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加坡李光耀資政明確表態要在中國蘇州建立新加坡「工業園區」的那一刻起，全世界都在關注這一項目，而作為亞洲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一的新加坡其實也極其高度地關注著中國政府和蘇州人的行動。從1993年起，只要中方和新方領導人見面，都會很自然地談到蘇州工業園區的事。根據協議，中新兩國政府特別為蘇州工業園區建立了一個協調理事會，理事會主席分別由中新雙方各一位副總理擔任，中國的第一任理事會主席是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新加坡的第一任理事會主席是副總理李顯龍先生。中方的理事成員是國務院副秘書長何椿霖、國務院特區辦主任胡平和國家計委副主任甘子玉、國家經委副主任楊昌基、財政部副部長項懷誠、外經貿部副部長鄭斯林、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戴相龍和江蘇省副省長王榮炳及蘇州市長章新勝。新加坡方面的理事成員則是貿工部部長、國家發展部部長、財政部長、勞工部長、新加坡駐華大使等。如此陣營，足見中新兩國對這一項目的重視。而這一切，在蘇州人看來，固然體現了黨和國家對蘇州工業園區的關懷，同時蘇州人也深刻地體會到一個基本事實：如果不經主觀的努力，天上永遠不會掉餡餅。
在移植新加坡「軟體」過程中，東西文化和法律與管理體制及機制上的問題與矛盾，幾乎無處不在。如何處理和協調這些問題與矛盾，無時無刻不在考驗著蘇州人的能力和他們的思想解放程度。
然而人間的路有千萬條，每個人都在走自己的路。一個地區、一個城市，也都在走自己的路，有的走捷徑，有的上了彎道。走捷徑的未必一定先到達目的地，而走彎路則影響一個地區或一個城市的歷史進程。在行路的途中，有紅燈，有綠燈；行走者都希望前面是綠燈，而常常是紅燈在前阻隔著你的腳步。聰明者的智慧顯示在自己的腳步總是恰到好處地踩在綠燈閃爍的那一刻，而這需要的是努力、韌性和超人的審時度勢。
1994年，是蘇州工業園區正式成立的年份，而在這之前中新兩國就像一對要結婚的戀人一樣，雙方從萌生好感，到碰出愛情火花，看似一帆風順，然而到了真正要結合時，又扯出諸多事來，而為這些事，免不了有時還會爭爭吵吵，但這是「情人」之間的爭吵，它是走向結合的「必經」插曲。畢竟中新兩國一個是市場經濟開放不久的社會主義國家，一個是已經進入富國行列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樣一對原本「門戶不當」的戀人要走到一起，並非那麼容易。蘇州人在此刻需要拿出恆心與耐心，更需要拿出誠意和熱忱。然而畢竟兩國的制度不一樣，「洋媳婦」進門，你婆家人得把自己的庭院盡量布置得適合「洋媳婦」的習性，否則在美麗的婚床上也不會生產出蘇州人期待的果實。
為這，蘇州人苦下功夫，也可以說使出了超凡的努力。現在許多地方的同志特別羨慕蘇州工業園區有一個國家給的特殊政策，這政策可用簡單的一句話概括：不特有特，特中有特。這話聽起來似乎彆扭，恰正是這八個字，讓蘇州人從國家政策層面獲得了巨大的益處。
前文已述：1991年春節，鄧小平在上海面對滔滔的黃浦江曾經說了一番感慨的話，意思是當年設計深圳等幾個「經濟特區」時，要是把上海的浦東一起划進去的話，對上海和整個長江三角洲將是巨大的推動。後來在鄧小平和以江澤民為首的第三代中央領導的力主下，浦東趕上了新一撥的「特區」。之後全國各地都想效仿浦東期望中央給予「特區」待遇，於是引發了一輪「開發區」熱潮，結果中央狠剎了一下。之後不僅嚴控「開發區」，而且從此不再有新的「特區」了。兩三年之後，中新雙方的合作又出現了一個新問題：蘇州工業園區可不可以成為繼浦東之後的再一個中國「特區」呢？中央的意見非常明確：不可能！
不「特」咋辦？新加坡的「軟體」移植到蘇州，顯然是需要中國政府拿出諸多特殊政策，而沒有這些特殊政策，蘇州人幾乎寸步難行。
比如說，如果是特區，就會在稅務方面有很多優惠政策。這一條直接影響到園區的生命旺盛力，後來蘇州人從國家那兒爭取到了「園區新增財政收入5年內（1994—1998年）免除上繳」的政策。
比如關於審批工業用地問題，按照當時的國家規定，達到一定限度的招商工業用地，即使在園區範圍，都必須報上級甚至是中央審批，但蘇州後來到國家那兒爭取到了比浦東還特別的政策。這項特殊政策讓新加坡的李顯龍特別高興，有一次他聽吳克銓介紹後，驚詫地問：你這麼一說，我們園區每次只能批60公頃土地？吳克銓告訴他：沒錯。李顯龍又問：那是不是我們每天可以批幾次「60公頃」？吳克銓又答：是這個意思！李顯龍於是大笑，連贊中國政府太「夠意思」。
在項目管理上也是這樣，國家規定對外商數額超大的項目都需要北京方面的批准，即使浦東也不例外，但國家對蘇州工業園區的規定是：只要是符合國家對園區的政策要求的項目，園區自己就可以審批。
比如還有諸多涉外的事務，園區通過外交部得到了特殊的外事審批權，即園區內可以直接辦理護照，商務出國想什麼時候走就什麼時候走，來去方便……
凡此種種，也就是朱鎔基所說的：你們蘇州園區雖然不是特區，但不特有特，特中有特。意思是：你雖然不是浦東、深圳一類的特區，但卻享受著許多特區的政策，而且你有的比特區還特。
正是這「不特有特，特中有特」的特殊政策，蘇州工業園區才使新加坡的「軟體」得以順利地落戶在美麗的金雞湖畔。
所有這些「不特有特，特中有特」的政策，都體現在國務院1994年2月11日「關於開發蘇州工業園區有關問題的批複」的「國函〔1994〕9號」文件之中。蘇州人將其簡稱為「9號文件」。
這個「9號文件」來之不易，聽當事人講這個文件的形成過程令人難忘：
「這個『9號文件』形成之前是需要我們起草的，起草成功後就是提交國務院會議上正式審批通過，但這個過程很複雜，你不能等著開會時讓領導舉手就行，我們請求國家優惠政策中有許多內容不是所有的領導一下能理解和支持得了的，這就需要事先向這些領導介紹情況。我們事先知道這事會涉及18個相關領導，於是我們就帶著草案稿，一一上門向他們彙報。記得當時只有宋健同志那裡沒走到，其他領導我們都走到了。通過介紹，他們全都原則上同意。有了他們事先的了解，這文件就很快進入了中央領導手裡。」周志方是當年的文件起草人之一，他十分自豪地告訴我，「文件是1994年的除夕送達北京的，李嵐清副總理是大年初一簽的名，然後傳到朱鎔基副總理手上，再傳到李鵬總理手上，最後是江澤民總書記『划了圈』。江總書記是年初二圈閱的。你可以想想，這份蘇州工業園區的『出生證』在中央領導手中是何等高效地被批複的！」
所有的蘇州人都感謝黨中央、感謝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對蘇州工業園區的關懷之情。據說後來李鵬同志到蘇州視察時提起這事說：「類似9號文件，以後不會再批了！」可見這「不特有特，特中有特」的分量。
這年2月26日，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舉行了隆重的中新兩國就《借鑒新加坡經驗，合作開發建設蘇州工業園區》文件的正式簽訂儀式，李嵐清副總理和李光耀資政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協議上籤了名，李鵬總理和吳作棟總理出席。蘇州市人民政府和新加坡有關方面同時還簽訂了《關於借鑒運用新加坡經濟和公共管理經驗的協議書》及《商務總協議》。江蘇省負責同志和蘇州市領導都見證了這一歷史事件。
3月16日，江蘇省領導在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的省級機關3000人參加的領導幹部會議上強調：蘇州工業園區建設，是江蘇省在新的歷史時期對外開放的重要戰略決策，是江蘇省當前改革開放的頭等大事，是江蘇省經濟建設中的重中之重。據說，當時南京人民大會堂掌聲雷動。
在蘇州更不用說了，當國務院「9號文件」下達之後，往日寧靜和蕭條的金雞湖畔，頓如春雷響起——千年古城彷彿再次迎來新生，人們期待中的「洋蘇州」從此揭開它那神秘而嫵媚的面紗……
5月12日，在一片鑼鼓和鞭炮聲中，「蘇州工業園區」正式開工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