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德國人，原本與中日戰爭是無關的，而且當時的情況下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然而拉貝沒有。正是他這個「沒有」，成全了作為德國人的他在別人看來不可思議的人生輝煌：一個納粹，做了世界上一般人都做不到的事——他和他的同事在日軍屠刀下救了數以萬計的中國人。
這自然得從1937年日軍佔領南京前後擔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席這個角色說起。
當這個「主席」角色，對拉貝來說完全沒有想到，因為日軍與中國軍隊在上海打仗時，拉貝和其他在南京的德國人幾乎都在忙著準備撤離，只是拉貝是西門子公司在南京的負責人，他手頭的事太多，加上南京城當時太亂，到底走還是不走，他所在公司還拿不準主意。西門子公司更多的是關心他們的生意及留在南京和中國的財產在日軍佔領後是否還能保住，或者說更遠一點的話，就是當日本佔領南京後，他們西門子是否還可以留下來做中國的生意。這對當時的西門子和像拉貝這樣忠於職守的生意人來說是第一位的事。
也許德國人可以說是世界上做生意最認真和最能幹的一個民族群體。拉貝就是這樣一個人。
1882年出生在漢堡的拉貝，早年喪父，初中畢業後就當學徒，後來到了非洲的莫三比克的一家英國公司，在那裡他學會了一口流利的英語。1908年，他來到中國，一干就是30年。他的妻子也是在北京認識的，倆孩子皆在中國出生。來中國之後的第三年，拉貝成了西門子公司的代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在相關國家的壓力下，曾與德國宣戰，即使如此，拉貝還是留在中國。「他很有策略地讓中國官員相信，戰爭期間繼續由他來經營西門子駐中國代表處不僅符合他們自己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中國的利益。在中國，要做到這一點並非容易。」拉貝的朋友這樣評價他。
但是一戰開始的兩年後，中國在英國的壓力下，仍然把拉貝等德國人擠出了中國生意場。不過拉貝本事不小，一年後他又重新上路，回到了中國，為西門子開闢中國市場立下汗馬功勞。1931年他擔任西門子駐中國首都南京辦事處經理。西門子在南京的業務，主要是在中國的首都開設電話業務和建幾個發電廠，拉貝的工作非常有起色，公司總部對他的業務開拓充分肯定。但對拉貝來說，如果不是後來發生的事，恐怕他一輩子也僅僅是西門子公司一名優秀的駐外代表而已，世界上不會有幾個人知道他的名字。
日本侵略中國，進攻南京，讓拉貝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的經商才能、統籌能力、領導才幹、為人的優秀品質，在一場大屠殺的背景下獲得了徹底的釋放，並且放射無限光芒，從此讓世人矚目與懷念。
我們的筆下也因此有了拉貝這個人。
一直有人將拉貝比作拯救了數以千計猶太人的辛德勒先生，這有一定道理。但在筆者看來，拉貝或許更加偉大和了不起，因為拉貝是一個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他又是以公開的納粹身份在與日軍周旋的情況下，拯救了眾多苦難的南京市民，而且拉貝根本不知道他這樣做其實隨時都有可能受到自己同胞的檢舉和告密。「拉貝當時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違背德國利益的，因而處境危險。」他的另一位德國友人這樣說。
拉貝的壯舉比辛德勒先生的壯舉要早好幾年，毫無疑問他救的人數遠遠超過了辛德勒救的1200多名猶太人。筆者認為拉貝更傑出和偉大之處，在於他對中國的貢獻不僅僅是拯救了那麼多人，且他用完整的方式記錄了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種種罪行，這是他的另一個歷史性貢獻。「在當時的情況下，拉貝竟然還能安排出時間來記日記，簡直不可思議。」德國同行們一致稱讚他這一點。
道德、正義、愛心、仁慈、熱情……我看到拉貝的友人都幾乎用共同的辭彙來形容他的品質。我們中國人認為，一個人的品行，全在於他平時的養成。拉貝能在日軍施暴時挺身而出保護中國人，這與他身上長期養成的正義感有直接關係。他的好友埃爾溫·維克特這樣說：「拉貝1908年離開德國的時候，還是威廉二世皇帝統治時期。1919年他短期回國，此時德意志帝國已處在共和國時期，但動蕩的局勢還沒有穩定下來。在漢堡，他看見一個人被暴徒毆打倒地，他的性格驅使他上前把那人扶了起來，結果他也遭到了毆打。在柏林，西門子工人上街罷工的時候，他看見街上架起了機關槍。於是從那時起他開始記日記，久而久之成了他的一個習慣。」
從看不慣，到以記日記的形式控訴不公正和暴行，拉貝從一個精神公正者，成長為了行動正義者。
應該說，在中國做生意的日子裡，德國人以他們先進的技術、嚴謹的作風及誠實的信譽，很受當地人喜歡。政府、軍方和市民對德國都頗有好感，這一點德國人自己有深切的體會。
然而，20世紀30年代後的中國，所有的事情都被另一個國家干擾與打亂了。這個國家自然是日本。
拉貝這時在中國的首都南京。1937年夏天，素有火爐之稱的南京實在讓人難以忍受，拉貝的妻子在6月底就到了北戴河。那時有錢人和外國商人已經把北戴河當作消夏好去處。七七事變發生，拉貝他們認為「這起發生在北方的小小的事件會在當地加以調停解決的」。因此他在不久之後便向公司請假，搭乘輪船到了秦皇島，去與妻子度假。
「我親愛的烏鴉，你總算來啦！」妻子摟著丈夫，一邊親吻一邊用手指刮著丈夫高高的鼻子說，「瞧瞧，工作又把你弄瘦了！」
「這不，我現在可以安心與你休養一段時間了！」拉貝回敬妻子一個熱烈的吻。
「烏鴉」一詞在德語里與「拉貝」是同一詞，所以妻子和朋友常把拉貝稱為烏鴉。
美麗的藍色海灣幽靜而浪漫，似乎感受不到此時中國北方的京津地區和南方的上海正在醞釀著中日激戰的氣氛。但顯然人們在議論中還是表現得十分緊張和擔憂的。
「上海快要保不住了！」
「上海保不住，南京還能生存嗎？」
拉貝的耳邊每天都是這樣的聲音，這讓他心裡很不爽。「我必須要回南京了！」8月28日夜幕下，拉貝告別妻子，登上南去的火車，15小時後到達天津。
這時的天津，已是日軍佔領區，到處都是逃難的中國人。夾在難民中的拉貝，開始感受到了日軍的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的悲慘遭遇：「只要火車一停下來，乞討民眾的凄慘的哀求聲就從各個窗口傳進來。」
平時只需要40來小時就能從北戴河到南京的路程，這回拉貝整整用了10天半時間。
9月7日，拉貝回到公司經理辦公室，看到一堆信件，其中有德國駐中國使館寄來的，也有朋友寄來的，甚至還有南京政府防空委員會發布的關於防空警報信號以及空襲時注意事項的通知等。
「拉貝先生，我們要走了。你也該離開這個鬼地方了！再不走，弄不好日本人的炸彈就會扔到我們頭上。」公司的同事都在忙著打包，或準備回國，或搬到其他地方。他們告訴自己的頭兒：前天，日本的飛機扔炸彈，其中有一顆就離他們的公司所在地100多米遠。「幾個中國人被炸死了！」同事們用誇張的手勢對拉貝說。
「嗚嗚——」就在說話時，防空警報響起。「快快，拉貝先生，快到防空洞里去！」已經吃過幾次日軍飛機轟炸之苦的同事們，似乎已經很有經驗了，他們一聽到警報聲，拉起拉貝就往公司院內的一個防空洞跑。
在蹲進防空洞的那一瞬，拉貝發現：自己公司的院子的地上，撐著一面約6米寬、3米高的德國國社黨黨旗，那個納粹符號「」異常醒目。
「管用嗎？」拉貝問同事。
「管用。」同事們有些驕傲地回答道，「美國和英國人都非常羨慕我們，說只有你們德國現在跟日本關係好，其他國家就難免不被日本飛機扔炸彈了。」
拉貝凝視了一會兒旗中央的那個黑色「」字，會心一笑，因為他想到了一件事：假如日軍有一天進了南京城，或者這是個極好的擋箭牌。
防空洞很擁擠，30多個人在裡面幾乎是鼻子挨著鼻子，而且裡面積了許多水。「這可不像是我們德國人乾的活！」拉貝借蹲在洞內的幾小時時間，細細地觀察了這個在他到北戴河時同事們挖的防空洞，覺得它水平低了些，「應該作戰時準備」。拉貝對所有事情都非常嚴謹。
回南京的第一夜，拉貝其實沒有睡多少覺，他輾轉難眠，主要是在想：時下公司上下都鬧著要回國或搬到比較安全的漢口，但真要一走，公司和洋行的財產比如房子等等怎麼辦？都丟下不管了？不能。我是一個「正派的漢堡商人」，而且我身邊有那麼多中國僱員，他們都是華北人，他們的家已經被日本人佔領了。「先生如果不走，我們堅決跟著你留在南京！」中國僱員的話令拉貝感動萬分。「在這種情況下，我能走嗎？」這裡是有個道德問題的。拉貝在責問自己。責問的結果是：「必須留下來，讓別人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