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不僅使這個「小橋流水」的人間天堂——蘇州的經濟告別了幾千年來以農業和手工業為主體的小農經濟時代，讓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們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就有了樓房住，第一次嘗到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小康生活，也造就了一批後來成為支撐富裕蘇州的諸多集團老闆和老總們。千萬別以為這些人就是些「只認錢，不認字」的老土。他們中有不少人像王金華、秦振華一樣當上了蘇州市、縣級領導，更有一批能人甚至走進了大學校門，成為了向「六零後」、「七零後」的大學生傳授經濟學的教授先生。你不信？那我給你舉一個例子——
這人叫袁勤生。我認識他的時候，已經是90年代中期了。那時的袁勤生已是有七八年「教齡」的大學教授了，而且不止是一個大學的教授。他的派頭十分大，比真正的大學教授的派頭要大得多。上世紀90年代的大學教授仍屬於沒有富起來的一個階層。但「袁教授」不一樣，他不僅有幾個大學教授的頭銜，而且有自己的幾千萬資產，出門是「林肯」車，身邊還有一兩個秘書——他的講演和課程被排得滿滿的，如果沒有秘書幫忙，他是絕對忙不過來的。這種狀況在當時也只有大學校長和像*那樣的著名教授才可能有。有一天到他辦公室，「袁教授」從抽屜里拿出五個大學的教授聘書給我看。真的，一點不假，而且都是名牌大學。這引起了我的極大好奇。
上海人把種田的農民叫「鄉下人」或「阿鄉」。「阿拉」和「阿鄉」只差一個字，但在改革開放之前則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根本不可能成為平起平坐的同等人。這鄉鎮企業發展了，「阿鄉」不僅受到了「阿拉」們的另眼看待，而且還居然被邀請到大上海來為他們在大學裡念書的兒女們上課……沒聽說過吧？然而在八十年代，這種情況還真不少。袁勤生是其中的一個。他這個教授做得有滋有味，甚至暗暗有些得意——這是看得出來的。「我覺得臉上蠻有光彩的。農民能把腿上的泥巴洗掉，穿上皮鞋，坐著『大林肯』到大學去教課，這事孔子如果知道了也會驚呆的。」袁勤生這樣得意地說。關鍵的問題是，袁勤生不僅當上了幾所大學的「客座教授」，且他的課程廣受歡迎。我見他的時候，他說一個月里最多有近20天被請去講課。
「你的企業咋辦？」我有些擔心。
「我的企業有一定規模，一年有近千萬元的利潤就行了。沒有刻意要做到全國第一、世界前茅。但我有經驗，特別是管理方面的可以形成課堂教案的案例。這是其他鄉鎮企業家可能少有的，所以我用一半時間去當教授，一半時間用在管理企業上……」袁勤生說他沒有因為當教授而影響了企業發展。
這是一個有自己追求的鄉鎮企業家。他說能把自己的「農民辦工業」的經驗和學問搬到大學講堂，比辦企業本身更有意義。
上世紀八十年代，蘇州鄉鎮企業的「異軍突起」，對城市的傳統國有企業的影響力和衝擊力是前所未有的。那種靈活的機制，靈活的管理，靈活的分配形式，對長期吃大鍋飯的城市國有企業是個巨大的衝擊，尤其是鄉鎮企業職工的待遇和企業所形成的高速的經濟效益，在當時的國有企業員工簡直有些不可思議。
「阿鄉」比「阿拉」吃香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蘇州農民們的聰明和闖勁，改變了幾個時代的城鄉之間觀念上的差異。這在袁勤生身上更是表現得淋漓盡致。城市人聽了他的課和賺錢經驗，時常目瞪口呆，羨慕得直流口水。那個時候城市的職工和市民過的日子並不怎麼寬餘，也就剛剛家家戶戶有了電視、冰箱、抽水馬桶這等水平。能像袁勤生開著「大林肯」招搖過市的絕對想都不敢想。當時我就聽說，有上海劇團某女名角欲「下嫁」蘇州的鄉鎮企業家，條件是：一幢別墅，一輛「皇冠」。「不就是三五百萬嘛！」蘇州鄉鎮企業家中有幾個富裕一些的傢伙對此皆想入非非。袁勤生屬於「檔次高一點的人」，他不換老婆，但他要換自己的身份——在家當農民、當鄉鎮企業家，而到了城裡他是教授，開林肯車，身邊外帶秘書，這在當時是最闊的那一族。我的這位老鄉牛就牛在他當教授可不是擺花架子，而是實實在在地廣受大學歡迎的真教授。
他頭上冠有幾個全國第一：第一個被大學聘為客座教授的鄉鎮企業家；第一個出書的鄉鎮企業家。夠牛！「我叫袁勤生，是一個地道的農民。我現在的這個廠過去是個小水泥製品廠，就是做些水泥樓板一類的東西，最好的一年也有過30多萬元的利潤。但後來大家覺得有錢了，就開始了『吃光用光分光』的『三光』政策。今天來一個客人十個人陪吃，你吃我拿，我吃你拿，最後負債15萬元，可固定資產只有13萬元。後來我接手該廠，覺得不能這麼干。鄉鎮企業也得有個發展不是？有人說農民辦廠多半是扶不起的劉阿斗。我不服，於是就試著上任了。企業好壞，人是關鍵。於是我慢慢摸索並形成了一套以人為中心的一體化激勵工作方法。概括起來兩句話：提高人的素質，調動人的積極性。我不準幹部向下面的人說『調動』積極性，而是要求他創造有積極性的環境和氣氛。我們這裡的幹部權力是很大的，不像國有企業，開除一個人要報好幾級組織批准，我們可以一句話就開了他。但我從不用這樣的權力，我靠寬容來軟化和教育那些有問題的積極性不高的人。我聘用人從不看檔案，我只看他的表現。他表現好，我就重用他……所以我現在出去講課，十天半月不回廠，也不會有問題，企業生產照樣好好的。你不信可以去問我廠里的任何一個人……」這是我第一次見袁勤生時，他在現場給一個大學的幾十名教授和講師授課時所說的一段話。
當時我特意觀察了一下聽課的那些大學教授和講師們，他們個個神情興奮，滿臉不可思議——
「對人講寬容」、「用人不看檔案」，在那個時候，這些話就像今天我們聽「神舟七號」飛天那麼新鮮。
袁勤生在蘇州鄉鎮企業家中算非常另類的一個，而且至今人們對他仍有爭議。多數鄉鎮企業家是純粹的農民出身，或者說是農民中稍稍有些文化和頭腦「靈光」（聰明）一點的人，但他們都帶著泥土的土味和庄稼人的憨厚與狡黠，干出「名堂」和多賺錢是他們奮鬥的基本目標，於是他們更多關注的是效益，即賬面上的錢數，而這種思維導致的直接管理行為是抓工人們「手頭的活」、抓工廠「供銷賬本上的數字」。這都沒有錯，鄉鎮企業畢竟是「企業」嘛，市場經濟離不開數量、質量和效益這類基本要素。但馬克思撰寫的《資本論》告訴我們，企業的剩餘價值和利潤的實現還有其他一些要素必須注意，這就是人的要素。人是創造所有效益和數量、質量的直接的和決定性的要素。在毛澤東時代，人們通常把實現這種要素的根本管理行為叫做「思想政治工作」。其實在蘇州鄉鎮企業發展史上，有人就開始十分注意人的素質的培養並注重發揮它的特殊作用，其中最典型的要算袁勤生了。
1990年那會兒，就在蘇州的鄉鎮企業如火如荼，「半壁江山」呈現除深圳特區經濟模式之外的另一種更能體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的當口，《人民日報》曾在重要位置刊發了題為《袁勤生的開明管理》的長篇通訊，專門對這位具有獨創管理理念的鄉鎮企業家進行了介紹。那個時候人們對「理念」一詞還不熟悉，其實袁勤生的「開明管理」，體現的就是一種「以人為本」的管理理念。
蘇州的鄉鎮企業後來發展成一種經濟模式，除了地域優勢和蘇州人經商的傳統之外，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他們中間有相當一部分精英都能像袁勤生一樣，以「開明管理」的理念貫穿著辦企業、搞經濟的全過程。
當年像袁勤生這樣有頭腦的鄉鎮企業家在蘇州為數不少，也正是這些人異常活躍及他們的榜樣力量，使得蘇州鄉鎮企業蓬勃發展並後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最終形成排山倒海之勢而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前十幾年內最閃耀光芒的經濟現象之一。
我不得不繼續提到高德正這個人物。在蘇州市發展的30年里，每一屆領導都有傳奇的經歷和讓歷史銘記的業績，正是許多像高德正這樣從小生長在這塊熱土上，又異常熟悉這裡的農村和農民實際情況的幹部能夠身先士卒，帶著對家鄉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滿腔熱情投入工作，才使蘇州經濟與社會得以持續穩定發展。
在我所涉及的有關蘇州近30年間的發展史文字資料及採訪對象的口中，高德正在大辦鄉鎮企業的那段輝煌歷史時期里，提出和力主做的兩件事，讓我印象特別深刻。一件是他提出的「牛鼻子經濟」，另一件是當時的蘇州地委及後來的蘇州市委十分重視抓典型。關於「牛鼻子經濟」將在下一章里闡述。現在說說高德正那一屆蘇州市領導重視抓先進典型的事兒——
上一點年歲的蘇州幹部們都曾對我說過，當年蘇州鄉鎮企業發展中有過「八仙過海」的一段佳話。所謂「八仙」說的是當時在蘇州影響非常大的在創辦鄉鎮企業中業績突出的八個鄉黨委書記，或者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