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大屠殺，留給中國共產黨人的考驗實在太多，而且涉及的人也越來越多，不僅僅是那裡已經犧牲了的人們，還有他們的戰友、親人和組織……當然，那些革命烈士們自然一直是各個歷史時期出現的風雲變幻中的主角。這些主角，他們自己都不曾想到在他們犧牲後的很長很時間裡，關於他們的故事其實一直就沒有完結過，而且有時則越變越複雜和曲折。為什麼有這種情況呢？那場「文化大革命」浩劫自然是最直接和根本的原因。曾經有一段時間，江青掌握了主宰中國文化命運的生殺大權，在她推行「樣板戲」的同時，對所有其他的革命文化和革命藝術一概否定之，《紅岩》被推入了「反革命大毒草」之列，那些在《紅岩》中出現的英雄人物自然跟著倒霉。除了「江姐」命運稍許好一些——主要原因是毛澤東對「紅梅贊」很欣賞，所以膽大妄為的江青沒敢全盤否定江姐，但江青知道有一個人特別欣賞《紅梅贊》，這個人就是當年主持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周恩來。江青為了實現她徹底否定《紅岩》，便在一個重要場合放出這樣的風：川東地下黨和游擊隊沒有一個好東西。這話一出，立即被林彪、「四人幫」一夥及其牙們用來誣衊和陷害《紅岩》及其「11·27」大屠殺中犧牲的所有革命志士。那是一個顛倒黑白的年代，江青的一句話，幾乎使所有與「紅岩故事」相關的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們，一夜之間全都成了「叛徒」，那一場浩劫對死去的革命先烈和他們的親屬與戰友們帶來的傷害，從某種意義上講絕不遜色於當年徐遠舉等劊子手們實施的慘無人道的那場「11·27」大屠殺的殘酷。這是因為，當年像江竹筠、許曉軒、陳然等面對法西斯分子的屠殺還可以高喊「中國共產黨萬歲」等表現自己信仰的口號，而在這場政治浩劫中，許多革命先烈士，他們原本已經安穩的屍體和靈魂，卻要被「造反派」們從烈士墓中挖出來扔棄在荒地里、陰溝下……他們的那些本來已經擦汗眼淚的親屬們，則重新被一個個撕開痛失親人的傷疤，甚至直接或間接地被推到革命的反面，接受更殘酷的政治迫害和摧毀性的心理打擊。在重慶，在四川，曾經出現了許多無法想像的可怕情形：那些原本英名被刻在紀念碑上的烈士名字被塗抹掉；解放初期由政府頒發的烈士證明書被「沒收」並燒毀，烈士的子女成為「黑五類」。一年一度的「11·27」英烈紀念會，被誣衊為「替叛徒招魂的反革命復辟會」。有一位烈士的母親因為事先並不知道造反派已經將其犧牲的兒子列入了「叛徒」黑名單，所以依舊去參加紀念活動，結果造反派將其拳打腳踢，像當年徐遠舉等劊子手向她兒子施暴一樣，讓烈士的母親坐老虎凳，最後烈士的老母親被活活的折磨死去。《紅岩》作者之一的羅文斌之死便是例證，他的夫人至今都不相信曾經在敵人的白公館屢受特務分子嚴刑拷打而不曾屈服過的丈夫，怎麼可能會在造反派的一番恫嚇和污辱下就「跳樓自殺」了？厲華堅信，他從上世紀八十年初第一次接觸到那份由羅文斌當年在出獄向組織寫的《獄中報告》不可能無原由地少了兩章半內容，「肯定羅廣斌在《獄中報告》上面的內容更具體和涉及到了一些重要人物在獄中和平時工作中的不良形象，因此有人會想盡辦法讓原本完整的報告出爐，然而這又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了。」厲華認為。
以為推翻了蔣家王朝、曾經統治了幾十年的國民黨反動政府逃到了台灣，我們大陸成立了人民共和國就萬事大吉、天下太平，那就太天真了，太大錯特錯了！如毛澤東所言：一切垂死掙扎的反動階段及其代理人是不可能放棄他們的反動立場的，他們始終不渝地會尋找機會對真正的革命者和我們的事業進行各種各樣的報復和破壞。林彪、「四人幫」一伙人為了他們的反革命目標，借「文革」的機會，製造「川東地下黨沒有好人」這樣嚴重違背客觀歷史的政治結論，從而造成了與「紅岩」和「11·27」大屠殺中相關的所有犧牲了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的政治命運發生了徹底的顛覆，由此也使他們的親屬、戰友的命運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有一位與江竹筠、李青林、齊亮等一起被敵人作為「重犯」槍殺於1949年11月14日的烈士叫袁尊一。是位16歲就入黨的「紅小鬼」式人物，他生前曾擔任過中共地下黨川東臨委及臨委書記王璞的交通員，為了革命事業，他屢屢出生入死，承擔組織交付的一個個艱巨而機密的事，同時袁尊一又獨立擔任相當量的組織工作，單線發展和培養了如塗兆興、幸錫祥、謝以思、譚月英等一批同志入黨。王璞同志犧牲後，袁尊一作為了解川東地下黨組織的特殊人物，他又與川東臨委秘書長肖澤寬等同志並肩同敵人進行了一場場你死我活的殊死搏鬥，接受了殘酷鬥爭條件下的種種考驗，具有卓著的組織能力和對敵鬥爭經驗，在同志們心目中威性很高。袁尊一是1948年8月12日上午8時，在到重慶市臨江路的地下黨員何忠發那裡時，因叛徒劉國定出賣了何忠發而被埋伏在那裡的特務們被捕的。由於袁的身份特殊，因此被關押在重慶渣滓洞監獄，受盡酷刑。特務們曾讓叛徒劉國定當面與袁尊一對質，袁尊一大義凜然，將劉國定罵得狗血噴頭，無地自容。特務頭子徐遠舉不相信年紀輕輕的袁尊一這麼「硬扛著」，便親自審訊，結果一無所獲。袁尊一的堅強表現在這位心狠手毒的特務頭子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解放後，在我監獄裡接受改造的徐遠舉，曾在自我交待罪行材料中有過關於袁尊一的話：「袁尊一，20餘歲，四川人，地下黨員，1948年夏，他去臨江路占家巷解中旅館與地下黨員何忠發聯繫被捕，以後犧牲於渣滓洞，被捕時特務們在他身上搜出一兩金子，我同他見了一面，我問他家住什麼地方？家中有什麼人？他說：『家住在朝天門，只有一個老母親……』他反覆說：『我母親雖然沒有飯吃，不會要你們的錢的。』」可見，袁尊一是位不可能被毒刑和物質誘惑的堅定的共產黨員。1949年11月14日，敵人之所以將袁尊一作為與江竹筠等人一起提前殺害，足於說明他在敵人眼裡的份量。就是這樣一位令敵人都感到心驚肉跳的不屈不撓的共產黨員，卻在「文革」中被誣陷是「叛徒」。關於袁尊一，他的戰友們還知道他在生前做過幾件特別令戰友們感動的事，那就是他還收養了烈士王璞和左紹英夫婦的女兒小凱渝（解放後改名為雷詠雪）。袁一家為了讓烈士的後代少受心靈傷害，百般呵護，關愛無比。可是袁尊一犧牲後，他自己的親生女兒不到3歲就因病死了。不久，他的妻子、也是他直接發展的地下黨員謝以思，承受不了失夫喪女的沉重打擊，另嫁他人。袁尊一的老母親為了讓烈士兒子有人繼承，便將袁尊一的親胞兄袁昭儀之子袁繼武作為烈士之子，而且這一過繼關係，得到了政府認可，從此沒有了後人的袁尊一有了繼承人。然而，令人無法理喻的是，像這樣一位實際上是「斷後」的共產黨人，江青及其爪牙們仍然沒有放過對他們的污辱和迫害。袁尊一被誣衊為「叛徒」後，原來在敬老院的他的賢良而有覺悟的老母親也不得到照顧，被病魔拖死於1971年；曾經是他妻子的謝以思也沒有被造反派們放過，長期被關在陰暗潮濕的牛棚里罰苦役，落得一身重病，死於1978年，時年不到60歲。連「父親」是什麼樣都不知道的過繼來的兒子袁繼武也因為是「叛徒的兒子」，被剝奪了升學、當幹部的種種權利，一直生活在最低層……
袁尊一烈士及其他的親人們所受到的如此不公的境遇，激憤了他的戰友和同志。有一位曾經是以袁尊一為革命引路人、女地下工作者譚月英（後改名叫譚群生），實在無法接受自己的戰友和上級的袁尊一烈士會在犧牲後受到如此殘酷的誣陷和他全家的政治迫害，從「文革」初期的1966年開始，便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一直在收集和整理袁尊一的革命事迹，歷時整整30年，直到1996年才正式完成了《袁尊一烈士事迹》的文稿出版工作。這位在黑色的地下工作中，在與袁尊一的交往和共同戰鬥中，深深地愛上了自己的上級但始終沒有表白過一句話的女共產黨員，當她看到烈士失去自己的女兒、妻子改嫁、養女也被領走後，便默默地將自己的女兒改名為「楊袁鋒」，默送給烈士作義女。為了感謝這位後半生幾乎是在為烈士而活著的、心懷誠摯愛情的女共產黨員的崇高精神，讓更多的人了解袁尊一的事迹，在此我們摘錄譚月英女兒根據她母親幾十年整理收集的袁尊一事迹而作的一次講演：
我名楊袁鋒，1962年在重慶出生後。為了紀念「11·27」烈士袁尊一伯伯，媽媽把我默默地送給袁尊一烈士為義女，以替代1952年病死的袁伯伯和謝以思娘娘的親生女兒曉華姐姐，繼承袁尊一烈士的革命遺志，將我取名楊袁鋒。袁尊一烈士，他是我媽媽的引路人、黨的領導同志、親密摯友、戰友。袁尊一烈士的愛人謝以思娘娘是地下黨員，她對我媽媽很好，也很愛我，曾給我講過袁伯伯的鬥爭故事，袁尊一烈士的媽媽孫道清婆婆和袁伯伯的寄養兒子袁繼武哥哥，在重慶市市中區（現為渝中區）八一路烈屬敬老院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