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勒醫生說：「你一下子失去了兩個朋友，多麼不幸。我先前不知道還死了那個女孩。」莉絲沉默了好久，才說：「報紙上沒有報導。她的死被看作是偶然事故。」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莉絲詢問地望著他。
「你聽到什麼人呼救的聲音嗎？」
「你是什麼意思？」
「我想知道，你後來有沒有想過，凱麗爾，一個年輕姑娘被胡魯貝克那樣的巨人追趕，她總會叫喊吧？」
「也許她喊過。也許我沒聽見。我並不——」
「山洞離你找她的地方很近，是吧？」科勒追問道。「從你描述的情況看，我——」
「是的，離我很近，不過……」她感到像是在法庭上受到盤問一樣，便儘力讓自己冷靜下來。「我不知道。也許我記不得了。有這種可能性，對吧？」
「當然。精神創傷後遺症。很可能。」
莉絲曾為羅伯特而哀傷，但最令她傷心的是那年輕姑娘的死。她從不知道自己會對一個年輕人懷有如此深的感情。莉絲眼前又浮現出凱麗爾的面容，忽然意識到科勒在向她提問。他在問審判的情況。
「審判？」她輕聲重複說。「嗯，我早早地去了法庭。」
「就你一個人？」
「我不讓歐文陪我。我希望把印第安捨身崖案件和我的家庭分開。歐文和朵蕾西一起待了一天。不管怎麼說，她已經成了寡婦。她比我更需要安慰。」
莉絲第一次在法庭里見到胡魯貝克時，是在兇殺發生六周以後。胡魯貝克不像她印象中那樣高大。他眯眼看她，嘴角一咧，露出一個古怪的笑容。莉絲坐在控告人——一個年輕女子身後，卻正對著胡魯貝克。他盡量把銬在胸前的雙手往上抬，眼睛直盯著她，嘴唇在抽動。
「這叫機能障礙，」科勒解釋說。「是抗精神病藥物引起的。」
「不管是什麼，他的樣子夠可怕的。他開口說話時更嚇人。他跳起來說：『陰謀！』『復仇！』好像是這樣說的。我記不大清了。」
他先前顯然已經發作過不止一次，因為所有的人，包括法官，都沒有理睬他。她從胡魯貝克身邊走過時，他顯得很冷靜。他聊天似地問她，是否知道四月十四日晚上十點半鐘他在什麼地方。
「四月十四？」
「是的。」
「兇殺發生在五月一日，對嗎？」
「是的。」
「你知道四月十四日出過什麼事嗎？」
她搖搖頭。科勒記下幾個字。「請繼續講。」
「胡魯貝克說，『當時我殺了一個人……』也許我記得不完全準確。他好像是說，『我殺了一個人。月亮是血紅色的。從那一天開始，我就成了一場陰謀的受害者——』」
「林肯總統被刺案！」科勒揚起眉毛看著她。
「你說什麼？」
「林肯是四月中旬遇刺的吧？」
「好像是。」
科勒又作了一點筆記。
莉絲說：「胡魯貝克說，『我身上被裝上了竊聽、跟蹤設備。他們折磨我。』他有時說話前言不搭後語，有時口氣像醫生或律師。」
莉絲是主要的控方證人。「控訴人讓我向法庭陳述事件的經過，我照她的話做了。」
她挺害怕被辯護律師盤問，但人家根本沒盤問她。胡魯貝克的律師只說了一句「沒有問題」。後來的幾個小時，她待在走廊里。
「審判的時間很長嗎？」科勒問。
其實不長，她說。辯護律師對胡魯貝克殺害了羅伯特這件事並沒提出異議。他憑藉胡魯貝克的精神失常來辯護——胡魯貝克在這種精神狀態下並不知道自己在犯罪。辯護律師拿出醫院的報告、作證書，由一名職員朗讀。
那瘋人一直坐在被告席，趴在桌上，有時笑，有時嘴裡在嘀咕，還在紙上寫寫畫畫，寫了一張又一張。她起初沒有在意，以為胡魯貝克只是在胡塗亂畫。後來才知道胡魯貝克並不像看起來那樣瘋——肯定就在那個時候，他記下了莉絲的姓名和住址。
法庭根據胡魯貝克缺乏正常思考能力的理由判決他無罪。又根據《精神健康法》第四〇三條判定胡魯貝克為具有危險性的精神病人，將被無限期監禁在一所州立醫院，每年進行核查。
人們開始退場。胡魯貝克突然大叫起來，蓋過了觀眾和新聞記者們嗡嗡的談話聲。他把一名法警掀倒，跳到他的椅子上。他把手臂舉過頭頂，手銬鏗鏘地響著。他尖聲叫喚起來。他的眼睛與莉絲相遇了一瞬，莉絲驚呆了。警衛制服了胡魯貝克，一名法警護衛著莉絲離開法庭。
「他站在椅子上說什麼話了嗎？」
「我記得他只是亂嚎，像一頭野獸。」
「報上的文章說，他當時喊道：『你是背叛的夏娃。』」
「有可能。」
「你不記得了？」
「不記得了。」
科勒搖了搖頭。「我給邁克·胡魯貝克治療，每周一次。有—次他說：『背叛，背叛。她自找倒楣。她自己到法庭來。她自找倒楣。那是一場背叛。夏娃是一個。』我問他這話是什麼意思，他就顯得很不安，好像泄露了重大機密似的，就再也不說話了。那以後他又有好幾次提到背叛。你能猜出他究竟是什麼意思嗎？」
「對不起，我猜不出。抱歉。」
「後來呢？」
「審判之後？」莉絲吸了一口濃咖啡。「我可是受了大罪。」
審判的轟動過去了，胡魯貝克也住進了馬斯丹精神病院，莉絲恢複了悲劇發生前的生活。起初她的日常生活看起來沒什麼變化——教暑期班，星期天和歐文一道上城郊俱樂部，在花園裡幹活。她也許是最後一個意識到自己的生活亂了序。
有時她忘了洗澡。有時忘了她自己邀來聚會的客人的名字。在學校走廊里她一低頭會發現自己穿著不配套的兩隻鞋。她本該講坡普的作品，卻講起了德萊頓，還責備學生不預習功課。有時正講著課，說著話，她忽然發現別人尷尬地望著自己，才意識到一定又說錯了什麼。
「我好像是在夢遊似的。」
歐文起初還有耐心，後來也開始忍受不了她的麻木健忘。他們常爭吵。歐文更經常地出差。除了上課，她總縮在家裡不出門。失眠症越來越嚴重，經常是一連二十四個小時中片刻也不能入睡。
朵蕾西一夜間成了寡婦，她面容憔悴、蒼白，兩個月中沒有笑容。但她挺住了。歐文好幾次舉她的例子做莉絲的榜樣。「我跟她不一樣，歐文。對不起。」
七月里，朵蕾西賣了房子，搬到澤西海邊去住。告別時她沒哭，莉絲倒哭了。
但她還是漸漸恢複過來。
「據我所知，邁克·胡魯貝克的幻覺和美國歷史有關，」科勒對莉絲說。「尤其是南北戰爭那段歷史……『暴君罪有應得』，那是布思槍殺林肯之後喊出的一句話。」
「『暴君罪有應得』也是維吉尼亞州的箴言，」當教師的莉絲補充說。
「四月十四日是行刺的那一天。」
「林肯總統和他有什麼關係呢？」
科勒搖搖頭。「邁克很不願意跟我談他的幻覺。偶爾露出一句半句。他不信任我。」
「你是他的醫生，他都不相信你嗎？」
「尤其不相信醫生，這就是這種病的特點。他是妄想狂。總是指責我從他身上騙取情報交給聯邦調查局或其他特務機構。他有一個核心幻覺，但我始終沒弄清楚。我想是與內戰、林肯遇刺、密謀集團等歷史事件有關。或是其他一些他認為與謀刺林肯有關的事情。我就說不清了。」
「他的幻覺有什麼重要的呢？」
「因為那是他的核心病因。能向他解釋這一切苦痛的根源。」科勒說，「精神分裂症患者一生都在探索生活的意義。」
誰又不是這樣呢？莉絲想。
「這仍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醫生說。他說別人認為他有些離經叛道。莉絲覺得他這樣描述自己的時候很露出一絲得意。「精神分裂症是一種肉體疾病，就像癌症和盲腸炎一樣，必須要用藥物治療。這一點沒人反對。但我與同行們的分歧是，我認為可以用心理療法非常有效地治療精神分裂症。」
「我無法想像胡魯貝克會按你的要求，躺在病床上跟你談他的童年。」
「弗洛伊德也這麼說。他說精神分裂病人不應用心理療法來醫治。多數精神病醫生都贊成這個說法。目前流行的做法是讓病人服鎮靜葯，強迫他們接受現實，教他們到餐館吃飯，自己洗衣服，然後就放他們出院。是的，對胡魯貝克這樣的病人，無法運用躺在病床上自述的方式進行分析治療。但某些精神分析療法也很有效。嚴重的病人也可以達到很高的自理水平。
「多數精神病醫生總以為精神分裂病人在胡言亂語，以為他們的幻覺都毫無意義。我卻認為他們說的幾乎每一句話都是有意義的。我們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