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地處浙江中部，古稱烏傷。有關它的地名，還與一則美麗動人的傳說相聯著：傳言有一個叫顏烏的孝子，此人出身貧寒，卻深知禮義和孝敬之道。那時中原戰亂頻繁，為避戰禍，顏烏和他相依為命的父親都來到江都義烏地域居住，不久父親病重而逝，悲痛欲絕的顏烏因家中一貧如洗，為了埋葬父親，他用雙手刨坑，手指破了，鮮血和著泥土，一群烏鴉被他的孝行所感動，紛紛幫他銜土葬父，烏鴉的嘴傷痕纍纍，顏烏也因此悲痛欲絕地倒在了父親墳旁……烏傷的地名便取自「顏烏葬父」之說。
義烏當頭，反映了義烏人的傳統美德。然而，為了能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顏氏的後代用自己勤勞的雙手開山耕地，培育和種植出了大批棗樹和甘蔗，從此義烏因盛行製糖業和出產金絲琥珀棗而名揚天下。地處浙中的義烏，舊時山窮水稀，交通閉塞，雖說有錢經商者不願長此駐足，卻也留住了一批歷代官府謫貶的人眾和一撥撥戰亂中的敗將傷卒。漸漸地，義烏成了一個人多地少更窮得出奇的地方。窮則思變，於是，就有人想法將地里的甘蔗製成糖塊，然後到異鄉以糖換物，再將換來的物品分類，或賣掉變現錢，或作肥料種植糧食。據《義烏縣誌》記載：早在清乾隆時，本縣就有農民於每年冬春農閑季節，肩挑糖擔，手搖撥浪鼓，用本縣土產紅糖熬製成糖塊或生薑糖粒，去外地串村走巷，上門換取禽畜毛骨、舊衣破鞋、廢銅爛鐵等，博取微利，清咸豐同治年間，糖擔貨倉增至婦女所需針線脂粉、髻網木梳等小商品。抗日戰爭前夕，本縣操此業人數增至數萬，發展成為獨特性行業——「敲糖幫」。
也許北方人誰也沒有見過「敲糖幫」是個什麼樣，但在南方，30歲出頭的人幾乎都見過那些手持撥浪鼓、肩挑貨郎擔的換糖人。在我小時候的記憶中，一到農閑，特別是正月過年的那些日子裡，換糖人來得就特別多，幾乎天天能見著。此次到義烏採訪，方使我明白兒時天天盼的換糖人原來竟是今天的寫作對象，這不免讓我記憶起小時候的一幕幕情景。那時，家居鄉下的人過年過節時，總要殺雞宰豬，而餘下的雞毛豬骨頭常常被扔在一邊，老人和小孩則喜歡把這東西撿起來收拾好，一等搖撥浪鼓的貨郎擔來，便可以換一塊甜甜嘴的棒糖、卷糖。如果東西多一些呢，家裡的大人就要從貨郎擔那兒換回些針頭線腦的日用品。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奶奶每次梳頭時總要把梳子上的一縷縷掉下的頭髮卷好後積存起來，等貨郎擔來後就拿出一卷卷頭髮給我這個大孫子換上一兩塊糖吃。那時我多麼希望奶奶每次梳頭都掉下些頭髮。而我奶奶呢，雖然已是90高齡、風燭殘年的老人，可她至今仍保留著積存殘脫頭髮的習慣。說來也巧，1999年的春節，當我從義烏採訪完畢順道回老家時，我的奶奶竟又從她的床底下拿出一大卷頭髮，說阿明（我的小名），你看我一直把頭髮給你留著呢，可現在的換糖人怎麼再也不來了？我趕忙接過那一縷縷花白的頭髮，忍不住告訴奶奶，說過去那些換糖人早已不出來了，他們現在做大生意，都富了。奶奶一聽，兩眼一亮道：真是世道變了，過去的換糖人是最苦、最可憐的人哪！
我奶奶的話沒錯，但她老人家不像我這樣有福氣，親眼目睹過去的換糖人現今個個都富得快要流油的景象！
「敲糖幫」？撥浪鼓？如今我還能見得到你們嗎？
當我知道兒時看到的換糖人貨郎擔都是義烏人時，來到義烏的第一件事就想再見一見那二三十年前常常盼望在村頭出現的「敲糖幫」，以及他們手中咚咚響的撥浪鼓。然而我尋覓了多少天后，一直沒有見過一把撥浪鼓（遺憾之際，我特意向當地幹部建議應當將傳統的撥浪鼓當作一個特色產品大為開發。）於是說到了挑貨郎擔的「敲糖幫」。義烏人都笑了起來：現在哪有呀！我們都在擺攤開店辦工廠，誰還干那行當嘛！其實這一點我也能猜到，只是因為到了義烏，到了撥浪鼓的故鄉，它勾起了我兒時對「換糖人」的那份特殊感情，在今天日日嘗慣了冰淇淋和雀巢咖啡之餘，很想再嘗一次闊別了幾十年的正宗的義烏青糖塊。義烏人又笑了，說我們現在可以給你搬來很多很多糖，卻還實在沒有哪家能一下給你拿出一塊當年換雞毛的那種糖塊了。我聽後雖然多少有些遺憾，但在看到當年的換糖人如今家家富裕、戶戶小康的新景象，心中仍然興奮為多。
但我還是有一個要求，就是要親自到一趟廿三里，看一看這個曾經是撥浪鼓和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發源地。
廿三里在義烏一帶名氣很大，由於它同周圍5個集鎮的距離在舊時均為23里路，故而得名。眼前的撥浪鼓發源地，與我想像中的小鎮差距實在太大。你看那數公里長的寬闊大道，主人說最寬處有36米；再看大道兩邊全是清一色的嶄新樓宇，均有四五層高。「從路面到樓房，都是農民自己花錢修建的。」主人不無自豪地告訴我。
就是這個以往只有一條小街的撥浪鼓故鄉的小鎮，如今僅集鎮面積就達四五平方公里，本地城鎮居民人數達兩萬多。加上1萬多外地打工者，集鎮人口已超過3萬人。近千個大中小私人企業密布全鎮，組成了已具現代化規模的浙中名鎮。據說，小鎮上的一塊四五十平米的地基，現今售價在30萬元以上。如果在好地段還不止此數。當我跨進鎮政府的大院，抬頭仰望正面聳立的辦公大樓時，我馬上為京城的「部委樓」叫屈，因為廿三里的鎮政府大樓好個氣派！
「這是托改革開放政策和義烏市場紅火的福。」接待我的幾位鎮幹部連聲謙虛，等中午就餐時我才知道他們說的全是實情，與我同桌的5個鎮幹部中，有3個是當年搖撥浪鼓出身的「敲糖幫」。主人們介紹說，在他們這兒近幾百年以來，幾乎每家每戶都是搖撥浪鼓的。那時，男人挑著貨郎擔走南闖北去「雞毛換糖」，家裡的女人則把男人們換回來的貨物分類處置，或製糖扎花，做些小工藝品，為當家人再次出門備貨。廿三里的那條不足兩百米的小街，便是遠近「敲糖幫」們進行自由交易的唯一場所，也就是後來發展成整個義烏小商品大市場的「始發站」。
「舊街現在還有？」
「有，鎮里保留了它。」
這是個喜訊，我情不自禁讓主人帶著前往。
眼前的這條一線型小街，是那種我兒時熟悉的江南小鎮街道。它的街道僅有兩根扁擔那麼寬，弧形的石子馬路，左右兩邊的鋪面依然是舊時的內容：雜貨鋪、小麵館、剃頭店，而這街景註定現在不會再顧客盈門了。在一個字畫店鋪里，見一位斯文的老者正在寫春聯，我便過去招呼。
老伯姓趙名偉懋，今年66歲，以前是位教書匠，退休後在自家的臨街小屋裡開了個書畫鋪面。「現在大家都富裕了，逢年過節，大利大吉什麼的都愛添點喜色，所以我的小生意一月也能掙上幾百元。」老伯樂滋滋地說。
「這條小街有多少年頭了？」
「遠的說不上，但現在這條街，據說太平天國時就這個模樣。」
「那……你記憶中什麼時候來這條街上做生意的人最多？」
「割尾巴的時候呀！」老伯脫口而出，我卻一下未解此意，他忙又說一句，「就是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時候！那時我們義烏這一帶的人沒得好日子過了，所以外出『雞毛換糖』的人最多，那時這條街也就最熱鬧了！」
老人的「黑色幽默」使我們忍俊不禁。可不是林彪、「四人幫」在農村大割「資本主義尾巴」，把中國老百姓割得苦不堪言！「狡黠」的義烏人有這「雞毛換糖」的高招，故而廿三里這條小街上長著的「資本主義尾巴」竟異常粗壯，這不正是一則義烏人創造的絕佳「政治幽默」嗎？
但義烏人自己清楚，為了這則「黑色幽默」，他們所付出的卻是滴滴血淚……
在義烏幾十萬經商大軍里，施文建是第一批從廿三里走出的「紅色地主」……因為他不僅當過村支書，還是現在的「中國小商品市場」的勞協第一任黨支書。1985年時，正值義烏市場大發展，施文建已經是當地從商人員中的「大哥大」了，但這位「14950」攤主卻放棄滾滾而來的鈔票不賺，當起了為別人賺錢作鋪路石的個體協會副主任。施文建不是傻人，他做生意時的精明是出了名的，但他義無反顧地放棄了當億萬富翁的機會。現今已65歲的老施告訴我，他願犧牲個人的賺錢機會而讓更多的父老鄉親富起來，就因為他有太多的搖「撥浪鼓」的苦難經歷，他太知道他的眾多搖「撥浪鼓」的鄉親們渴望擺脫貧困。
「我是土生土長的廿三里人，我那個如甫村在義烏是出名的窮村。1956年我就是村上的黨支部書記，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我們農村受左的思潮影響太重太深，特別是『十年動亂』期間，幹啥都不行，你想帶領大夥弄點好日子過，就得挨批挨斗。我們村所在地土質瘠薄，播種水稻如果沒有家禽家畜的毛貨作基肥，水稻就會發棵分櫱不良，產量也就上不去了。為了肥料，我們的祖先就利用當地產青糖的優勢，很早就有了『雞毛換糖』的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