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的軍隊犯下那麼多罪行，誰該被押上歷史的審判台，這本是無可置疑的事，然而在堂堂國際軍事法庭審議的台前幕後卻出現了一系列怪現象，實在令人無法理解。
這就是歷史。這就是美英主導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留下的一些問題。我們慢慢來細述——
我們已經知道，所有的事實與受害者皆在——儘管日本人也曾千方百計在佔領南京後花費了很多人力、物力粉飾和銷毀所犯重罪的證據，幾十萬被害者的屍骨也被埋在深深的泥土裡開始腐爛，但中國人民隨手可拾身邊的和記憶里的累累血債……人們在等待機會。
現在機會來了。一水之隔的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給了中國人機會。
血債要用血來還。這是必然的。對日本人的犯罪清算也是必然的事。
不過，對日本國的戰爭犯罪的清算，時間是從他們策劃1931年的九一八事件開始至1945年9月2日宣布正式投降那一天，此間日本軍隊在中國所犯罪行可謂罄竹難書。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將「南京大屠殺」事件作為對日本戰犯的重點清算罪行之一，並且確定了以基南為總檢察長的起訴團隊，這中間也包括幾名中國的法官。但由於當時中國政府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採用的英美法系不甚了解——這個法系重視證據和證人的作用，尤其是關鍵證人的證詞往往能影響到最終的法庭審判結果。而我們中國一向採用的是大陸法系，這個法系的特點是偏重法官作用而忽視證據的收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抗戰勝利後，認為日本侵略中國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其罪行世界有目共睹，因此認為東京審判僅僅是走走形式而已，判日本戰犯死刑是十拿九穩的事。於是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要求我方派人去參加時，也僅僅派了一個人數極少的法官團隊。連中國派遣法官倪征燠也說：「國民政府滿以為是戰勝者懲罰戰敗者，審判不過是個形式而已，哪裡還需要什麼犯罪證據，更沒有料到證據法的運用如此嚴格。」
但中國人估計錯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並非如此審判，他們有他們的一套英美法系做法。整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主導權在美國人手裡，同時還有一批英國法學家配合。
判處罪犯，證據和起訴書無疑特別關鍵。擔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此項任務的是美國的基南先生，他既是檢察局的總檢察長，同時又是美國派遣來東京的重要法庭成員。在麥克阿瑟簽發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之前的一個多月——1945年12月6日，基南就抵達東京了。
57歲的基南，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的畢業生。1933年便擔任聯邦司法部部長特別助理，兩年後被任命為司法部刑事局局長。此人辦案果斷且無情，故有「魔鬼檢察官」的諢號。
日本侵略軍是魔鬼，魔鬼的罪行由「魔鬼檢察官」來審判，非常合適。但基南到達東京後，麥克阿瑟就對他明確指出：「關於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我提出三點意見請你考慮：一是要儘快審判；二是將起訴日本戰犯的理由簡單化，可集中到屠殺這一點上來；三是珍珠港事件應為重點……」
基南聽盟軍總司令如此一說，心裡有些嘀咕，但也只能點頭示意贊同：「同是美國人，我會把將軍的話牢記的……」
什麼意思？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是為他們美國人開設的？那麼我們中國作為勝利國之一，作為抗日主戰場，我們死傷了3500萬人就可以撇到一邊嗎？或許是，或許不是。反正後來出現了許多怪事：
首先對亞洲的公敵——日本的起訴書，起草者竟是英國人。法庭檢察局和主審官基本是美英人士。
中國檢察團是1946年2月抵達日本的，領隊的是著名法學家梅汝璈博士、向哲浚檢察官。
2月底，11國參審代表聚集在一起，對起訴書內容作出定調與安排。擔任起訴書起草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英國檢察官卡爾居高臨下地宣布：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鑒於對日本戰犯的審判影響大，工作量浩瀚，因此應從簡從速。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應該把被告人數限定在15人以內，至多不得超過20人。
20人？這怎麼可以呢？我們中國政府提供的日本甲級戰犯名單就有33人之多，如果按卡爾先生的意見，那些屠殺中國人民的戰犯就可以這樣輕而易舉地逃避懲罰了？
「對呀，我們如何向國人與政府交待？」
「不行！20人絕對不行！」
中國檢察官向哲浚等表示強烈不滿。
33人？你們中國人的胃口也太大了！知道紐倫堡法庭起訴德國納粹戰犯是多少人嗎？是22人！這回是坐在基南和卡爾身邊的國際檢察局的卡本德很武斷地插話了，瞧他那副高傲的樣子，似乎根本就沒把中國的檢察官放在眼裡。
向哲浚沒買他的賬，反駁道：閣下是否清楚一個基本事實：日本軍國主義在中國和亞洲所犯罪行比納粹的罪行有過之而無不及，難道我們的審判一定要按某一個法庭的先例來確定自己所要起訴的人數而不是按照戰犯們所犯的罪行審判嗎？
卡本德沉默了。只見卡爾雙手一攤，朝身邊的基南聳聳肩，意思是：還請閣下定奪吧！
會議出現了暫時的冷場。
現在又輪到美國人上場了：太平洋戰爭是因珍珠港事件而爆發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毫無疑問應當把偷襲珍珠港的日本戰犯作為嚴厲懲罰的對象，而其他的日本戰犯都可以從輕發落。
如此奇談怪論！中國檢察官一聽，更加憤怒：日本侵略者在亞洲犯下的罪行，在時間上遠遠超過德國納粹對歐洲瘋狂犯罪的時間，而犯罪的嚴重程度更是遠遠超過偷襲珍珠港，因此所有在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犯下罪行的日本戰犯，都應嚴懲！
「你們的嚴重，難道他們偷襲珍珠港就不嚴重了？」美國人從椅子上站立了起來。
「那也不能以偷襲珍珠港事件作為起訴主體嘛！」中國檢察官絕不讓步。
「好了！好了！先生們說的都有理，然而整個案子過於龐大複雜，且時間不能拖得太長，起訴的人數應適當限制，至於第一案沒有來得及起訴與審理的戰犯，第二批或第三批起訴也可以。另外，相關國家也可以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授權設獨立的戰犯審判法庭。這樣就可以解決諸位和各國提出的要求，你們認為此建議如何？」老道的基南最後提出平衡性建議。
「OK，我們同意這個方案。」
「那——我們也不反對。」中國檢察官雖覺無奈，但還是對這一折中方案舉了手。
那麼，誰該成為押上歷史審判台的罪犯呢？一場新的激烈爭論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審前開始了——1946年3月11日，東京明治生命大廈議事廳再次召開由國際檢察局執行委員會主持的全體檢察官會議，11國檢察官圍成一圈，討論決定對日戰犯第一批起訴的被告名單。
東條英機——偷襲珍珠港的罪魁禍首，被全票推舉為受審的首位戰犯。能獲得此份「榮譽」，是因為美國檢察官列舉了一批鐵證如山的證據和證人。
其他亞洲國家的檢察官躍躍欲試，都在期待自己國家的意志獲得所有檢察官的支持。
中國怎麼啦？中國檢察官向哲浚這一天就坐在總檢察官基南右邊的第三個位子上，很醒目之處，但會場上他卻有些焦慮不安，時常走神。
「現在討論松井石根，請中國的向檢察官宣讀你們的起訴內容吧。」基南點名向哲浚。
「謝謝總檢察官。」向哲浚似乎有些慌亂地拿起起訴書，開始宣讀。
讀畢。基南掃了全體檢察官一眼，然後喊了一聲：「請中國的證人提供證言。」
此刻，早已等在休息廳的中國國民政府軍政部次長秦德純以軍人的嚴整姿態，大步進入會場，出現在眾國際檢察官面前。秦的一個標準軍禮，又加之早有所聞的「南京浩劫」事件，立即讓會場格外興奮起來。
秦德純胸有成竹地從公文包中取出一份提前擬好的證詞，像小學生朗誦似的讀了起來，那內容中頻頻出現諸如「日軍到處燒殺搶奸」、「罪惡滔天」等辭彙，洋洋洒洒，十幾分鐘過去……
「不不不，親愛的中國檢察官先生，這是法庭，不是你們的課堂！請你們出示日軍殺人放火的實證！明白嗎？我們要實證，而不是空洞的文字！」突然，一位美國檢察官打斷秦德純的話。
會場頓時「嘰嘰喳喳」地竊竊私語起來，眾檢察官紛紛附和美國檢察官。向哲浚等中國檢察官的臉全都漲紅了——我們政府怎麼會派這等笨人出庭？中國怎麼會讓這樣的人當軍政部次長？
唉！向哲浚的手有些抖動，事先他曾與秦次長交流過，哪知這位次長一副高傲姿態，說「南京大屠殺鐵證如山，憑我一說即可將那些大戰犯送上斷頭台！」「也怪我太相信他了……」向哲浚暗暗自責，可為時已晚矣。
「秦德純先生，你帶實證或者具體的案子了嗎？」主持會議的基南說話了。
「這個、這個……」秦德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