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值1985年。
這一年，蘇州發生了一件大事——中央批准蘇州為沿海經濟開放地區。
1987年，蘇州人經過努力，獲得了外貿進出口經營權。
不要小看這兩件事。從某種意義上講，蘇州今天能夠成為面向全球的國際化現代新興工業經濟城市和擁有強大的全面發展的社會實力，與當年的這兩件事密不可分。
蘇州作為外向型城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這真難說，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講，蘇州從泰伯、仲雍的後代在壘起那籃球場大的「子城」開始便有了「外商」。另一個時間可以從中世紀的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到蘇州看到「漂亮得驚人，商業和工藝十分繁榮興盛」那一天算起。其實蘇州的「外向型」一直沒有間斷過，據清朝戶部統計，1849年全國24個「海關」全年共上繳440萬兩銀子，蘇州的滸墅關就佔了8％之多！新中國成立前，蘇州的絲綢、花邊和特色美食，其實已經源源不斷地作為「中國牌」出口海外。1949年之後，中國受西方世界的封鎖，對外貿易極少，就是在這少量的外貿貨物中，蘇州產品仍然佔有相當比例。
但這一切始終沒有改變蘇州經濟中農業經濟的主體地位，工業經濟與手工藝經濟則十分有限。進入20世紀80年代，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改變了這種格局，農業經濟為主導的蘇州經濟開始被工業經濟所替代，別小看了這種經濟內容比例的倒過來現象，它其實是蘇州有史以來經歷的一場最為波瀾壯闊的偉大革命，它使蘇州從一個延續了幾千年的農耕經濟社會開始轉型為工業城市。
「異軍突起」的鄉鎮企業在成為「半壁江山」之後，這個歷史性的轉型便有了清晰而永固的分水嶺。
在這個分水嶺的一側，歷史的年輪非常悠遠，而到了臨近分水嶺的時候，其歷史的發展軌跡是高速的，這首先歸功於鄧小平，其次應當歸功於勤勞而智慧的蘇州人民，還應當歸功於蘇州市的歷屆領導班子，沒有後者清醒而明晰的正確決策引領，蘇州經濟尤其是讓全國人民刮目相看的蘇州鄉鎮企業經濟是不可能發展得那麼「鶯歌燕舞」，那麼「喜氣洋洋」，那麼「桃花盛開」……
筆落此處，我耳邊突然傳來一曲悠揚的民歌：
好一朵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
滿園花草，香也香不過它
我有心采一朵戴
又怕看花的人兒要將我罵
……這是我們蘇州老家人人愛唱的一首歌，它很柔、很美，就像西施式的蘇州美女，其音色則像蘇繡的質地那樣滑潤艷美。但我知道茉莉花香是因為茉莉花樹經歷了秋冬的霜露，假如沒有這漫長的秋冬的霜露，茉莉花不可能那麼香。
蘇州鄉鎮企業的發展有些像茉莉花香那樣，也有些像「好一朵茉莉花」歌那麼動聽。可我知道，蘇州的鄉鎮企業發展史並非像我上面敘述的那麼平緩、那麼一往前行和陽光燦爛。它的發展與壯大過程充滿了複雜的鬥爭與風雨……
這一幕有必要記錄下來。因為這是歷史的本來面目，因為它是留在我父親身上的一道深痛的傷痕：
在父親生命垂危的時候，我給他擦過一次身子，發現在他背上烙下一道很深的傷痕。我開始以為是他年輕時帶領民兵先鋒隊在望虞河水利工地上留下的光榮印記，不料父親說那是他在80年代干鄉鎮企業最得意時被人暗算的一次事故中留下的。
「為什麼那個時候還有這樣的事？」
我那時已在部隊工作，離開家鄉十多年了，父親那時創辦的一個眼鏡廠和一個繡花廠在當地也算有些名氣。
父親說，那是一次在幹部會上有人「揭發」他到蘇州給人「行賄」了3隻甲魚和60斤鰱魚。「我一氣之下提出要辭掉廠長職務，回家的路上一生氣，不小心摔倒在水渠里，是一塊水泥板挫傷了我的後背……」父親接著又說，一段時間內，有人把社隊企業在做生意中給客戶和合作單位送些東西看做是「行賄受賄」，「批得很厲害，甚至判刑的有好幾個，從此我再沒有幹了。」父親說。
我知道父親後來再沒有乾眼鏡廠廠長和繡花廠廠長了。
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我並不清楚。在寫這部書的時候，我翻閱了當時的一些中央文件和政府出台的有關規定，不由得嚇了一跳，原來那些文件上赫然寫著「整頓」、「治理」和「嚴打經濟犯罪活動」，並且條文非常明確地規定對那些「請客送禮」現象要嚴厲打擊，「嚴重的要以罪論處」。鄉鎮企業在進行合作和經營活動中的「請客送禮」，在當時被認為是「罪惡的源頭」，因為有人認為鄉鎮企業的發展就是憑著「請客送禮」的「不正之風」發展起來的。這就必然成為了整頓的重點。
父親的第二次下台是因為有這樣一次「整頓」、「打擊」的背景。
「我算啥？我幾個好朋友還被關了好多年呢！他們才更冤枉。」父親說。
前年在張家港採訪幾位從鄉鎮企業家成長起來的典型人物時，我突然想起父親身上的那條傷痕，便問起他們是否經歷過這樣的事。現今名聲顯赫的長江集團公司的董事長、時任長江村黨支部書記的郁全和直喘粗氣地對我說：「你父親受的罪可能還是輕的。我當年天天被『治理整頓工作組』叫去『交代問題』，不僅弄得我精神失常，連家屬跟著一起活受罪。」
「朱永生最慘。」郁全和說的朱永生是當時沙洲縣另一個把鄉鎮企業搞得特別好的大隊支部書記。朱永生搞社隊企業有一套，他自己也成為全省模範書記，還當上了第五屆省人大常委會委員——這在當時是獨一無二的。但「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開始後，有人七拼八湊，硬說朱永生在辦廠時有貪污行為。起初說他貪污了10000元，後來又覺得離譜，說是7800元。朱永生因為這所謂的7800元「貪污」，被判七年徒刑。
七年呵！一個曾經帶領百姓創造輝煌業績的鄉鎮企業領頭人，落得如此下場，引來多少人的同情和不平。出獄後的朱永生立即投入了申訴，是後來的張家港好領導秦振華書記幾經苦心努力，才給朱永生平反申冤了。後來查實，朱永生的所謂貪污7800元，純屬強加的不實之詞。因為這些錢都是企業在與合作單位往來和經營過程中必須開支的正常經濟活動。只有最後的200元不明來龍去脈。「就是2塊錢你們也要還老朱清白！」秦振華指示說。冤情終於查清，這200元是朱永生交給一個部隊的汽油費，因為當時沒有開發票，結果成了朱永生的「貪污」罪行之一。
「在發展鄉鎮企業經濟中，我們的幹部絕大多數是好的。他們除了辛苦，就是奉獻。不能讓他們白白含冤受屈！」在嚴峻時刻，蘇州市委、市政府的領導公開站出來這樣高聲說道，並且堅決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給廣大社隊領導和在鄉鎮企業工作的幹部們撐腰，這才使一場「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風波得以平息。
水轉沙塗又一灣，
迎船孤塔出煙嵐。
長江一道橫風起，
兩岸爭飛上下帆。
（元代釋惟則《曉行吳淞江》）
至此，美麗如畫的江南大地春光重現，全地區的鄉鎮企業經濟再度出現飛速發展、萬馬奔騰的景象。
然而，人類歷史自有經濟活動那天起，誰也無法保證任何一種經濟形式永遠是生機勃勃的，鄉鎮企業和鄉鎮企業經濟的發展同樣不例外。自從70年代中後葉開始成長和成熟起來的蘇州鄉鎮企業及其鄉鎮企業經濟經過十餘年的飛速發展之後，至80年代中期，在外部環境和內部問題的多重擠壓下開始暴露出一些問題。比如規模已比較大，但企業的產品和檔次則比較低，沒有多少先進的技術設備，產品的銷路除了與國營大企業爭市場外，市場空間越來越小，企業的產銷率較低。尤其是想獲得更大發展和更高層次的技術改造時資金籌集基本無門……蘇州鄉鎮企業和鄉鎮企業經濟出現了第一個困難期。
與此同時，蘇州本市的那些國有企業仍然缺乏生機，虧損面仍在不斷擴大。
蘇州經濟面臨一個重大的考驗期。這個時間一直持續到1992年左右。
類似這種情況，大概每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都可能遇到。但蘇州人的本事就是憑他們的聰明與智慧能迅速擺脫這樣的困境並走出一條新的發展路子來，這也可能是蘇州發展永遠走在別人前面的「區域因子」所決定的。
蘇州人真的非常或者說是極度的聰明。當然，這樣的聰明與決策者審時度勢的能力有著直接關係。
蘇州的經濟不僅僅是蘇州的事。蘇州的發展一直在中央和江蘇省領導的視野之中，而且是在特別的視野之中。
1987年春節剛過的一天，江蘇省委辦公大樓里，省委書記韓培信對風塵僕僕從鎮江趕來的鎮江市市長高德正說：「省委常委會經過反覆研究，決定調你回蘇州任市委書記。你看怎麼樣？」
「讓我回蘇州？」高德正感到十分意外，因為從5年前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