的，另一個是崇高的。我們賞識犧牲者遠勝於成功者，我們認為約翰·布朗比華盛頓偉大，比薩康納比加里波的偉大。
總得有人支持戰敗者。
人們對這些為了未來而努力從事、以失敗告終的偉大的人是不公正的。
人們責怪革命者散布恐怖，每個街壘好像都在行兇。人們指責他們的理論，懷疑他們的目的，擔心他們別有用心，並譴責他們的意識。人們責備他們不該抗拒現存的社會制度，不該豎起、築起並造成大量貧窮、痛苦、罪惡、不滿和絕望，不該從地底下掘起黑暗的石塊，築起雉堞來進行鬥爭。人們向他們叫喊：「你們把地獄的鋪路石都拆毀了！」他們可以回答：「這正說明我們築街壘的動機是純正的。」
最妥善的辦法當然是和平解決。總之，我們得承認，當我們見到了鋪路石時，就會聯想起那隻熊 來，社會在為這種好心腸而擔憂。但社會應該自己拯救自己；我們向它的善意呼籲，不需要劇烈的藥劑，通過友好協商來研究疾苦，查明病情，然後再治癒它，這是我們對社會的勸告。
無論如何，這些人，在世界的各個角落，目光注視著法國，並以理想的堅定邏輯，為了偉大的事業而戰鬥。他們即使倒下，特別在倒下的時候，也是令人敬畏的。他們為了進步無償地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們完成了上天的旨意，作出了宗教的行動。到了一定的時刻，像演員到了要接台詞時那樣，大公無私、照上天劇情所安排的那樣去進入墳墓。這個沒有希望的戰鬥，和這泰然自若的消失，他們都能接受，為的是要把從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開始的這一不可抗拒的人的運動，發展到它那輝煌而至高無上的世界性的結局為止。這些士兵是傳教士，法國革命是上帝的行動。
再說，在另一章里已經指出的區別之外，還應增加下面這一區別：有被人接受的起義，這稱之為革命，也有被人否定的革命，這稱之為暴動。一個起義的爆發，就是一種思想在人民面前接受考驗，如果老百姓擲下黑球，這思想就是一個枯萎的果子，起義便成為輕舉妄動了。
每當空想願意變成事實時，那時一聲召喚，便立即進行戰爭，但這不是老百姓的作風，這些民族不是時刻都有著英雄和烈士氣質的。
他們講究實際。他們一開始就對起義有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