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本世紀後20年的中國是條真正醒來的巨龍，那麼催醒這條巨龍的人便是鄧小平。短暫的歷史所發生的巨變的現實，證明了鄧小平走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的理論是中華民族再度稱雄世界的思想基石。
如果說當年安徽鳳陽農民在一張土地承包書上重重地寫下自己的名字而走出了中國農民實踐小平理論的第一步，那麼義烏人僅用十幾年時間在一片貧瘠的黃土地上建成了一個令世人矚目的現代化大市場，則是中國農民真正運用小平理論，進行著一場祖先們幾千年來一直夢想卻始終得不到實現的偉大革命，這就是使臉朝黃土背朝天的「泥腿子」們得以揚眉吐氣地成了城市的主人，使每一塊過去只種糧食的莊稼地奇蹟般地變成了生金收銀的市場。聽起來似乎都很平淡的一段往事，然而作為同一時代的我們，又怎能不理解其瞬間的歷史中曾有的那充滿曲折與驚濤駭浪的漫長……
義烏在哪裡？義烏人是誰？義烏？好怪的兩個字，什麼意思？興許幾年前像我這樣常在各地奔跑的人都會提出這樣的問話。
是的，連義烏人自己都這樣告訴我，換了十幾年二十多年前，他們自己都不願張口讓外人知道自己是啥義烏的人。那是義烏人沒有自己敢顯耀的地方名稱，取代他們的是被人瞧不起或吐唾沫的「雞毛換糖」的「敲糖幫」。在過去的江南，有句話這樣說：「苦，苦不過大年初一披風戴雪走千家的敲糖幫；爛，爛不過夜宿豬棚日討飯的叫花子。」據說，已有幾百年靠敲糖換雞毛歷史的義烏人，在十二三年前的公元1986年、1987年時，才徹底扔下那副靠賺一把雞毛一根豬骨來維持生計的換糖擔子。
後來我才明白，今天的義烏人為什麼一聽說我要寫一部義烏新史時就最先把馮愛倩抬了出來。
出現在我面前的馮愛倩，是個很典型的南方阿婆。她說今年她已經59歲了，生意做得不大不小，現在主要精力在參與管理「中國小商品市場」。「忙哩，幾萬個攤拉，十幾萬個商家，天天都有你干不完的活，做不完的事……」馮愛倩遞過名片，我一看職務還真多：義烏市政協委員、個體勞動者協會副主席、市場治保副主任……
「人家說我是華夏第一市裡的『一號臣民』，這還真不是吹出來的。你們外人現在來看看我們義烏市場今天這麼熱鬧，這麼了不得，可你們是怎麼也想不出我們現在這些百萬富翁、億萬富婆，在當年是如何一步一磕頭、一跪三作揖走過來的。」馮愛倩眼裡閃著晶瑩淚花。
「過去義烏人窮得遠近聞名。別說鄉下種地的農民，就是我這樣吃商品糧的城鎮居民戶的日子也過得有了今朝沒明朝。」如今早已是「百萬富婆」的馮愛倩一談起往事，總會情不自禁。她說，她年輕時也是種地的鄉下人，為了實現做「城裡人」的夢，敢作敢為的她不顧別人在後面指指點點，大姑娘一人扎到爺們堆里參加了「生產合作社」。那時馮愛倩的生活根基雖說還在鄉下，但那種「吃商品糧」的感覺使大姑娘的她內心充滿著自豪感和優越感，成天小嘴裡有唱不完的小曲。但窮地僻壤的義烏小城鎮，在當年就像一艘漂泊不定的破船，沒幾年，馮愛倩就被上面一聲令下，又把戶口轉到了鄉下。為了養活5個兒女，僅靠在供銷社工作的丈夫那幾個死工資，連一家人的嘴都填不了。馮愛倩十分心酸地告訴我，有一次為了給孩子做一頓飽飯吃，她竟然連跨了6條門檻也沒借到一粒米。她不得不攜子拖女在丈夫單位下面當家屬臨時工，並且一干就是7年。一晃到了1979年，孩子們也開始大了，上學、穿衣都得花錢，做媽的馮愛倩顧不了啥「面子夾里」的，她看到稠城鎮的一塊火災燒毀的房基地上有人提起籃子在賣各種小商品，一天也能賺回幾塊錢來。這對巧婦無米炊的馮愛倩來說，太有誘惑了。當她興沖沖地到街道申請「做買賣」時，街道一名負責人大眼瞪小眼地朝她嚷嚷道：「我們正準備抓那些投機倒把分子呢，你可好，還想跟他們合幫呀！」馮愛倩嚇得再不敢進街道管委會那個門。
可日子還得過。1980年，做了近40年「城裡人」夢的馮愛倩終於實現了夢想。為了把農村的戶口遷到城裡，她賣掉了10擔穀子，每擔8元，總得80元。入夜，馮愛倩摸摸口袋裡的錢，心裡不停地想著「小錢變大錢」的事。
「哎，你有沒有錢借我？」她推醒正酣睡的丈夫。
「你……半夜了想什麼事嗎？」老實巴交的丈夫揉了揉眼，問，「要錢幹啥？你不是剛賣谷嗎？」
「我想做點生意，那點錢不夠本。」
「啥？你要做生意？」丈夫似乎一下被嚇醒了，「我們今天下午還在開會說要狠狠打擊投機倒把，你不是將雞蛋往石頭上砸嗎？」
「啥砸不砸的？我全家人要吃飯，誰管？」馮愛倩生氣了，「你到底有沒有錢借我？」
「除了工資全交給你了，我哪還有錢嘛？」
丈夫說的是實話。無奈，馮愛倩後來只好託人從信用社貸了300元。有了這380元的本錢，40歲的馮愛倩便開始了艱辛的從商之路。
最初的生意很簡單，先到百貨公司那兒進點很便宜的紐扣、鞋帶、別針什麼的，這些都是義烏「雞毛換糖人」的必需品。少進小出，第一天擺攤，除去成本、開支外，凈賺了6元多。馮愛倩的心裡別提有多高興！她過去當了十幾年的臨時工，一天工錢不過9毛錢，一個月下來也就是27元。如今一天就是6元，這筆賬誰都會算。第二天擺攤比第一天還多賺了幾元，第三天馮愛倩回家一點當天的生意，呀，整整賺了22塊！
做定了，這「奸商」我做定了！嘗到甜頭的馮愛倩從此一發而不可收，她知道要賺錢，一是必須進貨便宜，二是必須出手快。當時義烏只有兩個像樣的集市，一是稠城鎮集市，另一個便是「雞毛換糖」的發源地廿三里集市。兩個集市一逢農曆雙號，一逢農曆單號。為了趕這兩個集市，馮愛倩頭天早晨在這個集市擺完攤後，下午就得立馬乘車趕到外地進貨，當天夜裡必須趕回並配好貨，這樣才能趕上第二天的另一個集市。不說一個婦道人家在大街上擺攤做買賣會遇到什麼樣的事，單說上外地進貨這一項，馮愛倩說她現在想起來都會感到是一場場噩夢——
「……頭年夏天，我到金華百貨公司進貨，求人敬佛，好不容易進了2000把紙扇，當我擔著擔子往回趕火車時，因為天熱擔重，又空了兩頓沒進一口水和一粒糧，我沿鐵路走著走著，突然心頭髮悶，兩眼直冒金星，連人帶擔子倒在了鐵路邊……我怎麼也起不來，心想這回慘了，別說賺錢，就是性命都撿不回了。就在這時一位好心的道口工瞧見了，是他把我扶進小屋，又是端水又是幫著揉腰，才算使我緩過勁來。說起到外地進貨的苦處，真能講幾天幾夜。那時各地的政策還沒開放，我們這些個體戶上國營單位進貨，人家就像見瘟神似的害怕，生怕多收你一分錢也會沾上『資本主義病菌』。可畢竟有不少企業的積壓產品太多，又見我們都是現錢交易，所以我們的貨源還能解決。但回程的路常常比上門求貨更難，鐵路線上的『打擊投機倒把』比抓小偷還嚴。為了躲避一道又一道的檢查，我們都不敢走火車站的檢票口，全得等火車出站或到站放慢車那段時間裡扒窗上下車。你想都是幾十歲的婦道人家，又帶著筐子拖著貨，那扒車的光景誰見了都說我是要錢不要命啊！可他們哪裡知道，為了一家人的生活，為了孩子能上學吃飽飯，我這麼做是既要錢來又不敢捨命啊！有一次帶著貨跳車稍稍慢了一個眼神，結果差點摔斷我的雙腿。那時我們這些上街出門擺攤做生意的人，都被看做『投機倒把分子』，你一不留神就可能被『市管委』那些戴紅袖標的人抓進去，罰沒錢物，上學習班。我印象中最可怕的情形要算外出進貨回義烏的事了。那時哪像現在條條大路通義烏，只有一條鐵路連著外面，所以我們出去進貨只能搭乘火車。每次回義烏時，眼看快到站時的那幾分鐘里，遠遠先把貨從車窗口扔到鐵路旁邊的莊稼地或野草叢裡，然後人再隨著減速的車子一個跟頭跳下去。轉身貓著腰重新撿起貨物拔腿便跑……你問為啥這麼做？怕呀，每趟車到站時總有好幾隊戴紅袖標的人，像憲兵似的在站口左右的幾百米之間巡邏，抓住還了得！說出來你可能會覺得好笑，有一次我跳車下來剛剛把扔下來的貨物重新收拾到擔子里，剛直起腰就見迎面有個戴紅袖標的人朝我這邊走來，嚇得扔下擔子撲通卧倒在地。你說戴紅袖標的他檢查就檢查吧，可偏偏這冤家遛遛逛逛不走人，害得我整整趴在野草堆里好幾個小時，苦啊，現在回想起來就要掉眼淚……」
剛直的馮愛倩不想讓別人看到自己掉淚，她把頭往上一仰，嗓門一下高出兩倍：「你說我們這麼玩命從外面運回些百姓生活日常用品，到市場上擺攤換那麼幾個辛苦錢，可偏被說成是『資本主義的尾巴』，硬要砍斷不可。當時我們義烏城關的稠城鎮沒現在這麼多的人口，城市面積也沒這麼大，但也有幾萬人在這裡生活著呀。我們這擺小攤的人天天就像游擊隊似的東擺一時辰，西擺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