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第一章里，筆者曾經提到過在1949年10月28日的那一次所謂的「公審」中，除了塗孝文外，還有一名也是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物，他就是叛徒蒲華輔。這位蒲華輔，被捕時任川康特委書記。川康特委在組織系統上是與川東臨委平行的地下黨組織，白公館和渣滓洞庭洞的難友多為川東臨委組織系統的，所以一般都不熟悉蒲華輔。蒲華輔被捕後，特務同時抓捕了他的妻子，連同兩個小孩，一家人一起被關押在白公館，未與其他難友同室關押過，其他難友只有在放風時間有可能與他接觸。據《紅岩》作者羅廣斌回憶，難友們與蒲華輔性情上不是很投緣，覺得他對人「不大說話」，「態度一直很矜持」，接觸很少，所以我們掌握的關於蒲華輔言論、思想情況的材料很少。重慶紅岩革命歷史博物館存有一份1950年制的蒲華輔《被難人士登記表》(檔案號：B674)，上面記載了關於他的零星信息：
姓名：濮正應，化名：蒲華輔；男，36歲；銅梁人，上海中國公學肄業。1926年棄舊學入銅梁縣中肄業，1927年加入中共，積極活動，被開除，後入上海中國公學，一年後返銅梁縣中任教，領導該縣土橋事件。1930年於渝被捕，囚3年余。1937年返縣任教，1939年任江北縣委書記，1940年在萬縣工作，下半年又去瀘縣整理組織，1941年起工作於成都7年之久。 中共川康工作委員會書記。 著作不少，精於地理，被國特收括一空。
在整個「紅岩故事」中出現的幾個叛徒中，蒲華輔的年齡最大，黨齡最長，黨內職務最高。他的叛變經歷類似塗孝文，也屬於「先軟後硬型」。他被捕叛變後，交出了川西地下黨組織，特務在成都等地逮捕了數十名地下黨員，其中韓子重、齊亮、馬秀英、張學雲、韓秉煬等被送押重慶並殺害。
蒲華輔被捕，是由劉國定和冉益智共同出賣而造成的。劉國定叛變不久，就向特務交代認識川康特委負責人，外號叫「鄭眼鏡」，住在成都，但不知道「鄭眼鏡」的真實姓名和住址。當時特務先忙於破壞重慶地下黨組織及鎮壓華鎣山武裝起義，沒有立即追查這條線索。到了1948年11月，特務認為重慶地下黨組織已經被打垮了，決定把破壞活動向川西推進，但苦於找不到進一步深入的線索。一天，特務雷天元與冉益智閑聊時，說到劉國定出賣的「鄭眼鏡」的情況，冉益智馬上說：這個人呀，我認識，我們還一起工作過!「鄭眼鏡」真名叫蒲華輔，本名叫蒲文昶，是銅梁人。特務雷天元一聽眼睛就放光了，因為雷天元也是銅梁人，他早就認識原來叫蒲文昶的蒲華輔，雷天元和蒲華輔還是銅梁縣中學的校友。
真是無巧不成書。有這麼個線索，使徐遠舉興奮不已，當即他飛到成都親自摸底，然後成立了一個「川西特偵組」，並任命劉國定為組長，雷天元為副組長，同時任命另一位叛徒駱安靖為書記員，到成都具體執行破壞川西地下黨組織的任務。徐遠舉的這項特別任命，讓雷天元感到不舒服，因為他根本不把劉國定放在眼裡，而且有事都是直接向徐遠舉報告，所以實際上雷天元才是「特偵組」領導。劉國定解放後交代說：「12月20日前後，徐遠舉由渝來成都，決定派雷天元(二處專員)、駱安靖(叛徒)來成都與我共三人建立一個小組，準備設法破壞成都黨。1949年1月2日，雷天元、駱安靖二人來成都，正式成立川西特偵組，名義上我是組長，雷天元是副組長，駱安靖是書記，實際上雷天元又代表徐遠舉處理一切，怕我不積極，故弄個組長來壓在頭上。」
雷天元到成都後，找到成都的駐地特務機關，請求協助。成都的一個特務與雷天元是同鄉，也認識蒲華輔，還在街上碰見過，只是過去不知道蒲華輔的身份。特務們一商量，決定採取「大海撈針」的辦法，天天上街轉，大街小巷搜尋。特務知道蒲華輔是條「大魚」，決心抓到他後立功受獎，就不辭辛勞，每天上街。直到1949年1月13日，成都一個認識蒲華輔的特務在一個茶館裡把蒲華輔抓到了。蒲華輔在成都叛變後被押到重慶。據難友們觀察，他後來「逐漸鎮靜」，沒有再進一步出賣組織，而且還拒絕了徐遠舉讓他參加特務工作的要求。
蒲華輔是羅廣斌《紅岩》中的「甫志高」的主要原型人物之一。其實蒲華輔是個非常複雜的人，他與其他叛徒還有所不同，相對而言，他是屬於黨內的知識分子那一類人，他們在投身革命時或者在革命工作中，一直充滿激情和理想，而且蒲還是個理論方面很專長的人。他的個人生活上也有很濃重的知識分子色彩，清高、自命不凡，遇事頭腦易發熱。一方面在殘酷的敵我鬥爭中容易被激發革命熱情，另一方面真碰上敵人嚴刑拷打下又經受不住皮肉之苦，而當他「痛定思過」後，又表現出堅強不屈的精神來。他與家人一起關在白公館10個多月中，受到其他地下黨人的影響，後來一直沒有向敵人屈膝投降，還以自己是「黨的高級幹部」和有知識、有修養的身份出現在大家面前，說得俗些，那種骨子裡的知識分子臭架子一直放不下來，難怪連陳然、王朴這樣也是知識分子出身的共產黨員看不慣他。
1949年10月28日，蒲華輔和塗孝文與陳然、王朴等一起被押到大坪刑場公開槍殺。在赴刑場的整個過程中，據目擊群眾講，蒲華輔與其他烈士的英勇慷慨就義沒有什麼不同，表現得「非常共產黨」。
蒲華輔十分可悲：這樣一名黨的高級幹部，如果他也能在敵人的嚴刑面前咬緊牙頭，不吐一個字，那麼他不也就是另一個「許雲峰」了嗎？然而，蒲華輔不是，他在最關鍵的原則立場問題上，他叛徒了黨和同志們，他的名字因此不能刻在紅岩「革命烈士」紀念碑上，只能在黨的史書中被標上兩個永遠恥辱的字：叛徒！
古今中外的歷史都是同樣的結論：無論你以怎樣的理由，只要你成為背叛者，你就會永遠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李文祥，「紅岩」中另一個與所有叛徒表現很不一樣的叛徒。這位生於1919年，1939年入黨的「老革命」，被捕前任中共重慶市工委城區區委書記，主要負責地下黨農村武裝工作的聯絡、幹部輸送、人員轉移及武器藥品購置等，據說是位骨頭很硬的「地下老武裝」。他是被劉國定出賣的，於1948年4月22日和他的太太一起被敵人抓捕。被捕之初的李文祥，飽受重刑，幾度暈死過去，但他沒有背叛黨。他與特務們採取了「好漢不吃眼前虧」的應對策略：說遠不說近，說大不說小，說死不說活，說上不說下，說虛不說實，特務們因此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收穫。而徐遠舉等特務分子對被捕後的共產黨員判斷其是否「投誠」，基本上有兩個硬指標：一是有沒有交出所掌握的地下黨組織系統，二是加不加入他們的特務組織，參不參加特務活動。故對李文祥一番審訓後，特務們就認為李文祥「不老實」，屬於重案犯。但特務在審案時，發現李文祥對太太的感情很深，因此特務們就把李文祥作為重犯關押在白公館，將他的太太關押在渣滓洞，而不像白公館的一些囚犯那樣夫婦同押一處。
在關押白公館期間，一般難友對李文祥的印象還比較好，認為他「一直表現得不壞」。李文祥與陳然接觸較多，陳然發現李文祥實際上情緒很低落，就勸他利用坐牢的時間好好學點理論，李文祥卻不屑地說「懶得讀這些理論東西」，相反，他最感興趣的話題就是和冉益智一起眉飛色舞地大談兩性關係。李文祥反倒經常對陳然喋喋不休地說他有10年以上的黨齡，當過縣委書記，為黨的工作苦了多少年，一點享受和報酬都沒有，結果還要被捕，想想真是太不值得了，要是不出問題，解放後起碼會怎麼怎麼樣。陳然是位胸襟開闊，又見過世面，知道一個人要在長期的刑訊、關押中通過考驗，堅持到底很不容易的，就更主動地找李文祥談心，不斷激勵他、鼓舞他。可時間一長，李文祥對陳然的話便不以為然了，哼哼哈哈應付一下照常想他心裡那點事兒。
就在同時，特務們則正按計畫一步一步地「引導」李文祥。每次提出李文祥審案時，都特地把李文祥從白公館提到渣滓洞去，且都要有意或看似無意而實為有意地安排李文祥與他太太見面，所以一次審訊案，能讓李文祥對太太的思念之情增加十分。太太見面時，李文祥都會痛哭一場。李文祥的太太也是個地下黨員，但沒有對特務承認身份，看到李文祥這樣痛苦，反過來不斷鼓勵和勸說丈夫，要他堅持住!但李文祥的感情和精神狀態越到後來越處於崩潰的邊緣。每每痛哭過後，他就會想：我這樣苦熬到底是為什麼？為了革命勝利？革命確實快要勝利了，但真到了勝利之日，我還活著嗎？為了黨？我已經為黨不辭辛勞、不計報酬工作了這麼多年，我得到了什麼？為了天下人的幸福？古人說「一室不掃何以掃天下」，我如果死了，連太太的幸福都不能給，我還能給天下人什麼？陳然為了挽救李文祥，甚至對他說：「你要是去向敵人『自首』，我就跳樓自殺！」可李文祥卻這樣回答：「幾個叛徒不會影響中國革命勝利」。終於，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