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亟待要問個「為什麼」的問題。
毫無疑問，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於2014年2月27日表決宣布將每年12月13日定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時，南京的趙龍先生是最激動的一位，因為他是十年前第一個正式向國家立法機構提交將南京大屠殺紀念日設為國家公祭日提案的人。2005年，在第十屆全國政協會議上他首次提出此動議，並獲得許多「兩會」代表和委員的支持與贊同，由此形成了48位政協委員的聯名提案。「在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遺址舉行公祭活動，並以法律或制度形式固定下來，使世界永不忘記，讓國人永世銘記」，提案如此明確其意義。
十年後，這一提案終被採納並以國家法律形式確立下來，實在令人感嘆！
我們怎能忘卻77年前的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軍佔領上海。在這之前的三個月里，日軍與中國軍隊在黃浦江畔展開了一場生死大戰，這就是有名的淞滬戰役。在此次戰役中，中國軍隊陣亡25萬餘人，日軍陣亡8萬餘人，此役激烈異常，最後以日本軍隊取勝告終。
淞滬戰役之後的一個月，日軍乘勝前進，分三路攻向中國當時的首都——南京，於1937年12月13日進入南京城。進城的日軍，以其佔領者的優越感，在隨後的幾個星期里，殘暴地屠殺了已經放下武器的中國守城官兵和普通市民達30餘萬人，在中國人心頭和中華民族史上留下了一段永遠難以癒合的傷痛……
30萬人是個什麼概念？
科學這樣告訴我：一個正常成年人的血液大約為4800毫升。30萬人的血液，應該約有1500噸！如果用10噸的車裝運這些血，則需要150輛車。150輛車組成的車隊，可謂浩浩蕩蕩，見首不見尾。如果將1500噸的血，注入一根小管子內讓其自然流淌，則需要數月時間方能流盡，流經的長度可以延綿幾百公里。
科學還這樣告訴我：一個人在絕望的時候所發出的聲音為15000HZ。30萬人若同時發出絕命的怒嚎，則產生的巨大震撼力超過八級地震，能將20層高的摩天大樓推倒……
呵，我苦難的30萬同胞，當年你們就是這樣被一群野蠻的異國侵略者斷頭割喉、百般躪蹂甚至身首分離而亡……這是多麼悲慘而殘暴的一幕！
距日軍在南京實施大屠殺到今天，已經整整77年。
77年後的2014年春天，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作出一項決定：將每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軍開始在南京大屠殺之日，確立為「國家公祭日」。
這個「國家公祭日」來得好晚呵！但它畢竟來了。
也許如果不是今天的日本右翼執政者一次次挑戰我中國，變本加厲地不斷傷害我國人民的感情，我們可能仍然不會為被侵略者屠殺的30萬同胞舉行如此特殊的儀式。
我健忘的民族，我寬容的祖國，也許不會讓我來寫這樣一部作品——事實上雖然我也早早地知道了「南京大屠殺」事件，但一直認為早已有人寫過這樣的作品了。
「沒有，絕對沒有人全面寫過。我向你保證！」對我說這話的人叫朱成山，他是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著名的日軍侵華史研究專家。朱成山的另一個身份還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他出的幾十本書中，多數是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文章和隨筆散文。
為了印證朱成山的話，我認真地搜索了「南京大屠殺」的相關書籍，結果令我大吃一驚：77年來，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圖書數以百計，資料性的研究成果堆積成山，但有影響的紀實文學作品只有兩部：一部是25年前原南京軍區的作家徐志耕寫的，一部是華裔美籍女記者張純如寫的。前者的貢獻是：作者親自走訪了一批戰爭倖存者，那些倖存者的口述十分可貴；後者則以外籍記者的身份，收集和整理出了不少國外對當年南京大屠殺報道的資料，而張純如的最大貢獻是發現了《拉貝日記》……然而，令人十分遺憾的是，這些作品或由於視角單一，或因為資料有限，尚不能全方位、大視角地深刻揭示日軍南京大屠殺的罪行全景。尤其讓人遺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國年輕人心目中，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概念，似乎還基本停留在《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釵》等電影故事上，這實在是匪夷所思。
作為一個中國公民和中國作家，我決意沿著數十年來始終如一地刻苦研究日本侵華史的專家、中外作家以及日本退役老兵、民間人士所留下的足印，去重新回眸那段震驚人類史的悲慘時光，去撫摸那些早已沉默在天國的亡靈……可是，當我小心翼翼地打開那些落滿塵埃的歷史檔案和苦難記憶時，卻又被一個個意外的發現而深深地刺痛了心——
我發現：在77年前，日本侵略軍在剛剛屠殺完我數十萬同胞、將我美麗古都變成廢墟後，厚顏無恥地做了一件事——為他們在攻打南京時陣亡的千餘名官兵舉行了一個聲勢頗為浩大的「公祭」！
這一天是1937年12月18日，也就是日軍進入南京城的第6天。
日軍的「公祭」是在南京機場舉行的，有一萬多名日軍將士參加。關於這一「公祭」活動，在侵華日軍的將士日記和回憶錄中還能找到相關記載。如劊子手佐佐木到一在這一天的日記里這樣寫道：
……今天寒風凌厲，似乎要下雪。全場精銳的陸海軍官兵肅立無言。面對著如今陣亡的戰友之靈獻上虔誠的祈禱。陸海兩軍最高指揮官悲愴的祭文，震撼著官兵的肺腑，滿場靜寂無聲。
我等全體軍人隨著軍司令官的參拜而敬禮。
奏起了《國魂曲》。
二戰甲級戰犯、南京大屠殺頭號劊子手、侵華日軍華中軍總司令松井石根，竟然還在這「公祭日」當天賦詩兩首，其中一首這樣寫道：
紫金陵在否幽魂，來去妖氛野色昏。
徑會沙場感慨切，低徊駐馬中山門。
這就是日本人，作為一群加害於他國30萬人的侵略者，竟如此本末倒置、顛倒黑白地搞了這樣一場「公祭」。然而無比遺憾的是我們中國人一直以來，基本上無人知曉此事。但日本人確確實實做了這樣一次有模有樣的「公祭」，似乎他們才是悲劇的主角和受害者。許多當年參加這場「公祭」 的日本官兵 「記憶猶深」，甚至對松井石根司令長官當時宣讀的「祭文」內容倒背如流……
這就是日本。
我還發現一件事，據昭和十二年（1937年）十二月十五日《大阪朝日新聞》披露：
在日軍佔領我首都南京的當天，日本首相近衛發表聲明，聲稱是因為中國不理解「日本國堅持不擴大解決方針」，「低估了日本軍隊的實力，也低估了今日日本的實力」，「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由於中國「以排日為前提」，鼓動「民族主義」，所以才「招致了畢千功於一潰的地步」，造成悲劇的「全部責任」應由中國承擔。
這就是日本。一個在處理鄰國關係問題上，經常賊喊捉賊、倒打一耙的國家。
我還發現一件更重要的事：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批准押至南京軍事法庭審判的南京大屠殺劊子手、原侵華日軍第六師團長的谷壽夫，在南京被槍決後，日本國內及他的追隨者從來就沒有認識其罪，相反始終將其作為「偉大的民族英雄」而記憶著。20世紀60年代由下野一霍中將編撰、東京情報社出版的《南京作戰之真相——熊本第六師團戰記》一書中，對戰犯谷壽夫如此評價道：「將軍戎馬四十餘載，盡心盡職忠誠於君主國家，乃至以死奉公。」「雖為國儘力，一旦戰敗，其戰績即成敵國民之恨，冤罪之下，犧牲在曾指揮過最光輝戰鬥的雨花台之下。」「其高尚的武德和崇高的軍人精神，是真正的軍人之楷模，受到所有世人發自內心之敬仰。吾等部下將士在扼腕痛惜其偉大的殉職之時，對其忠勇義烈致以由衷的敬意。」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中，南京大屠殺的日軍最高指揮官松井石根被判絞刑，為其叫屈喊冤者更不乏其人。後來日本將其靈位供于靖國神社，多任首相數度參拜……
這就是日本。戰爭是他們發起的，罪惡是他們製造的，然而他們仇恨與敵視的卻是那些慘遭他們奴役與殘害的民族和國家。
這就是日本——為了自我的生存和強大，可以由著自己的性子與意願，揮刀舉槍，從大海的那邊跨海而來，大肆掠奪他人的財富與資源，任意殘害他國的無辜百姓，沒有一絲罪孽感，即使在國際法庭公判之後仍然不把這樣的罪孽當回事，反而對自己的陣亡者倍加「懷念」並「痛祭」。
30萬人的生命呵！幾十年來，日本人可以用一句輕飄飄的話一筆勾銷，竟然還胡言亂語說是我們在「說謊」，是「中國人自己編出來的南京大屠殺」！
多麼無恥！怎不刺痛我等的心呵！
公祭！必須公祭！這既是對自己死難同胞靈魂的安撫，也是給那些犯罪者的警示。我們早該這樣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