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為撰寫本書而採訪的時候，我的妹妹突然給我來電話，說她又要買房子了。
「你不是已經在城裡有房子了嗎？再說你廠區的住宅小洋樓已經夠寬敞、夠氣派的了！還添房子幹嗎？」我不解妹妹的動機。
「是給你這個哥哥買的！」妹妹說。
「給我買什麼房子？我在北京有住的，還到家鄉買房子幹什麼用？」我不解。
「你不是說以後退休要回家鄉來嘛？」
「我——哎，那是何年何月的事！再說，我告老還鄉也用不著你當妹妹的操心呀！」
「那不行！你那點工資和稿費添不上一處好房子，我給你買……」妹妹一腔豪氣。
我一陣激動。本人有一姐一妹，由於歷史的原因，她們沒有讀多少書，但她們現在各有自己的企業，生意做得不錯。尤其是我妹妹，一人支撐著一個效益很不錯的企業，走過了幾段不平凡的經歷，但終究現在比我強許多。姐姐也是這樣。我們姐妹兄弟三人，過去我以掙稿費居經濟條件第一位，可沒過多長時間，我就遠遠地被她們甩在後面。相比之下，我現在是「困難戶」了。我們姐妹兄弟三人感情很深，姐姐與妹妹，她們對我格外地好。只要我開口，她們都可以為在京城當作家的我慷慨解囊。相比之下，我顯得很小氣——城裡人通常有的那種小氣。
「我要給你買一套旁邊是小橋流水、前後都是花園綠地、左鄰右舍還應該是園林湖泊的別墅……」妹妹在電話里這樣向我描繪她要送給我的「養老齋」，又言是「江南才子別墅」。
「為什麼要這麼好啊？」我問。
「因為你是我們蘇州人啊！你是我們何家的驕傲，蘇州的文人怎麼能沒有這樣的居住條件呀？」妹妹說完，在電話的另一頭「咯咯咯」直笑。
那得多少錢呀？我心裡在盤算……
「放心，阿哥。一切都由我來操辦。我只要你一句話：過幾年你是不是要告老還鄉回蘇州住？」妹妹的這句話顯得有些認真。
「嗯，那應當不是問題。」
「好，其他的你就不用管了。」妹妹把電話擱下。之後的日子裡，不時有她從老家傳給我的各種房子的信息，有時讓我出面與蘇州當地的朋友打個電話，說是他們掌握著更好的房產信息。
我不用去管這類事，我知道妹妹的豪氣是最願意在我這個哥哥身上無私地奉獻和體現的。但她的話時常勾起我對另一個人的懷念，那就是我的父親。
父親在三年前患病去世了，72歲的他終究沒能越過人生的一道坎。這三年里，我想念最多的一個人也是他。這讓我特別吃驚和意外，因為父親在世時，幾乎是一個與我賭了30多年氣的人——我們父子之間的問題跟許多家庭的父子之間的問題一樣，誰都不讓誰。這種結果通常是在其中的一位離開人世後，另一位才猛然發覺以往發生在父子之間的一切爭執都變得毫無意義。
與父親的分歧，是我這位生長在「天堂蘇州」的兒子該不該離開這塊美麗的土地和我是否應該最終回歸老家的問題。
父親只有我一個兒子，雖然年輕時一直當幹部、在我出生時就是一位共產黨員，但他骨子裡卻非常傳統，連我不識幾個字的祖父的思想都比他開通。
「應該讓他出去闖闖！總在小河塘里游不長路。」1975年底，圍繞我該不該出去當兵的爭論就開始了。祖孫三代人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與我站在同一戰線的竟然不是父親，而是我的阿公（蘇州人習慣稱祖父叫阿公）。父親為此與我展開了長達數年的較勁，並且利用那麼一點兒小權力對身為兒子的我進行「殘酷打擊」——那時作為小「走資派」的他被貶為農村的生產隊長，他竟然採用原始的、甚至有些殘暴的手段來懲罰我這個不聽話的兒子。他讓十六七歲的我，跟著成人去當「縴夫」——划船到上海運輸下腳氨氣之類的繁重勞動。從我老家那個何市小鎮到上海也就一百公里，但靠人工搖櫓得花兩天時間，尤其是裝滿貨物後，碰上逆流潮水，得三天時間才能完成艱難的旅程。當「縴夫」的日子現在想起來不可思議，但當時只有十六七歲的我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父親當生產隊長，為了讓我打消「離家遠行」的念頭，他採用了種種懲罰我的手段：罰我去參加挑河——冬天在刺骨的河底冰水裡挑泥壘江壩。我至今記得1975年的那個冬天，我有三個月是在長江邊的堤壩上度過的。白天與壯勞力們一起挑泥築壩，在那風雨交加的天氣里必須幹完分配的任務。民兵隊員們一個比一個瘋狂，零下幾度的冰冷刺骨的江水和呼嘯的寒風擋不住他們的「哎喲」聲……我只能跟著大伙兒前進，即使根根肋骨在發出痛苦的響聲，也必須堅持到收工的最後時刻。惟有可能屬於自由的是晚上獨自伏在稻草堆里偷偷哭泣——至今想起少年時代年復一年參加的那些「學大寨」的農田水利工程建設時，我都會渾身筋骨發痛……我們屬於那個年代的青春殉葬者。
也是在這年底，我逃脫了父親的權力控制，爭取到了一個當兵的機會，結果我贏了，成了一名當時青年人都羨慕的人民解放軍戰士。父親無法阻止我離家的理想，但我知道他在等待繼續懲罰兒子的機會——他從骨子裡認為我不應該離開蘇州老家。「出去好啥的？」他時常瓮聲瓮氣地沖我說這樣的話。他認為他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
我一直公開嘲諷他那是落後的「農民意識」。
「你懂個屁！」對這，父親特別憤怒。
1976年初，我離開家鄉，也離開了父親，開始了屬於我自己的人生旅程。而這一走，就是30多年。在這30多年裡，父親和老家蘇州成了我生命中時近時遠的另一種關係。過去我一直以為在與父親的爭執中我是勝利者，他是失敗者；而對故鄉蘇州，我以為自己也不再因離別它而感到有什麼失落與牽掛——我覺得我的事業和人生在走向另一個美麗的天堂……
但現在我發現，我錯了。
結論是：與父親的爭執，他是最後的勝利者，我則是甘心俯首稱臣的失敗者。與老家蘇州的關係，更不用說，一句話：我永遠是她的兒子，我的生命離不開她的懷抱。
這種質的變化，緣於父親的離去和我對故鄉的重新認識。
作為父親的兒子，我應該算得上是一個有點出息的人。1980年我就因在軍隊從事新聞報道「成績突出」而從湘西山區的一個駐軍工程兵團，直接調到北京某兵種總部，從此成了北京市民。後來也多次動員過父母搬到北京居住，可是父親一直不答應，也不說原因，甚至有些頑固。北京多好，挨著天安門！老家的親戚朋友都這麼對我父親說，可他「頑固不化」，「死，也要死在蘇州這塊地上。」他總這麼說。
父親是2004年底被發現患了絕症的。這也是我離開他30多年後第一次有十天時間天天跟他在一起的唯一的一段難忘的日子。父親在上海某醫院做化療，我作為陪護伴著他，天天與他朝夕相處。那些天里，我們父子倆形影不離，除了不提「死亡」二字，其他什麼都說——看得出，父親極不願離開這個美好的世界。身為兒子的我總是有意找些開心的話題來逗開他的愁眉。
有一天夜晚，我躺在陪護床上，把父子之間的「積怨」給揭開了——
「爸，其實我長這麼大，你對我一直夠狠的。」我說。
父親瞪大眼，瞅著我：「是嗎？」
「可不是。你為了不讓我離開家，不讓我離開蘇州，你一直用手中的小權懲罰我，讓我小時候吃了不少苦……」
對我的數落，父親的臉上漸漸露出了笑意，說：「你還挺記仇。」
「當然，我身上的傷痛，現在還時常犯……」
這話讓父親皺起眉來，臉上寫滿歉意，「是嗎？現在還疼？」
我一看他的樣子，便笑起來，「早已是過去的事了。我現在還算結實。」
父親的臉上頓時輕鬆了，甚至露出了笑意，顯得很愜意地說：「你就沒有記得我對你好過？」
「當然。小時候我覺得你的身子特別溫暖……」
「真的？」
「是。我記得印象最深的是那年你當『走資派』後，我正好放寒假，我倆分在一個班次里搖船到上海運下腳氨水。半途上，跟上海人打架，我們的船被人家撞破後漏水，結果艙里全濕了，晚上沒地方睡，最後是你上岸到地頭抱了一捆稻草，讓我光著身子貼著你睡的……」
「噢——那個時候也難為你了，才十五六歲，要干一個壯勞動力的活。」我見父親扭過頭，閉上雙目，似乎在責備自己。
「爸，我能不能跟你睡在一起？」不知為什麼，當時我突然向病入膏肓的他提出了一個特別的要求。
躺在病榻上的父親緩緩地轉過頭，有些吃驚地看了看我，然後用手揭開被子的一角，說：「過來吧。」
這是我離家遠行後幾十年里第一次與父親同床——老實說有些激動，這激動里有對童年的回憶，更有一種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