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夜拉貝絲毫沒有合眼。最讓他放不下心的依然是留在安全區內的幾十萬無家可歸的難民。如今留在安全區內的難民是一些最窮、最需要別人幫助的人，他們多數是被日軍暴打受傷或被嚴重摧殘而失去生活能力的人，這樣的人如果沒有人去為他們弄來吃的，安排好住宿，也許這個冬天都難以過去。原本，作為佔領軍，日方有責任管起這些難民，至少給他們基本的生存條件，但日軍似乎對此並不放在心上，除了繼續不斷地從這些難民中拉走人去充當勞役外，至於他們明天或後天是否還活著的事，顯然日軍並不關心，甚至蓄意阻撓和破壞拉貝他們安全委員會對難民們所做的一切，比如過冬的糧食問題。20多萬人每天都需要數額巨大的食品供應，但安全區根本得不到多少糧食。
當時國際委員會成員貝德士先生在給他妻子的信中如此描述：食品供應的前景很黯淡。日本人拒絕賣給我們，既不讓我們賣，也不讓安全區里別的人賣，或者讓我們將糧食從上海用船運過來。這是長時間艱苦談判的結果，我們有了相當大的一筆現金，2300袋大米（每袋一石或200磅），我們每天拿出100袋，免費分發給最需要的人群和粥廠。紅字會從一個特務機關那裡獲得大米，開辦了兩個大的粥廠。「自治委員會」被看作是替日軍做分發工作主要，甚至是壟斷的代理人。但實際上他們在10天里已經收到了500袋糧食，5個星期總計2500袋——這是我們用卡車為他們和紅字會運的。每天消費在1500到2000袋之間。有些麵粉，我們在初期的分發和銷售時動作快了一些。大多數蔬菜價格幾乎翻了10倍，部分低的也要5倍。數千人除了米糊糊就沒碰過其他東西。我們想通過炮艇搞到1000磅魚肝油作為醫藥用品。總的來說日軍方面是冷漠的，日本人中沒有一個人對平民問題動半點腦筋或加以注意。粥廠的煤是一個問題。我們一天又一天地僥倖弄到手，通常沒有得到任何的官方允許。城市裡的供應糧食很快就要見底了，沒有人來。日軍各部在競相掠奪和揮霍。大量的煤、米和麥子被焚毀了……
最可恨的是新成立的「自治委員會」那幾個漢奸官員個個心懷鬼胎，想著如何藉機為自己賺一把。難民的苦才不管呢！
「誰都不管，我們得管，且要管到底。」拉貝認為：只要他在南京一天，就要管一天難民的事。想到這，他又再度擰開煤油燈，覺得應該給三個最重要的人物寫一封信：他們是美國大使館愛利生先生、 英國大使館布龍先生和老朋友德國大使館的羅森博士。這三位外交官是目前留在南京可以直接發揮作用的人物，拉貝這樣認為，因此他寫道：尊敬的先生們：
你們中的每個人都曾友好地對如何解決城裡25萬平民的食品問題給予過關注。正如斯邁思博士先生1月17日致愛利生先生的信（曾有副本寄給你們）中所表達的，我們已向日本人著重提出3點建議，即：
1. 儘快實現由自治委員會通過商業渠道分配米、麵粉和煤；
2. 准許國際委員會運進我們從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購買用於救濟的3 000袋米和9 000袋小麥（這些糧食目前存放在下關、三汊河和漢西門外）；
3. 准許國際委員會將600噸補充食品從上海裝船運往這裡。
昨天當斯邁思博士先生第三次請求答覆這些建議時，福井先生要他去找田中先生。斯邁思和菲奇先生隨即找了田中先生，後者告訴他們，日軍沒收了上述倉庫里的米和小麥。他們提醒他注意那是私人財產而不是中國軍隊的財產時，他認為這些存糧有可能會被日軍用於中國的平民。上述兩位先生一再請求日本當局准許從上海船運3000袋米，但每次請求均被一個簡單的「不」字加以拒絕。他對他們說，也不會有船來裝運這3000袋米以及另外的600噸補充糧食。斯邁思和菲奇先生提到日本船隻時，田中的解釋是「均已用于軍事目的」。當兩位先生又提出用英國船隻時，田中先生沒有回答他們。他們只得詢問日本人現在有什麼打算，田中先生對此回答說，日本軍隊將會承擔解決中國平民食品問題的責任。
斯邁思和菲奇先生隨即對他解釋說，日軍自12月13日起只提供了2200袋米和1000袋麵粉出售給中國平民。田中認為，供應量比這要多，但手頭沒有數字材料(日軍1月10日交給自治委員會1200袋米，1月17日1000袋米和1000袋麵粉，第二批糧食應在城南出售。國際委員會幫助運輸了這些糧食，因為日軍不提供運輸工具）。
談話結束時，斯邁思先生向田中先生詢問，他是否應該告訴我這樣一件事，即我們請求准許運進在下關購買的大米以及從上海船運糧食之事現在已被日本當局拒絕了。對此的回答是：是的！
隨後立即發出了由菲奇先生簽署的致上海全國基督教總會博因頓先生的電報（在這事情上我們一直與他有信函往來），現在只有看上海對此能採取什麼行動了。
我的先生們，我不知道你們在這件事上打算採取什麼行動，但是我將設法使你們經常了解事態的進一步發展情況，並向你們轉告我們對此提出的建議。我們並不認為當前再進一步強調我們的要求是可取的，因為田中先生已經聲稱，日本軍隊將負責解決中國平民百姓的食品問題。如果你們遇有機會時，非正式地要求日本人告訴你們，他們做了些什麼，也許是合適的。
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是恢複秩序和整頓好交通，重新通過商業渠道分配大米。國際委員會關心的只是敦促日軍注意到食品問題的嚴重情況，並在此期間採取補救措施，使無力購買食品的窮人們能免費得到大米。
絕對有必要使日軍明白，承擔中國平民食品的責任意味著什麼。至今他們只把這個問題當作兒戲，難得一次拿出1 000袋大米交由自治委員會出售。
市民必不可少的需要如下：
1. 每天正常供應2000擔（相當於1600袋）大米或約同等重量的麵粉（按1擔供100個成年人1天正常消耗計，25萬人每天需要2500擔；較小孩子的定量當然要相應地減少）。
2. 每天至少需要40噸～50噸煤或其他燃料。
3. 由於自治委員會沒有足夠的運輸工具來運進這個數量的大米、麵粉和燃料，而日軍的卡車又遍布全城，因此應由日軍負責運到自治委員會的店鋪。（在我們就供應食品事宜與石田少佐商談時，他曾表示準備負責運輸。可惜這些協議由於日本上級部門的命令而作廢。）
除了大米和麵粉供應，還應採取附加措施保證一定量的其他食品的供應，以防止發生各種疾病和瘟疫。我們還打算從上海運進這類食品。運輸之事也得由日本陸軍承擔。
如果能夠將所需糧食提供給自治委員會，自治委員會在分配工作上就不會有困難。
當然，對於那些回到原住處的市民，日本人必須保證給予任何一個像樣的政府都會提供給自己市民的保護。日本人也同樣應當保護食品及燃料的正常分配和出售。
感謝你們對我們事業所表示的關心。
你們十分忠實的
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約翰·拉貝（簽名）
拉貝的意圖非常清晰：希望這幾個外交官在他走之後多多關心安全區的難民，儘可能地繼承他沒有完成的任務。他的心完全被苦難的南京人民牽著。要保證安全區內的難民們艱辛地活下去，資金顯然是最重要的。拉貝在寫完給三位外交官的信後，突然覺得英國大使館的布龍先生在資金問題上更有些辦法，於是幾天後拉貝又提起筆，專門給布龍先生寫信道：
尊敬的布龍先生：
作為駐南京的代辦，您對南京安全區的設立以及與此相關的難民工作等所有重大事件非常熟悉。關於難民工作，我想在此再多言幾句。
南京25萬難民中的一大部分是由於城內及周邊地區火勢的蔓延而無家可歸的。在許多家庭里，養家糊口的人不是被日軍帶走就是遇害，於是家裡剩下的人便陷入了極度的困境。這樣的事不說有千萬件，也有千百件。如您所知，居民的經濟生活被完全摧毀。有許多居民，他們帶著少量的食品和錢進入安全區，他們僅有的這一點儲備都快用光了，現在他們變得一無所有。
可供委員會支配的救濟基金當然也捉襟見肘。我們在南京有10萬元，在上海可以再得到5.7萬元。要想擺脫25萬人的困境，這15.7萬元是遠遠不夠的。令人焦慮的是這成千上萬的人需要的不僅是食品，還要有安身立命之地。除此之外我們還要給予他們一定的幫助，使他們能開始新的生活。
給予一些貧困家庭相應的經濟資助，這對他們能夠重新生活也是一種極大的幫助。進行這樣的援助，我們只能依賴這筆基金了。
因此請允許我提出如下請求：請您幫忙，獲得倫敦市長基金的相關資助。我們已從美國顧問委員會獲得了一筆捐款，即包含在上文提到的5.7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