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重慶成為直轄市的那一天起，可以說既是機遇，更是挑戰。重慶直轄市的發展是國家和民族所賦予這個「大城市大鄉村」的共和國「第四直轄市」的一項歷史性任務，那便是要「努力把重慶建設成為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尤其「按照西部大開發『以線串點、以點帶面、重點推進』的要求，重慶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中有條件也應該走在前面，發揮更大的作用，爭取更大的作為」（江澤民語）。
黨中央和全國人民給予重慶如此重託。
然而重慶的作為在哪裡？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大潮，如洶湧的長江之水，大有「千里江陵一日還」之勢。作為人民共和國的「第四直轄市」，此時的重慶經濟發展比其他3個直轄市晚了許多年。與沿海的一些中等城市相比，少說也有10年的差距。在重慶成為直轄市前的1996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才1179億元。而這個時候的深圳已達萬億元，就連青島、大連、蘇州、寧波等非直轄市的「小弟弟」們的國內生產總值也超過或接近了重慶水平。
共和國的「第四直轄市」慚愧呵！
而讓直轄市領導者感到汗顏和緊張的是，此刻的重慶在剛剛歡度建市的喜慶後，主城區約有100多萬下崗大軍正在醞釀一場向政府討工作、要飯吃的大動作……
這就是直轄後的重慶所面臨的極端困境！
重慶曾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有過輝煌的歲月，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它有過強大的工業實力。開埠之初，重慶的經濟實力是以它的航行和商業著稱，那時的重慶扼富饒的西南之門戶和長江上游運輸之要道，成為中國當時屈指可數的強盛之都。尤其是國民政府從南京「遷都」此地後，重慶工業更是一度達到舉國之首的水平。新中國成立後，重慶的工業同樣有過舉足輕重的地位，特別是「三線」建設時期，重慶作為國家六大重工業基地之一的榮耀歲月至今讓老重慶人沾沾自喜。
可是，隨著國家改革開放迅猛發展的大潮在全國各地洶湧奔騰，重慶似乎成為一個漸漸被人遺忘的角落，昔日進門都要登記、查問再三的那些軍工企業不是轉行，就是關並停產……
「我從大學畢業後就一直在重慶工作，後來調到四川省政府當領導，前二三十年並不感到重慶多麼落後，可到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像成都市這樣的『小弟弟』也是一天一個樣，遠遠地把重慶甩在了後面，更不用說廣州上海那些現代化城市了。1997年6月18日重慶直轄市正式掛牌，我再從省里回到這兒任職，有機會仔細地看看這個曾經與之相伴了二十幾年的城市時，我才猛然發現重慶被飛速發展的時代甩得太遠了！」直轄市第一任市長蒲海清談起10年前的重慶光景時，感慨萬千，「那天我到一個地方，工人們反映說他們現在連基本生活都非常困難，我當時聽了特別衝動，拳頭捶在桌子上咚咚響。圍在我身邊的很多工人愣了，繼而反問我你這個市長發啥子脾氣？你不給我們飯吃你還惱怒？我說我不是沖著你們來的，我是恨不得打天呀！我是一市之長，我心疼我的百姓過著這種生活！自己也沒長三頭六臂啊……」
一市之長的蒲海清當時的內心如此悲愴，市民們心頭的感覺更不用說了。
怎麼辦？出路只有一條：改革！
重慶直轄市一成立，市委、市政府做的幾件大事中，最艱難的自然是國企改革問題。人們或許還清楚記得：1997年6月18日，上午是重慶直轄市掛牌、揭牌的喜慶盛會，時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的李鵬同志親自出席並作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下午，大家知道李鵬同志到了哪裡嗎？到了重慶特鋼廠。為什麼時任中共中央「二把手」的李鵬到特鋼廠去了？原因只有一個：重慶特鋼廠已經面臨「最後時刻」了。這個曾經為新中國立下汗馬功勞的鋼鐵廠已經無法過日子了，職工鬧事已經鬧到連中央都知道的地步。而像特鋼廠的情況，當時的重慶國有企業中，其情形都差不多。國有企業佔主導地位的重慶工業和重慶經濟，如果不把國有這一塊搞好和穩定了，重慶直轄市將面臨「翻盤」的可能，這已經不是簡單的企業虧損不虧損的問題，而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一個嚴重的地區社會問題、一個影響中共高層威信的政黨問題。
重慶人是深感這種責任的。
改革必須進行！改革是惟一出路！即使要殺出一條血路，我們重慶的國企改革也不能拖全國的後腿。中央曾在1998年提出國企要在3年內扭虧為盈的目標，重慶一度向中央反映希望多給他們一年時間。最後得到的答覆是：不！這就是說給重慶堵住了國企改革時間上的後路。所以不論是第一任的市長蒲海清，還是第二任的市長包敘定，他們在位的大部分精力必須放在國企改革上，而第一任書記張德鄰、第二任書記賀國強也不得不為國企改革「保駕護航」。
一場場驚心動魄的戰役打響了。在這些戰役中，重慶人和重慶企業經歷了生生死死、死而復生的一次次歷練與涅槃。
1999年的國慶，對年屆56歲的唐民偉來說，過得太異常、太倉促了——3天前，即9月28日，身為四川省冶金工業廳副廳長的唐民偉，被一紙任命書，調回到曾經戰鬥工作了28年的重慶鋼鐵集團公司任董事長、黨委書記和總經理。
唐民偉的此次「回家」意義很不一般。重鋼人都知道：老唐1964年在重慶大學冶金系畢業後，就來到重鋼，從軋鋼廠的小技術員一直干到重鋼集團的第二把手，因工作需要或有人私下傳說的「一山不容兩虎」的原因，在1992年，這位風華正茂、前途無量又無限眷戀重鋼的唐民偉被調到四川省冶金工業廳，那年他才48歲，是仕途上最佳的年齡。況且那時全國的鋼材市場行情看漲，重鋼的日子也比較好過。而八年後的現今，重鋼不僅日子難過，而且可以說是極度的困難。他老唐「回家」後粗粗從財務報表上了解了一下，從1999年這一年的年初開始，全重鋼月月虧損。更讓他心驚肉跳的是：按訂單可安排的生產只能維持到當月的17號，也就是說全重鋼幾萬職工將立馬沒有活干！沒有訂單，沒有活干，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幾萬人就要回家，意味著熱火朝天了幾十年的重鋼要關門了！可重鋼是國有企業，關門也得每月支付一億以上的職工工資，還有設備折舊，其他各種必須支付的開支也在每月一億元以上……這樣的老闆怎麼當啊！
「同志們，我先給大家談點心裡話：我是服從組織的分配才回來的，沒有多少思想顧慮，也沒有多少個人打算。回到重鋼，我與班子的成員見面，問大家當下有什麼緊迫的情況需要研究，有什麼緊迫的問題需要處理，大家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兩樁事：一是國慶之後無錢發工資，怎麼辦？二是部分職工正在醞釀聚眾上街鬧事，又該怎麼辦？是啊，怎麼辦？這兩樁事一件都不能小看啊！可我想，這兩件事都圍繞著一件事，那就是我們重鋼得找到飯呀！有了飯吃，發工資就不成問題了，職工也不會聚眾上街鬧事去嘛！重鋼要吃飯，到哪兒要飯吃呢？你們說……」這是唐民偉上任重鋼一把手後在第一次召集的各分廠和分公司及機關各部門、各系統黨委書記會議上的開場白，「我還要告訴大家一個其實已經客觀存在的嚴峻事實：重鋼現在的虧損不是幾千萬，而是2.37億元！今年——1999年，還有兩個多月時間，我們要實現一個最基本的目標，那就是讓虧損的下坡狀態停下來！爭取哪怕是一分錢的贏利也是我們重鋼人的偉大勝利！」
一分錢的贏利也是重鋼人的偉大勝利！這對曾經有過一年創造幾億利潤的重鋼來說，簡直聽起來有些可笑。然而在此時此刻，它勝過其他任何一句豪言壯語。因為生死關頭的重鋼，此時能實現一分錢的贏利，就意味著向死亡告別，開始出現生的希望！
接下來的日子裡，唐民偉時而前往市長辦公室討教，時而奔走在市府相關部門進行協調，而更多的是出現在重鋼的幹部與職工面前……從分廠到車間，從職工食堂到機關科室，唐民偉時而仰天大笑，時而沉思不語，時而慷慨悲憤，時而細語傾聽。
夜，又一個夜……重鋼人看到自己的新「掌門人」，每天在那個只有一張沙發、一張寫字檯、一台電視機的「家」里，有盞小檯燈常常徹夜不熄。
唐民偉有動作了：43歲的郭德勇從規劃處處長的位置上被提拔到管生產的集團副總經理的崗位；51歲的羅福勤，從經濟運行處處長的位置上被調任到主管營銷的副總經理崗位；44歲的工貿公司經理陳亞雄被升任為銷售處處長，主抓營銷……唐民偉的理由是：提拔這些人，是因為他們「懂行、實幹、為公、合群」。當然，與之相反的另外一些幹部被調離原來的崗位，他們對唐民偉意見不小，那也沒有用。重鋼面臨生死關頭，再像過去照顧這人顧慮那人的日子一去不復返了！唐民偉明確告訴大家：誰想在重鋼混日子，沒有門了！除非我唐民偉不在這兒當家！
誓在背水一戰的唐民偉正欲辭別1999年最後一個月的時候，那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