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來說說南京大屠殺的重要見證人、美國傳教士明妮·魏特琳（Minnie Vautrin）小姐。這個美國女人一生未要孩子，卻從不放棄數以萬計的中國孩子的生命。她因此被南京人稱作「觀音菩薩」。
魏特琳有個中國名字，叫華群。1886年出生於美國伊利諾州西科爾小鎮的她，在26歲時即1912年來到中國合肥辦學傳教。如此一位具有高等學歷且年輕美貌的美國姑娘，甘願獨自一人來到一個落後的東方國家進行傳教辦學，一直到耗盡生命的全部能量。魏特琳在中國的貢獻，尤其是日本軍隊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挺身保護萬餘中國婦女和兒童的義舉，讓人感動且有幾分悲切。
這也是這位「洋小姐」生命之花盛開得最艷麗的部分。1919年至1940年5月，魏特琳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當教授、教務主任、教育系主任，並曾兩度出任該學院院長之職。可以說，她是位傑出的女性教育家，一位讓筆者將其比作「聖母」的傳教士。
與所有傳教士一樣，魏特琳到中國來最初和最根本的使命是傳播基督教教義，以「拯救落後而愚昧的姐妹們的命運」，但後來殘暴的日本軍隊改變了她的使命，從而使得一個純粹的傳教士變成了南京人民世代不忘的女神、聖母或我們中國人叫的「觀音」式人物。
2014年夏天，筆者來到當年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舊址，拜謁了魏特琳的雕像——站在我面前的這位「洋小姐」，面龐慈祥、親切、和善，而這僅僅是表象。當真正了解她在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所為時，筆者才懂得了張純如女士為何在閱讀她的日記時淚流滿面……心靈的震撼能改變一個人的信仰。
世上本沒有真理，真理是掌握真理的人創造的。世上本沒有仁愛，仁愛是仁愛的人釀製的。世上本沒有美麗，美麗是美麗的人將真正美麗呈現出來後才有了美麗。
在千差萬別的生命中，只有那些把生命奉獻給了別人的人才會擁有最燦爛的生命之花。
魏特琳便是這樣的人。
如果說拉貝這個人在南京期間是「以惡治惡」的話——他常常無奈時向日本人炫耀他的「納粹」袖徽來嚇退野蠻暴徒，那麼魏特琳是一生都以仁愛和美來對付惡行的人。魏特琳不是一個出身富有家庭的洋人，做鐵匠的父親不能給全家人絲毫的奢侈，12歲那年魏特琳就被送到鄰居家干苦活，寒冷的冬天裡她為別人家放牛。她的學生時代全靠她自己打零工掙學費。在兩年制的大學讀書，她只能半工半讀，用了4年時間方畢業。後來她為到中國辦學傳教，甚至不得不與已經訂了婚的戀人分手，最後一生未嫁。
魏特琳把一生全部貢獻給了中國，而最值得我們記憶的便是她在日軍佔領南京後的幾年中為保護數以萬計的難民所做的點點滴滴……
1937年夏，魏特琳已經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工作了19年，這個時候她是這所學院的主要負責人之一，而此時的院長是中國籍著名女教育家吳貽芳。這個夏天是改變魏特琳命運的一個炎熱的季節，原本她計畫在這年的夏天回美國休假一年，但她工作的所在城市——南京被日本人改變了命運，因此年過半百的華群小姐也隨之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不知是女人的直覺感強於男人的緣故，還是美國人對國際政治有天生的敏感，魏特琳對日本人對中國動武一開始便高度警惕並看穿了其野心。這年北平的七七事變後，魏特琳立即作出了自己的判斷：「我們得到消息，7月7日，一名日本兵失蹤後，在北平南面數英里的地方出現了麻煩，日本兵是如何失蹤的？為什麼失蹤？沒有人知道詳情。自那以後戰爭擴大了，我們不敢說它將如何結束。」這是她在七七事變後的幾天寫給美國朋友的信，魏特琳當時就如此尖銳地指出：「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米爾恩說過：『1914年在薩拉熱窩有兩人被打死。對此，歐洲所能做的就是再殺1100萬人。』米爾恩的這個結論還不包括戰爭造成的個人損失、憤怒和疾病引起的死亡和對經濟的破壞，以及日益加深的仇恨。 中國不想打仗，並且知道自己還沒有準備好。我認為日本人民也不希望戰爭，但是日本無法控制其戰爭武器。」
魏特琳是位愛好和平的教育家。一屆屆畢業生離開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走向工作崗位，這種年復一年的喜悅，讓魏特琳樂不知疲，因為她從中找到了自己的全部興趣和幸福感以及成就感——儘管連她家人都始終不理解。但魏特琳感覺自己很充實。1937年夏季的畢業生令她滿意，共有42名青年女生要離開她奔赴工作崗位，其中60%的畢業生將成為教師。
「受過教育的婦女能有更多的工作機會。」魏特琳喜形於色，過去的19年在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任職期間，她一年比一年更好地實現著自己的理想。因此當七七事變發生之後，日本人又於8月初在上海點燃戰火時，魏特琳她們仍在研究這一年的招生計畫。討論的結果是：決定把每年9月初的開學日期推遲至9月20日。實際上國民政府的教育部當時也建議在上海和南京等危險地區的學校都將新學年的開學日期推至這個時間，這也從一個角度看出當時的國民政府上上下下對在上海跟日本人拼一場硬仗有些擔心，或者就根本沒有半點信心。推遲20天開學能說明什麼？20天仗是打完了還是永遠打不完？20天是打贏的考量還是打輸的時間？似乎誰都沒說明白。
情況越來越不妙。從青島度假回到南京，已是7月下旬。途中的情況已經讓魏特琳感覺到時局發生了變化：「途中我遇到了5趟敞篷軍列，載著士兵、戰馬和其他裝備。在酷熱中，這些士兵看起來很可憐，其中一些人還是少年。」女人是敏感的，她們會從細節中看出許多問題，比如中國軍隊的頻繁調動，比如軍人中可憐的少年說明了這個軍隊的戰鬥力和兵力不足所帶來的問題，等等。
魏特琳有自己的事，她提前從青島度假回南京，主要是為了檢查新建的教工住宅。這個新公寓是魏特琳非常在意的一項工程，院長吳貽芳對此做了很大努力，造房的預算總在超額，這讓一心想有個美國式公寓房子的魏特琳有幾分著急——她期待自己在中國有一個理想的住處。但日本軍隊開進中國後一切都改變了，包括魏特琳個人的這麼一點小願望。
「校園熄燈後，在校園外的馬路上，士兵和馬匹的前進聲、槍支碰撞的叮噹聲持續了兩個多小時……戰爭的準備仍在進行著。難道沒有什麼力量能阻止這兩個國家間的戰爭？的確，當戰爭的狂熱被釋放後，情況就像是沒有牧羊人的羊群。然而，我們知道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有相當多的反戰人士來阻止戰爭。」
魏特琳是愛好和平人士，她對戰爭腳步聲感到憤怒。可那是日本人逼迫中國的後果，因為日本的軍事機器正快速地開著。魏特琳回到南京後記下了七八月城內的戰爭氣氛。
當局很快下達了一項讓人無法接受、但又迅速被民眾接受的命令：把所有的房頂塗成黑色或者灰色——屋檐下的紅柱子也要塗改掉顏色。「否則將成為日本飛機扔炸彈的目標。」當局這樣說。誰都怕死，於是這項計畫很快得到響應和實施。「可憐的鼓樓也穿上了灰衣。」魏特琳不能接受這般慘狀。她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例外地沒「穿灰衣」，吳貽芳院長和魏特琳等愛美的女性教授們和學校董事會成員堅決反對。
「難道日本飛機對你們例外？」當局有人批評魏特琳她們。才不管哩！她們獨行其道。這也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出了名的風格。
8月13日，上海大戰拉開序幕，所有從那邊到南京的通訊全部被切斷，交通情況也如此。首都南京從此開始恐慌。
接下去的日子，魏特琳與所有南京人一樣，除了堅持自己的正常工作之外就是挖防空洞。11日，傳教士馬吉和安娜來找魏特琳，三人在辦公室里討論了一個多小時有關基督教目前如何開展工作的問題。沒有結論，只有憂慮。
「我個人現在開始抵制日貨。」魏特琳告訴教友，但她指出，「我還會努力地爭取與日本民間取得聯繫，讓日本的工人、農民了解他們的軍隊在中國做了些什麼事。」
接下去的日子令魏特琳和同事們極其煩心，因為只要天氣好一些，日本飛機就會在她們的頭頂上扔炸彈。可怕的警報聲和乏味的洞穴生活，讓女人們非常痛苦和焦慮。而這期間還不停有傷感的消息傳來：不是在上海日本人又炸死了多少人，就是南京城內又有多少房屋被毀、多少人死傷……
「必須走了！凡是女人都應該離開，所有不是必須留下的男人們也要走。」美國使館一次次來人對魏特琳她們說。
「我已經說我不走了，因為我要是走了，正在承受巨大壓力的吳貽芳博士和中國同事們將要承擔更多工作，我是文理學院的教學負責人，我尤其不能在這個時候離開，這既是我的責任，也是我到中國幾十年來的使命，就像危險之中，男子們不應棄船而去，女人也不應丟棄她們的孩子一樣。」魏特琳對自己的使館外交官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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