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蘇州」位於現今的蘇州古城西翼，正式官方名字叫「蘇州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去過蘇州的人很多，相信除了古城的小巷小弄和小橋流水的詩意江南外，肯定也會對「寒山鐘聲」、「江楓古韻」、「楓橋評彈」等蘇州名片式的古代名勝風物存有特殊記憶。除此之外，你對蘇州還應該有個全面的了解：古城西翼基本上都是些真山真水，或者說是蘇州的名山名水，名山可以把虎丘、獅山列為首位，名水自然非千里煙波浩渺的太湖莫屬了！蘇州的許多名勝其實都是在古城西翼的近郊，或者緊挨太湖的那些地方，有「黃金水道」之稱的京杭大運河也在這一帶流經千年。
「蘇州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簡稱「高新區」，就在這個地方。
1271年11月，年僅17歲的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踏上尋訪東方世界的神秘之旅，他從地中海的阿迦城登陸以後，沿著公元前一世紀初的「絲綢之路」東行。當這位鉅賈的獨生子，駕著旅行之舟，駛進了東方世界的「人間天堂」蘇州時，從小在威尼斯水城長大的小夥子吃驚地寫下這樣一句話：「蘇州城漂亮得驚人」。
他還寫下了這樣的話——
「這裡人口眾多，稠密得驚人。」
「民性善良怯懦，他們只從事工商業。在這方面，的確顯得相當能幹……這裡的商業和工藝十分繁榮興盛。」
「如果他們的勇敢和他們的機智一樣優越，那麼……」
那麼什麼？馬可·波羅沒有說出來。即使說了，也缺乏想像力，因為他對「東方威尼斯」的認識是膚淺的。其實這位義大利旅行家還是點出了蘇州的巨大潛力，而這個潛力一旦被釋放，將令全世界震驚。
蘇州在之後的漫長歲月里似乎一直在尋找這樣震驚世界的機會。7個世紀過後，蘇州終於有了這樣的機遇！這個機遇自然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具體地說，是上海浦東開發所帶來的機遇。
在一些老蘇州人的記憶里，這似乎還是昨天的事——
1990年蘇州市委一次的常委會議上，書記王敏生和副書記、市長章新勝等不約而同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蘇州所屬的幾個縣市已「飛」起來了，老城蘇州的經濟怎麼辦？
「我們這些坐在蘇州城裡的人，如果不能把蘇州市區經濟搞上去，往後再發號施令，恐怕會越來越沒人聽你的！說得再嚴重一點，人家完全可以不聽你的發號施令嘛！」王敏生說。
「憑什麼？他們還想不想共產黨的領導了？」
「話雖不能這麼說，但你自己身邊的事都做不好，人家諸兄弟做得強大了，你當老子的說話不硬氣！這是絕對的。」
常委會上，幾位同志爭執起來。這爭執看起來常有，但一旦放到常委會上，一旦當做一個嚴肅的問題擺出來時，它真的讓市委一班人感到一種巨大壓力——你蘇州市委只要求下面如何如何地發展，你眼皮底下的那塊地方還是一潭死水；你只讓下面掀浪洶湧，大幹快上，其結果必然是淹死了自己。
中國是個講政治的國度，有些事私下裡談得很多，而有些明擺著的客觀事實又不便在桌面上講。然而任何一個國家和一個政權，都無法迴避這樣的事實：無論是集權式領導，還是鬆散式組織，只有領導者的強大和具備實力，你的政權才能鞏固和牢固。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的政府處理與下面的關係，有屬於上下級權力之間的固有屬性的牽制力，但更多的還是要靠實力的影響力。權力和威信是建立在實力之上的。政黨內部和政權內部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迴避這樣的客觀存在並不符合唯物主義。只是在通常的政治氛圍內，我們不便這樣表達。然而蘇州人是務實的，領導層的這種作風和意識同樣超前，他們不迴避這樣的客觀事實：那些發展起來並且在國內已經非常有名氣和聲望的縣（市），個個生龍活虎般地向前騰躍奮進，他們當然希望自己的領導和上級，尤其是蘇州這樣的品牌與他們同步前進，不然蘇州將失去對他們的影響力。
「大家的擔憂是有道理的。我們一直在要求下面如何如何地干，可是在我們眼皮底下的古城區建設不起來，我看不用別人說，就是我們自己都有一種危機感。」王敏生一針見血地指出。
「明擺著的事：現在各縣市都如火如荼地在大發展，思想比我們市委還要解放，那麼我們對城區的發展是不是也該到了思想大解放的時候了？我想結論是明擺著的。」章新勝市長的態度同樣十分明確而堅定。
於是蘇州城區經濟發展成了蘇州市委、市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邁開的第一個戰略步伐。
然而，蘇州城區如何發展經濟，如何像張家港、崑山那樣大刀闊斧地大發展？這個題目實在難為了王敏生、章新勝他們——
姑蘇千年風韻，人見人愛，誰動一塊磚牆一片草皮，都可能有人寫信到中央、上國務院會議——此話事出有因：改革開放初期，上海同濟大學園林古建專家陳從周等幾位知名人士，曾發出了「救救蘇州」的呼籲。1981年，南京大學名譽校長匡亞明等來到蘇州，進行了實地調查與考察，他們深為蘇州古城遭破壞的現象而憂慮，後與蘇州本地的幾位專家、學者一起寫了一份《關於蘇州園林名勝遭受嚴重破壞情況和建議採取的若干緊急措施的報告》，向中央作了報告。當時的中央領導極為重視，鄧小平批示要求「江蘇省研究，採取有效措施，予以保護」。胡耀邦總書記批示道：「不論是近期的建設方針，還是遠期的建設方針，都要實事求是，講究實效，都要靠蘇州市的各級黨組織和全市人民以奮發圖強、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加以實現。」隨後，中央有關部門和江蘇省及蘇州市作了大量調研。1982年5月12日，國務院批複了江蘇省委《關於保護蘇州古城風貌和今後建設方針的報告》，這份文件上明確規定蘇州古城是國家的歷史文化遺產，在那些具有保護性的局部和任何上規模的城市建設都必須上報中央及省以上的相關部門批准。此後不久，鄧小平到蘇州調研，期間他對蘇州市領導說：蘇州園林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一定要好好加以保護；要保護好這座古城，不要破壞古城風貌，否則，它的優勢也就消失了；要處理好保護和改造的關係，做到既保護古城，又搞好市政建設。這就意味著：蘇州不再是蘇州人自己的蘇州，而是中國的蘇州、全體13億中國人的蘇州，你蘇州人想怎麼動就怎麼動的歷史已宣告結束。這一方面是好事，它可以讓蘇州的古城保護納入「國家任務」，同時它對需要大動筋骨的蘇州城市經濟發展下了一道「止步令」。
因為不能動古城，所以蘇州人被迫考慮「城外戰略」——
劃一塊地出來，重建一個蘇州新城！這事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初，一群吳地精英在謀劃將解脫具有2500多年歷史的舊蘇州「胥城」的束縛，爭取新蘇州天地。現在聽起來似乎並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事，可在那個時候，在素有小橋流水之稱的蘇州，不能不說如同一聲春雷般的巨響。
市委、市政府的意見傳出後，姑蘇城內一片嘩然。贊成的和反對的人一樣多。贊成者的理由自不用說：蘇州要發展，舊城裡無法做出像深圳、浦東這樣的大文章。反對的人理由更充足：建新城，就意味著拋棄歷史名城和著名的「東方威尼斯」的古蘇州風貌。在後者眼裡：蘇州是不能變的，這是古人留下的寶貴的遺產，誰變動誰就是歷史和子孫的「罪人」。
在這個世界著名的歷史名城，誰想動其分寸之土，確實極有可能成為「千秋罪臣」。
「蘇州古城風貌自然不能動，但這並不意味著蘇州的城區經濟不能發展。我們對老城的保護，負有歷史的責任。可是在全球化經濟形勢下，我們應當讓古蘇州照樣騰飛起來。我們應當給古城裝上翅膀，有了這個翅膀，蘇州騰飛了，古城風貌的保護才能真正成為可能。這個道理要讓市民們都知道。」市委書記王敏生在常委會上這樣說。
蘇州人聰明，同時又不保守。市委、市政府的決策很快得到市民的響應，於是給古城裝「翅膀」的宏偉藍圖便開始謀划起來……
「翅膀」插在何處？這是難題。相傳姑蘇舊城藍圖是當年伍子胥請了堪輿家作參謀繪製而成，經過「相土嘗水，象天法地」的勘查與布局，風水是不能改變的，一旦風水破壞，全城皆潰。姑蘇城過去陸上有八個門，象徵可納天空中八個方向的來風，那樣會風調雨順；水路上的城門也有八個，是阻擋地獄和來犯者的入侵所用，同時又能使城內的人民安樂幸福。事實上，古蘇州城建成之後的2500餘年裡，雖經無數戰事紛擾，也數歷時代變遷，但初始的城郭風貌從未改變過。這在世界城市史上也是罕有的，足見姑蘇舊城確有「仙氣」。
「翅膀」必定安在兩翼，縱觀古城南北：一面是傲視天下的常熟，一面是風雲正急的吳江。蘇州想發展，欲斷兩縣的鳳頭虎尾，必影響大局。南北方向添翼被否定後，決策者的目光便自然落到了古城的東西兩翼。
這個地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