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紅岩故事」中的那些英勇不屈的共產黨人，我們不得不說羅世文這位烈士。除了他是一個反動階級的的背叛者外，羅世文的另一個身份是他的特殊性——中共四川省委書記。這樣一位黨的高級幹部，其慘死在敵人的亂刀之下，我們無法不對他表現深深的敬意之外，更多的是從他身上我們看到了一位黨的高級幹部的忠誠與忠貞情操。
以前，在我們熟知的「紅岩」故事中，羅世文的名字幾乎沒有出現過，這是因為他犧牲得比較早，他和另一位中共四川省委領導車耀先同志，被敵人殺害於1946年8月18日。關於這兩位黨的高級幹部的獄中情況，像「江姐」、「許雲峰」和《紅岩》作者羅廣斌等並沒有在一起工作過，所以《紅岩》小說里基本上沒有涉及到他們。加上「文革」時，江青一伙人惡意將羅世文、車耀先等英雄誣衊為「叛徒」，因此他們的事迹鮮為人知。
關於車耀先，我們在上面有所提及。他是劉國鋕、曾紫霞等同志的革命引路人，在此不再重述。而羅世文是不是一位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對敵鬥爭的英雄，也許只有與他一起革命和在敵人監獄裡蹲過的人才會真正了解。
《紅岩》小說中有個「瘋老子」，後來逃出了監獄，他就是解放後歷任貴陽市委領導和貴州省領導的韓子棟。韓是有數的幾個與羅世文、車耀先一起在監獄裡生活過的見證人。下面是韓子棟在1972年回憶羅世文時的口述：
……羅世文、車耀先是被戴笠派去的特務抓逮的。倆人開始關在成都的一個院子。羅是蘇聯留學生，與大特務鄧文毅、蔣經國在蘇為同學，因此鄧文毅想勸羅世文投降，但被羅拒絕。
到息烽監獄是1941年秋季，一同去的有30人左右。後來又從息烽監獄押到重慶，是1946年日本人投降後的7、8月份。到重慶途中，經過桐梓時因下雨，橋衝垮等修橋過程中，羅世文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我記得內容寫得比較簡略，不知周總理到底收到沒有。到渣滓洞是這年的7月20日左右，關在渣滓洞二樓。當時我關在4號牢房，羅世文關在8號。只關了幾天，特務傳說羅、車在四川熟，關係多，想法要把他倆另押到一個地方。到了8月10號，突然聽說要將他兩人押南京，羅世文這時用了紙片寫了道：「此去凶多吉少，高舉我們的旗幟。」這紙條後來由我傳給許曉軒。許又給了文光甫，文在皮鞋內夾出去了。8月18日下午，特務們將羅世文和車耀先叫了出去，說是將他們送南京去。幾天後仍沒有回來，這時我和許曉軒、宋綺雲等被押白公館。在白公館見一個姓楊的特務用的正是羅世文的臉盆，我們就懷疑起來，後慢慢打聽到羅世文和車耀先已經被敵人殺害了……羅世文在獄中表現是好的，
韓子棟在同一日回憶時又補充道：
1941年秋季，羅世文和我關在一個牢房裡，起初我對他是有很大懷疑的。原因是：一，當時我們關在一個秘密監獄，嚴禁修養人（這個監獄裡的犯人的稱呼）互通姓名及談案情、講身世。可是，在羅世文還沒有押到之前，牢房裡就傳達出要從重慶押來一個大共產黨的消息。這是我在這個監獄坐了七、八年中從未經歷過的事，覺得這個消息很不正常。二是獄吏、看守在喊叫犯人時，一般都喊「番號」，不準叫姓名的，而看守則叫羅世文時不叫他的番號，反而經常客氣地稱他是「張先生」，這也是以前從來沒發生過的事情。三是外面給關在這裡的共產黨人送東西是不可能的，我從沒見過有人給堅持立場的共產黨員送來過東西。但羅世文卻有人可以送東西給他。這也很不正常。後來時間長了，慢慢我了解清了，他羅世文確實是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和成都《新華日報》社長。以後，我下決心弄清楚他在獄中的態度。我藉機問他：「你打算跟他們（指監獄的特務們）做什麼工作？」他聽了以後真的很生氣，真要揍我。還好，他沒有揍我。後來我把懷疑的原因詳詳細細地告訴了他，羅世文的氣才消失了很多。他告訴：他關在重慶時，鄧文儀（他在蘇聯的同學）帶了很多東西去看他，跟他談他的出路和工作等。羅很生氣地嚴厲痛斥了鄧。說到為什麼有人給他送東西一事時，羅說他也不知道是誰送的，不過羅說有可能他被捕以後，是周恩來同志向蔣介石提出了抗議，問蔣介石要人，這樣可能他羅在監獄的處境得到了某些改善。羅還說到了為什麼看守們喊他是「張先生」時，羅說這是他關在重慶時的化名。
監獄的鬥爭是尖銳的，是真共產黨員假共產黨，好像溶鐵爐中烈火一樣，很快就把假的化為灰燼，真的顯出耀目的光輝來。牢里的殘酷鬥爭，使我後來斷定羅世文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是忠於共產黨的。在鬥爭中，我們彼此認識到，事實證明我們是為共產黨而獻身的。羅世文給我講黨史、講長征，也講到他在四川被張國燾關起來的事。講西安事變時，說張學良不和周恩來商量就決定跟蔣介石飛南京，張學良到了飛機場，周恩來才知道，但已經來不及挽救了。我聽到這裡，一塊塊堵著我心上的石頭，像是突的蹦了出來。講抗戰時，國內外的青年，紛紛奔向延安的動人情況，說的有聲有色。在監獄裡，是羅世文把我的精神鼓起來了，我覺得自己更有力量了，我病弱的身體，不知從那裡又來了勁。於是，我也把自己的情況、監獄的情況，不厭其煩地原原本本地向他做了彙報。在我向他彙報的中間，大概他是用現身說法鼓勵我，他給我談他的家世，他是大鹽商家出身，他的母親為什麼鼓勵她的獨生子參加革命等等。在羅和車來監獄之前，這個監獄裡沒有黨的組織，是他發起建立了臨時支部，他是支書，車耀先和我是支委。為了能堅持長期鬥爭，必須要爭取發動難友們聯合和團結起來。羅向我分析，在這個監獄裡，釋放的希望少到完全不可能，於是決定要和外面的黨組織接上關係，然後在外面的黨組織領導下，實行裡應外合，集體越獄（暴動）。羅特別指示我做這個工作。
1944年左右，監獄頭子周養浩，聲稱要叫一些「修養人」當工作修養人。去不去呢？許曉軒的意見是「不」。經過考慮，當時的具體情況，如：在兩三百個「修養人」中，共產黨員只有十幾個，再加其他政治犯也不超過30人，是少數。這樣，敵人很容易把我們這些共產黨員完全孤立起來。支書羅世文遵照毛澤東同志對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工作的方針精神，決定在不附任何政治條件下，如果監獄看守叫我們當工作修養人，我們就當，這樣對我們的獄中地下工作是有利的。後來羅世文自己就去當了監獄的圖書管理員，他通過自己的認真工作，給監獄裡的同志們提供了很多進步書籍看。
重慶談判後，中共代表在政協會議上提出釋放共產黨員羅世文和車耀先等。我們知道這事後，羅世文對我說：如果你先出去，你就在重慶等我，我們再一同到陝北去。如果我先出去，我立即向黨報告你的情況，黨一定來找你的，你放心吧。這時的我，已經坐了19年牢了，我激動地向他表示了自己堅定忠誠於黨的決心。但是沒有想到的是，後來我真的從監獄裡逃了出來，而羅世文與車耀先同志卻在我越獄之前就已經被敵人殺害了……
韓子棟於1947年8月18日從白公館逃出，這一天正好是羅世文、車耀先的忌日。一年前的這一天，羅世文和車耀先被敵人殘害於重慶松林坡的「戴公祠」。
龔浩然，另一位與羅世文一直坐過同一監獄的人。他這樣回憶與羅世文的一段特殊經過：
1943年5月份，我被關在貴州息烽陽朗壩監獄。去後即看到一位身材高大、容貌很端正的人，年略30多歲，（我當時有19歲）。他對我很關切。大概有半年多之後，我聽同我關在一間牢室的姜士豪說：「那位身材高大的人，是羅世文，他是中共黨員，是地下黨四川省委書記，因成都地區鬧搶米風潮而被反動派迫害逮捕來的。」姜士豪又說：「羅世文在蘇聯莫斯科大學畢業後回國，他俄文很好」等等。經過一年多的時間，羅世文也了解我是被迫害才到監獄的，他當時說我是「時代的犧牲者」。他曾很關心地叫我讀一些蘇聯小說。他平時見到反動派管牢的人，就罵。有時反動派強迫我們做苦工，打石頭，抬石頭抬木料，羅世文就說這是反動派想以罰苦役來摧殘我們的身體，而我們要認為這正好是鬆鬆我們筋骨的好機會，大家要為今後「天亮了」（天亮了，就是共產黨解放我們大家的暗語）作準備。他當時就是「橫眉冷對反動派」。牢中有人病了，他非常關心，常常詢問病情。平時他的學習從不厭倦，只要有光線看得見，他總是在看書看報。當時同牢里有幾個蘇聯人，其中有一個是蘇聯的船長，還有一個是南斯拉夫人。羅世文常與他們用俄語交談。他總是充滿著革命激情。我曾聽許曉軒說過，反動派曾要羅世文寫悔書，並以高官厚祿來引誘他。羅世文當時把敵人大罵了一頓，甩手而去。記得有一次監獄開了一個哲學辯論會，反動派大講精神為何偉大，羅世文當場以唯物辯證法和黑格爾及馬克思的哲學論點，把反動看守駁得體無完膚。我們聽了羅世文的辯論雄才，由衷的激動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