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何時開始，常熟竟然被「小弟弟」崑山和張家港超過了！這股積在胸膛里的氣使得常熟人很壓抑。
自古以來，在蘇州諸縣中，常熟一直是「兄弟」中的老大，而且論建城史，常熟甚至可以同伍子胥建的姑蘇城比悠久。
論風景，蘇州有的，常熟也都有。
說到水，蘇州人愛把太湖抬出來，常熟人這時會笑著指指那碧波蕩漾的尚湖告訴你：它的面積比杭州西湖還大些。
說到山，蘇州人總歡喜把獅子山搬出來，常熟人搖頭說，到了我們的虞山，你就不用再登江南的所有山了。因為虞山是蘇南一帶距長江入海口最近的一座山峰，站在虞山頂，盡收千里江南美景，前望長江大海風光，難怪當年吳王要為西施修樂亭會挑在虞山頂上。
蘇州有座千年古剎寒山寺名揚四海，常熟人說，他們的興福寺方丈做過寒山寺大和尚的師傅；蘇州的虎丘塔日映斜陽，常熟人說他們的南宋方塔堪稱「南國第一塔」。
蘇州人說，他們有位賣家園修學堂的大教育家范仲淹；常熟人說，他們的言子是當年孔子三千弟子中惟一的一位江南人，堪稱「南方夫子」，名列十哲中第九位，後人傳稱知識分子為「老九」就是從言子這兒來的，言子因此是讀書人的鼻祖……
蘇州後來稱為「府」，常熟為此一直耿耿於懷。新中國成立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裡，常熟一直是省轄「大市」，與後來升級為地區級的泰州等一樣待遇，但人家泰州早已跟蘇州在行政級別上平起平坐。常熟人對此很無奈，由於離無錫和上海太近，尤其是離蘇州太近，他們一直沒能升格為地級市。
事實上常熟在很多方面超過了蘇州，即使現在我在蘇州城內採訪，仍經常聽到有人會說：要說生活和環境，常熟不比蘇州差——嘿嘿，這話讓常熟人舒服了許多，慢慢地，常熟人也習慣在蘇州面前俯首稱臣了。
常熟在蘇州管轄之下，無可翻案，但常熟在諸縣前則始終一派兄長風光。它確實有理由和實力。崑山和張家港包括太倉這些舊縣城，小得根本不能用城字來形容，最多只能說「街」。然而常熟城不同，那是像模像樣的城，有街有道，縱橫交叉，水陸網狀，小橋流水處皆是人家。小時候我只聽大家說去一趟常熟是去「常熟城」的，還從未聽說到吳江和崑山、太倉等周圍幾個地方的名字後面加過「城」字的，除非是上蘇州才叫「到城裡去」。
你聽明朝吳地詩人沈以潛詠琴川的詩句：
吳下琴川古有名，
放舟落日偶經行。
七溪流水皆通海，
十里青山半入城。
常熟古時又名琴川，是因為城內有七條河流穿城而過，從空中俯視風景如畫的城郭猶如一把七弦古琴。這「古琴」兩邊既有半入城的江南名勝虞山，又有兩泓明鏡一般、面積達十平方公里的尚湖、昆湖兩大水域，如此江繞城、城抱山、山枕湖，構成了常熟這個千年古城的獨特風韻。
常熟歷史上有太多的名流英雄。光是文化大家就有與唐伯虎齊名的「吳中四才子」之一的徐楨卿，還有「江南詩聖」錢謙益和「巾幗烈女」柳如是及晚清《孽海花》作者曾樸等常熟邑人。兩代帝師翁同龢自然不用多說，常熟人在明清朝考中狀元的就有8人，有9人在朝中當過宰相。這樣的大牌人物，在蘇州列縣中是不可能有的。說今，「兩彈一星」的元勛王淦昌是常熟人，大學者錢昌照是常熟人，我國電信和外貿事業的開拓者李強是常熟人，水利大師張光斗也是常熟人，後來常熟的一部分划到了張家港，張光斗先生也一下子從「常熟名人」的名單中被划了出去。有人後來再問張光斗老先生，你到底是常熟人還是張家港人？老先生幽默地說：我是蘇州人。
常熟人有資格成為蘇州地區的「長子」，這是無可爭議的事實，除了它的建城史和悠久的歷史文化原因外（常熟也是國務院批准的第一批歷史文化名城，這一點與蘇州城是平起平坐的），還與歷史上的一對兄弟有關——
商周交替之際，有一對兄弟不遠數千里，從富庶之邦來到當時荒蠻的江南大地，甘心斷髮文身當農民，並帶領當地百姓墾田治水，建立「勾吳」之國，他們就是仲雍與泰伯兄弟倆。仲雍是周太王的次子，本名虞仲，在當時的王室中，虞仲精於文韜武略又忠厚勤勞而深得人心。但周太王屬意其幼子季歷繼承大業。虞仲明白後便勸兄長泰伯一起順從父意，讓國避位。泰伯被兄弟說服後，兩人借採藥為名，從渭水流域，千里迢迢來到了常熟、無錫一帶。後來季歷之子昌（即周文王）繼位，使中華民族有了一段非常輝煌的歷史。而身為王子的虞仲兄弟倆，卻在江南的荒蠻的原野上同百姓一起堵水墾荒，苦心經營，最後也建立起了不朽的偉業。虞仲歿後葬於常熟城邊的山頭，此山因而得名虞山。如今每逢清明時節，仲雍墓前總是圍著成千上萬的當地百姓為這位先祖燒香磕頭……
虞仲兄弟的史跡和仲雍墓立於常熟，也說明了常熟在古代的歷史地位。這個時間比伍子胥在蘇州建城要早出數百年。
在《常熟市志》上還有一則典故，也能說明常熟在遠古時代早有繁盛文明之景象：
據傳孔子晚年不放心各地學生的作為，曾駕車南行吳地察訪言子（言偃，字子游）的德行。一日，孔子來到常熟西南郊的「十里亭」，時值炎夏之季，一路上悶熱異常，孔子一行很想進城早些歇息。孔子舉目四望，見附近河中有一赤膊孩童正在捉螺螄，即下車含笑問道：「去此城內有幾許路？」那孩童見孔子一副斯文樣子，便拿起盛螺螄的缽頭頂在頭上，口中有板有眼地吟唱起來：「缽為冠，水為衣，此去琴川一十里……」（常熟城古時稱琴川）。孔子聽罷暗忖：此地孩童都如此知詩達理，足見文風之盛。吾何須再去關照子游？於是孔子折身回了山東。
那天我在常熟，與一群北京來的文友聽常熟市委副書記秦衛星講起這樣一件事：
前年北京有幾個部委領導到常熟來檢查工作，常熟城內的本地人喜歡早晨到興福寺吃面，這天，市長書記帶北京來的領導也一起到興福寺去吃面。北京客人一看吃面的場景便感慨道：你們這個地方肯定幹群關係好，群眾生活富足。主人問何以見得？客人說：看看這個吃面的場景就明白了。五六百人，大家吃得和和氣氣，而且你們市長、書記跟老百姓很隨便地坐在一起，這要在別的地方，市長、書記是不太可能跟老百姓挨得這麼近的。常熟人覺得奇怪，問為什麼。北京的領導說：現在有好多地方的官員根本不敢挨著老百姓，天天躲著，出門都要警車和保安跟著，怕老百姓告狀、找麻煩。
原來如此！
常熟人說：「我們這裡不會有這種事情出現的。即使老百姓有什麼要緊的事，也會很客氣地跟幹部反映。說得再嚴重一點，假如有人想耍橫蠻，市長、書記也不會有啥怕的。解決問題要講理嘛！」
這就是常熟。
其實，常熟的故事最精彩的也應該是這30年來的景況。
在常熟城的東南邊，現在有一片非常壯觀的新城景區，這就是著名的「中國常熟服裝城」。這裡一年的營業額在450億左右，是中國十大市場之一，也是中國最大的服裝市場。據說每年從這裡銷售和批發出去的服裝夠全世界一半人穿的了。什麼樣的世界名牌都有，絕對不是假冒偽劣，而是世界服裝名牌企業或在這裡設了專賣店，或在這裡加工製作……
常熟的服裝是有名的，關鍵是這個地方的小裁縫特別多，而且手藝巧而細。說幾個事例你就會信服。
比如上面已經提到的「波司登」，這麼有影響力的世界名牌，就是因為它的創始者、老闆高德康自己是一位「小裁縫」出身。與老一代常熟裁縫相比，高德康只能算是串巷走村的「起碼頭」小師傅。常熟一帶真正做衣服的大裁縫大師傅一般不會親自「出門」做生意，他們都有自己的門面，而且非常講究，一般的小生意根本不接，要接也都是有錢人家求上門的活，還有就是專門給那些富貴達官人家定做的活兒。常熟大裁縫師傅講究得很吶。你要想見他，必須約時間，而且人家出來見你之前先要品茶喝湯，再等雙手和臉面洗得乾乾淨淨後再出來與你會面。舊時，大裁縫比師爺還要吃香，有點像北方唱戲的梅蘭芳派頭。
「波司登」的高德康這樣的小裁縫，現在能夠把生意做得全世界聞名，是因為他這個「小裁縫」有經濟頭腦，手藝也屬高超。
北京人都聽說過「紅都」服裝，這是當年專門給中央領導定做的品牌服裝。毛主席和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出國和平時穿的禮賓制服，都是「紅都」裁縫們的手藝，而「紅都」的頭把剪刀的大裁縫師傅就是常熟人，名叫田阿桐。
小裁縫在鄉鎮企業中所起的作用絕對不小，尤其是對「紡織之鄉」的常熟現代經濟來說，更是如此。
在我童年的記憶中，蘇州一帶特別是「高鄉」常熟地區，有四種手藝人是從來沒有因政治原因而消亡過，這四種手藝人分別是裁縫、綉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