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1949年11月14日這一個晚夜，白公館樓下的第四室牢房裡，聽著難友們輕輕的鼾聲，一位名叫宣灝的「老囚犯」怎麼也睡不著。晚上八九點鐘，一位監獄看守悄悄告訴囚中的難友們：關在樓下二室的鄧興豐已同從渣滓洞提出的其他29人在電台嵐埡被秘密殺害了。另外一個消息是，人民解放軍已逼近四川，重慶馬上就要解放。這兩則消息，讓這位當年誤入軍統訓練班，後又一心想參加新四軍的江南青年，整整坐了九年多鐵牢。每晚都有「獄中寫作」習慣的他，這一夜無法入眠。
此時此刻，宣灝想到了自己和其他難友隨時都將會像鄧興豐一樣被拉出去「制裁」。對於死亡，他並不害怕，並且早己做好了準備，然而宣灝感到遺憾的是，由於自己的特殊身世與經歷，一直埋在他內心追求光明的理想卻還沒有機會告訴革命同志，特別是還沒有機會告訴同室囚友他朝思暮想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願望。時間不多了，該向同志們表白了！想到這裡，宣灝毅然找出偷偷收藏的紙和筆。他決心抓住最後的時機，寫下自己要對中國共產黨要說的話，如果萬一有機會帶出去，此生無憾矣!
白公館內外，此時異常靜寂，只有遠處的狗叫聲畔在耳邊。借著牢房門欄間隙透進的微弱光線，宣灝的深度近視眼幾乎貼在紙上，只見他吃力地一筆一畫地寫著開頭的第一句話：
親愛的朋友，思想上的同志——請允許我這樣稱呼你。
從何說起呢？從今天下午老鄧的走(還不清清楚楚地擺著么：他們是完結了啊)，我想，你們的案子是結束了，你和老劉的生命也許是保全了；但從另一方面，我們得到確息，我們這批從貴州來的同志，已於十日「簽呈」台灣，百分之八十是要完結的了；因此，在臨死之前，我想向你說幾句我久想向你說，而沒有說成的，請你了解我，而為我和其他的同志報仇!
寫到這裡，宣灝感到極有必要向黨理清楚自己的人生軌跡：
我是江蘇江陰人，父親是一個鮮魚小販，因為家庭窮困，十一歲母親逝世後，我一面幫著父親挑擔做生意，一面在小學讀書。小學畢業後，曾在初中肄業半年，十六歲，到無錫一家水果店學生意。但我異常厭惡那種狹小而庸俗的生活，希望求取知識，到更廣闊的世界去活動。我知道我的家庭是不能滿足我的這種希望的，於是我便逃到揚州一個駐防軍里去當兵，大概幹了三個月，我就被我的父親找來領回家去了。
在家裡，上午我幫著父親挑擔做生意，煮飯燒菜。下午，便獨自躲在光線暗淡的小室里學畫，讀當時新興的小說和淺近的社會科學書籍。我沒有相好的朋友。因為，即使有錢人的子弟願意與我交往，他們的父母也討厭我到他們家去玩：「你看他身上穿得多破爛，多骯髒呀!朋友多得很，為什麼獨獨要找他，給人家看了笑話啊？!」我的孤僻矜持的性格，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形成的；同時，那樣的生活也給我帶來了壞影響：求點知識，學些本領，我將來要往那些有錢人堆里爬——現在想起來，當時的心理是多卑劣，多無恥啊!
到我十八歲那年的秋天，我的一位有錢的遠親，把我介紹到上海東南醫專的解剖實習室去當助手和繪圖(解剖圖)員。
除了規定的工作而外，我也可以選擇很多和自己工作有關，或感到有興趣的功課，隨班聽講。兩年半時間，使我懂得了一些生物學，和別的自然科學的知識，幽靜的實習生活，也養成了我沉默而不管時事的個性。
二十四年(編者註：指民國二十四年，即1935年)年底，上海學生為了「何梅協定」事件，赴京請願抗日，我也參加了那些偉大的行動；從那以後，我忽然又感到自己生活的狹小無味，和前途的黯淡了。我到處託人活動轉業，後回到家鄉小學裡當了教師，接著又當了一學期小學校長。這樣我的生活是「獨立」了。因為職業關係，也得到了少數人的尊敬。但我應當說，我是一直在個人主義的道路上橫衝瞎撞而已!直到抗戰爆發，因為接觸到了一些新的人和新的事物，我才開始意識到要為人類作一點真正有意義的事業，但可惜的是：我走進了一個反動的軍隊，還認為他們是為民族謀利益的陣容。因為想學一點軍事學識，三個月後，我考進了這「團體」的「息烽訓練班」(他們是以「中央軍校特種訓練班」的名義來招生的)受訓。但因當時不明其性質和紀律(那時是缺乏政治常識和經驗的啊! )我照常和外面的朋友通信，照常讀我愛讀的書籍，因此。不到四個月，我就被捕了!
在監禁之初，我的情形是並不很嚴重的，他們只要我表示悔過，並想利用我的親筆信去誘捕與我通信的在貴陽的朋友一一「讀新書店」經理一一就可以放我，可是朋友，我這時已經明白了他們所謂「團體」的政治性質，我是真正的人民之子呵，我怎麼能入於這些狐群狗黨之流？怎麼能出賣我敬愛的朋友，以換取一己的榮華富貴？於是在那個暗黑的微雨茫茫的夜晚，我從禁閉室里衝出來，想跑到我所憧憬的新天地一一駐有人民隊伍新四軍的皖南去，然而由於自己的幼稚無識，在十里之外，我又被捕了!
宣灝被捕後，先後被關押於息烽和白公館監獄。在獄中，他接觸到了真正的共產黨人，如羅世文、許曉軒、譚沈明、劉國鋕、羅廣斌等，在這些共產黨人的影響、幫助下，宣灝懂得了怎樣才能為人類做一點真正有意義的事情，懂得了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為民族謀利益的，他的思想從對革命事業的樸素感情，上升為對共產主義理想的執著追求。曾與宣灝同在白公館被關押過的脫險志士毛曉初在回憶材料中記載了宣灝說過的這樣一段話：
革命啦，講起來不是易事，幹起來更不是易事。起初，我只管叫打東洋鬼子叫革命，關起來後，老譚、老許給我許多教育幫助，才懂得革命，所以我就說革命講起來也不是易事。干啦!就不要怕殺頭，眾多的人都跟共產黨，一個心愿，腳步齊，這就更不易了。現在我明白，不管能不能出去，跟著共產黨，跟著老譚、老許他們干就是了，出去了，不用說更要跟著共產黨幹革命了!
因此，宣灝繼續寫道：
雖然不是黨員，但我對共產主義和人民的黨的誠信，也像你們一樣，用行動未保證了的，在九年多監禁期中，我不斷的讀書和磨練自己的文筆；我鄭重的發過誓：只要能踏出牢門，我仍舊要逃向那有著我自己的隊伍中去!
現在，窗外已透進黎明的氣息，黑暗雖拚死抵抗，但顯得那樣無力而步步退縮。宣灝站起身來，走到窗前，雖然長期的獄中生活嚴重地損害了他的視力，但他仍感到遠方的天空已明朗起米，他雙手伸出窗外，試圖擁抱那光明。此刻，他多想衝進重慶秋季的晨霧中，去盡情地享受即將來臨的曙光啊!然而，黑暗將把他吞噬在這鐵窗之內。宣灝為自己沒有機會為黨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深感遺憾，但他並不後悔自己的選擇，也沒有絲毫的恐懼，心中充滿了對反動政權的仇恨。他要告訴黨，革命勝利後革命者應該做的事情：
一次次難友的犧牲，更加強了我這心愿：我決定，只要我能活著出來，我要運用我熟悉的工具——筆——把他們秘密著的萬千罪惡告訴給全世界，作這個時代的見證人!可是朋友啊，我的希望將要付之流水了!我是多麼可憐自己，替自己惋惜，替自己哀悼啊!
朋友，我們的生命，是蔣介石匪幫，在人民解放軍就要到臨的前夕，窮凶極惡地殺害了的!他們既然敢犯罪，他們就應當自己負起責任來!朋友，請你牢牢記住：不管天涯海角，不能放過這些殺人犯!當人民法庭審判他們的時候，更不能為他們的甜言蜜語或卑賤的哀懇所哄過! 「以血還血」，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我相信革命黨人對死難朋友的忠誠，一定會滿足我上述的希望，使我含笑九泉的!
灝弟上言
最後落筆時，宣灝已經看到了東方的魚白雲彩已經露在監獄的窗戶上，於是他恭正地寫上「十一月十五日」這個時間。
這封信寫成後，不日，宣灝便尋機將它交給了同室的共產黨員羅廣斌，當時在白公館的難友中，大家普遍認為以羅廣斌的家庭背景，是可能逃脫被「制裁」的厄運的。而羅廣斌本人卻不這樣看，他已作好了犧牲的準備。當宣灝將要求入黨的信交給羅廣斌時，他莊嚴地點點頭，緊緊握住對方的手，表示只要有機會，一定向黨轉達，然後將宣灝的信悄悄疊好，藏進地板下的一個秘密地方。後羅廣斌僥倖脫險，宣灝的這封充滿革命激情的書信才重見天日。羅廣斌等人創作《紅岩》小說時，還以宣灝為原型塑造了胡浩這個藝術形象。
在白公館的宣灝疾書「最後的要求」之時，同是11月14日這一天夜晚，渣滓洞的震動和影響無疑是更加巨大的。這一夜整個渣滓洞可以說無人入眠，電台嵐埡的槍聲雖然傳不到這裡，然而囚友們的心頭是清楚的，李青林、江竹筠、「老大哥」他們出獄後的命運肯定凶多吉少，尤其是解放軍進軍大西南的腳步離重慶越近，喪心病狂的敵人對我共產黨人絕對不會心慈手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