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的雨沉悶地下了整整一夜，落在弗雷迪·勞厄茲的露天墓地的雨篷上。
雷鳴讓威爾·格雷厄姆由於勞累已經很疼的頭顫震動著，他從書桌前起身走到床邊的時候搖搖晃晃。床邊，夢如蛇一般纏繞在他的枕頭下面，等待著他。
聖查爾斯城北部的一棟老房子任憑冷雨敲窗、電閃雷鳴，在風雨中重複著它長長的嘆息。
樓梯在黑暗中吱呀作響。多拉德先生下樓了。他的和服在他走路時窸窣作響，他的雙眼因為充足的睡眠而圓睜。
他的頭髮潮乎乎的，整齊地梳理過。他已經清理過指甲。他走路的時候既緩慢又沉穩，注意力很集中，好像在小心地端著滿滿的一杯茶。
膠片在他的投影儀旁邊。兩個家庭的。其他的膠片成卷地堆在廢紙簍里準備銷毀。他從十幾部家庭自製影片里選中了兩個家庭的，在公司複製好然後帶回家觀看。
在他的舒適的靠背椅旁邊放著乳酪和水果，他舒舒服服地坐進去，開始看影片。
第一部是國慶周末的一個野餐會。一個很溫馨的家庭，三個孩子，父親很強壯，用他粗大的手指伸進腌菜罐。後面是母親。她拍得最好的鏡頭是在她和鄰居的孩子們玩壘球的時候，儘管她在鏡頭上只有大概十五秒鐘。她在第二壘上面沖著投手和投手板，兩腳分開，做好從兩個方向都能出球的準備，在她彎腰向前傾的時候她的前胸在套衫下顫動著。一個孩子揮舞了一下球棒，可惡地中斷了她的鏡頭。現在又是她了，返回觸壘。她把一隻腳放在船用的坐墊上，坐墊在這裡當了壘，兩腿一彎一直；她大腿的肌肉在她彎曲的腿上緊繃著。
一遍又一遍多拉德看著這女人的身體。腳放在壘上，髖部傾斜著，大腿的肌肉在剪短了的牛仔褲里繃緊了。
他定住最後一個片段。母親和她的孩子們。他們玩累了，身上很臟。孩子們偎依在媽媽的懷裡，一隻狗在他們的腿中間搖尾巴。
一陣震耳的雷鳴把外婆的高高的櫥櫃里的水晶雕刻品震得玎玲作響。多拉德伸手拿了個梨。
第二部影片分了幾個部分。影片的名字叫「新家」，用幾分錢的硬幣在一個打破了的豬形撲滿上方的襯衫盒上拼出來。開頭是父親在院子里立起一塊「出售」的標牌。他拿著標牌，臉沖著鏡頭露出一個無可奈何的鬼臉，他的褲兜掏空了被翻出來。
媽媽和三個孩子在台階上的一個特寫，拍得搖搖晃晃。這是棟很漂亮的房子。鏡頭切換到游泳池。一個孩子，頭髮油光光的，個子很小，啪嗒啪嗒地走到跳水板前，在瓷磚上留下濕濕的腳印。水裡露出了幾個小腦袋。一隻小狗向一個女孩游過去，它的耳朵往後伸，臉高高地露出水面，眼白都看得很清楚。
媽媽在水中拉著登梯的扶手抬頭看鏡頭。她黑色的鬈髮有光澤；豐胸在泳衣的上方膨潤閃亮。她兩腿分開站立，腿的影子在水波的蕩漾中浮動。
夜裡。一個曝光很差的鏡頭從游泳池移到燈光明亮的房子，燈光在水中反射。
切換到房子裡面，一家人在歡笑。到處是盒子，還有裝箱用的材料。一隻老式的大箱子，還沒搬到閣樓上去。
小女兒在試外婆的衣服。她戴上一頂花園晚會的帽子。父親坐在沙發里，他看起來好像喝醉了。然後顯然是父親拿著攝影機。高度並不是很合適。媽媽在鏡子前面戴帽子。孩子們在她身旁歡笑，男孩子們在旁邊一邊笑一邊拉拽著上面的古董裝飾。女孩靜靜地看著媽媽，審視著若干年後自己的模樣。
到片尾了。媽媽轉過身，沖鏡頭擺了個姿勢，還做了一個誇張的微笑，手放在脖子背後。她很討人喜歡。她的脖子上戴著一塊有浮雕的玉石。
多拉德定住屏幕，往回倒影片。一遍又一遍她從鏡子前面轉過身，微笑著。
心不在焉地，多拉德拿起壘球賽的膠片，把它扔到了廢紙簍里。
他把膠片從投影儀里取出來，看了看盒子上的地址標籤：鮑伯·謝爾曼，俄克拉何馬州，塔爾薩城，603號郵箱，星光大道7號。
開車去會很方便。
多拉德把膠片放在手心裡，用另一隻手蓋住，彷彿它是一隻小生命能掙扎著從手中逃走似的。它好像是一隻在手心裡蹦的蛐蛐。
他記得在利茲家時開燈以後的慌亂和跳動。他必須把利茲先生處理好才能打開他的攝影燈。
這一次他可要做一個流暢的過程。要是能在暗中把攝影機開著，偷偷地爬到睡覺的兩個人中間依偎一會兒該多愜意啊。然後他可以在黑暗中搏鬥，再坐在他們倆的血跡中間快活自在。
他可以用紅外線膠捲做到這一切，他知道該上哪裡去找。
投影儀還開著。多拉德手裡握著膠片，眼睛看著明亮的空屏幕，可他卻能看到心中的影像，與窗外風的嘆息連在了一起。
他並不是出於報復的心理。只有愛和榮譽就要來臨的企盼與興奮。他的狩獵目標的心跳變得微弱而急促，像一下跨進了靜謐的腳步。
他躁狂地躍立著，躍立著，被愛充滿了。謝爾曼一家向他敞開了大門。
他的過去絲毫不會來干擾他，現在只有即將到來的榮耀。他從來不去想他母親的家。事實上，他對那段時光的記憶是十分有限的，而且是朦朧的。
二十幾歲的時候多拉德對他母親家的房子的記憶變得模糊不清了，只在他的記憶宮殿里留下了一層膜。
他記得他只在那裡住了一個月，忘了是因為他九歲時弔死了維多利亞的貓才被送走的。
在他僅有的幾個記憶片段里有一個是那房子本身，裡面燈光明亮，那是他在冬天的一個黃昏從街上路過房子時看的一眼。那天他從波特·施羅德小學放學回到一英里以外他寄宿的人家。
他能記起瓦格特家書房的氣味，像鋼琴被打開時發出的氣味，他媽媽在那裡給他假期需要的東西。他不記得臨走時樓上窗戶里的一張張臉。外面的地被凍得硬邦邦的，那些實用的禮物在他發熱的胳膊底下面目可憎；他的思想逃到了大腦深處的一個家裡，與聖路易斯的家完全不同。
在十一歲那年他的臆想開始非常活躍而且變得強烈。在他的愛發展得太猛烈的時候他就釋放它。他捕捉寵物，小心翼翼地，觀察它們的反應。它們是那麼馴服，每次動手都很容易。警方從來沒有把他和車庫地面上的小小的血滴聯繫在一起。
四十二歲的他已經不記得這些了。他也不再想他母親家中的人了——他的媽媽，同母異父的姐妹和兄弟。
有時候他在夢中看到他們，在光彩奪目的夢境中的幾個片段；已經面目全非，而且都是高高的個子，臉和身體是鸚鵡一樣艷麗的顏色，他們在他身邊保持螳螂一樣的姿勢。
當他有意識地回憶時——雖然他很少這樣做——就有很多令人滿意的畫面可以追尋，都是在他參軍時的場景。
在十七歲那年，他無緣無故地從窗戶闖進一個婦人家裡，被抓住了。法庭給他兩個選擇，要麼服兵役，要麼按刑事犯罪定刑。他選擇了參軍。
在接受了最基礎的訓練以後他被派往專業學校學習暗室操作，然後被海運到聖安托尼奧，在布魯克部隊醫院的醫療隊里沖印膠捲。
布魯克醫院的外科醫生們對他產生了興趣，並決定給他整容。
他們在他的鼻子上做了Z型整形，取下部分耳朵的軟骨來延伸鼻樑，然後用一個奇妙的阿貝皮片技術縫合了他的上唇，手術在演示廳里吸引了一大批學習和觀摩的醫生。
醫生們對手術的效果很滿意。多拉德婉言謝絕了別人舉過來的鏡子而向窗外望去。
音像資料圖書館的記錄顯示多拉德曾借出過很多電影，大部分都是關於外傷的片子，而且他借出的影片總是隔夜才還。
他1958年又一次入伍了，在這第二次兵役中他找到了香港。他所在的部隊的軍部在南朝鮮的漢城駐紮，在五十年代末期他為部隊沖洗小型的偵察機跨越三十八度緯線而拍攝到的照片。在年假中他得以一年兩度去香港。香港和九龍在1959年是任何人都垂涎嚮往的地方。
外婆在1961年從療養院被接回家，她的狀態是長期服用鹽酸氯丙嗪後的無表情的靜默。多拉德申請因需複員並獲批了，所以他比計畫提前兩個月退役，以便回家照顧外婆。
那段日子對他來說也是段意想不到的安靜的日子。他在蓋茨威的新工作可以讓他請得起一個保姆白天陪外婆。晚上他們在客廳里坐著，互相不說話。一台老式座鐘的滴答聲和打點聲是打破寂靜的惟一聲響。
他看到過母親一次，那是在1970年外婆的葬禮上。他仔細看著她，從她身旁走過，他黃色的眼睛和她是那樣驚人地相似。她也許是個陌生人。
他的外表很讓母親吃了一驚。他的胸很闊，身體壯實，和她一樣的漂亮的膚色，還有別緻的小鬍子。她懷疑那鬍子是從他的頭髮中移植過來的。
她在葬禮一個星期後給他打了個電話，可是對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