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月之後的1978年5月27日，由石油組完成的一份《關於黃汲清同志向中央領導同志所反映問題的調査報告》，以國家地質總局名義，呈送給鄧小平及有關領導。
我從地礦部檔案室査閱了這份文件。上面的簽發人不是孫大光。
這份出自石油組的調査報告，用黃汲清自己的話說是批判了我的信件的某些內容，也就是說是有針對地對黃給鄧小平的信進行了反駁。
我看後的感覺是，不管當時的地質總局領導還是石油組的人，對辦這件事是非常認真的，但其指導思想至少在情緒上多少是與黃的信有一定程度的對立。臂如，黃給鄧的信中，一開頭就提及了曾寫信給鄧副主席反映了地質系統長期以來不能貫徹落實毛主席的雙百方針的實際情況，這頂大帽子戴在誰的頭上都是不好受的，尤其是在地質總局的領導人看來。因此，調查報告對黃的這一類問題上的看法作了針鋒相對的回應，說了在地質部門的石油地質工作中，有一個好的傳統，就是尊重各派學術觀點，發揚技術民主，提倡百家爭鳴，吸取各家之長，指導實際工作。基層的同志叫做多路探索，殊途同歸一類的話。其實，黃汲清向鄧的信中指出的地質系統在學術上的那種不正常現象，是指的文革以來的狀況，這是事實。
還有一個例子能說明一些問題。1969年，周恩來接見地質部的代表時問北京地質學院的張振國，說：「你們教的是哪一套東西？」張回答說：「是黃汲清那一套。」周問：「黃汲清是哪一套？」張回答說：「是蘇聯那一套。」周就說：「你們為什麼不教李四光同志那一套？」周恩來與毛澤東一樣，對李四光是很看重和尊敬的（我理解他說這話的意思是李四光同志是有創造性的周原話筆者注），作為中國的地質教育機構，應該好好學習和繼承。周在這裡提倡教李四光的那一套，並沒有說不能教黃汲清的那一套，但下面的人聽了就不是這個意思了。之後，地學界便出現了全面否定黃汲清的那一套，而抬出李四光那一套。這種風氣一直延至八十年代初期。由於受到左的影響，文革開始後，黃汲清的那一套便當作了蘇聯那一套。文革時以批修正主義為核心，黃汲清是蘇聯那―套，這等於宣布了他的學術及他政治上的死刑。顯然這已不是所謂的學術民主和百家爭鳴了。其實，黃汲清的那一套除了他繼承傳統的地質理論外，更多的是他把這種優秀的傳統地質理論，運用到了中國的地學實際情況的科學產物。據我所知，他的那部被中國乃至國際地學界幾十年來一直視為經典之作的中國主要地質構造單位，就是突出的例子。對此，另一名著名地質學家尹贊勛有過比較客觀和公正的評價。尹在八十多歲高齡時曾感慨說：「每每想起1945年黃汲清拿來當時西方構造地質的精神，處處融合國內實際的傑作，不禁感愧交加，感的是他拿來寶物用於中國，有發展，有創見；愧的是我未能步其後塵，缺乏結合中國實際的創見（見尹回憶錄往事漫憶第126頁）。任何一門科學學說，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加以發展與發揚才創立的。如果黃汲清的那一套就是因為繼承了外國的優秀東西而要被討伐，被當作修正主義的黑貨全盤否定，那麼繼承外國先進的馬列主義思想的毛澤東思想又該怎樣處理呢？」
文革之後的相當長歷史時期內，地學系統的非百家爭鳴局面不是沒有，而是非常嚴重，這是毋庸爭辯的歷史事實。
調查報告的另一個突出點是，儘可能地說明李四光的地質力學與找石油、與大慶油田發現是有關係的，同時也指出了李與黃作為不同的學術觀點，所擔任的不同職務，因而在其中所起著不同的作用。對黃的評價也是貶多於褒。有一點還算客觀，那就是這個報告里也明確指出了在我國的石油普査工作中，黃汲清是有貢獻的。不過，李四光的這面旗幟顯然不能倒！
實事求是地講，能在1978年全國撥亂反正尚未結束，十幾年來左的思潮在一些部門、一些領導人的頭腦中還相當嚴重的年代，國家地質總局的這份調查報告已是比較進步的了。然而，它並沒有完成鄧小平要澄清的指示精神，大慶油田的發現仍然是一個尚未解開的謎。地學界的左和神的影響仍很嚴重。
75歲高齡的黃汲清於1978年再度當選第32屆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又一次成為中國地學界領袖人物。如果說四十年前，年僅35歲的黃汲清被地學界推舉為第15屆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是因為他的卓越才華的話，那麼四十年後的今天，當他再度當選這個享有國際聲譽的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則是對他從反右到文革以來的二十多年中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給予歷史的糾正。像黃汲清這樣在相隔近半個世紀的兩個時代，兩度獲得如此殊榮，在中國科學界絕無僅有。同年，他又當選第五屆全國政協常秀。10月份，他代表中國地學界赴紐約出席美國聯邦地調局成立一百周年紀念會。在同國內外地學界同事的交流與接觸中，他越來越感到中國科技界知識界受左的影響太深太深，如果一些因文革而樹起來的科學事業上的神話與旗幟得不到正確的解決，中國的科技事業就不能向前很好地推進。於是，這年11月14日，他在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的激勵下，在全國科協召開的第一屆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第二次擴大會議上，圍繞雙百方針和大慶油田發現問題，首次在公開場合扔了一顆震動當時整個科技界的原子彈——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同志：
今天原想講兩個問題，第一個想講四個現代化的問題，第二個是關於雙百方針的問題。因為下面發言很多，不願意多佔同志們的寶責時間，想集中時間講第二個問題，那就是關於貫徹雙百方針的問題。這是文藝界的問題。我是學地質並搞地質工作的，我們地質部門從前叫做地質部，現在改為國家地質總局。在學術方面一向有兩種不用的學派，一個是以前部長，已故的李四光同志為代表，他所創立的地質力學派；另一派是我們所提出的大地構造派。之所以稱兩個學派，主要是由於李四光同志著了一本中國地質的書，翻譯成俄文。我寫了一本中國的大地構造一書，也翻譯成俄文，這在蘇聯專家中有相當的影響。我們大地構造學派，理論基礎也不過是歐洲的，沒有什麼新的基礎。不過，1945年特別在解放以後，總結了中國的和國外的大地構造特點，提出來一個新的概念，叫做多旋迴構造運動的概念。所以我們這個學派也叫做多旋迴學派。去年人民日報上面有一篇小文幸也談到這個問題。
六十年代以來，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張文佑同志吸收了地質力學中的新內容，増加了力學分析範圍概況，提出了斷塊構造這個概念。中國礦業學院的陳國達教授，又把蘇聯早先提出的地質活化學說發展一步，提出了地窪說這個概念。在七十年代初，由於我們中科院的尹贊助同志首先給我們介紹外國的所謂板塊學說，於是乎板塊學說在我們國家流行起來啦。所以，我們地質界出現了四個、五個，至少三個不同的學派，這是一件好事。不是毛本席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嗎？出現不同學派，正是毛主席百家爭鳴的基礎。
李四光同志生前自己也認為他的地質力學並不是十全十美的，還應該進一步得到發展，在他很多的講話里也都談到了。李四光同志在哲學上是進步的，在學術上成就是非常大的，這是大家所公認的，把他作為又紅又專的旗幟來樹立，我認為是正確的。但是，在他去世以後，特別是1974年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獨立自主，高歌猛進》，這篇文幸把地質力學吹捧得天花亂墜。從那以後，許多報刊雜誌就不斷地對地質力學大吹大捧，把它捧到嚇人的高度，好像這個學派、這個學說不僅可以解決地質礦藏上的重大問題，似乎很多問題都解決。就這樣用行政命令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地質力學。比方簡單說一個例子：讓各省、市、自治區的地質隊寫報告的時候，都必須用地質力學觀點來寫，否則，就不予驗收。還讓各大區地質研究所都成立一個地質力學研究室，並在各省開辦了地質力學講習班、訓練班等等，每次都有好幾百人參加。在另一方面，他們又利用行政命令壓制不同學派。例如有一個地質學的老專家，他多年搞板塊構造的研究，並且也列入了計畫，所里領導支持他，派了六個年輕幹部和他一起工作，這是個好事嘛。但不久，就被停止活動，這六個人就給送走了，解散啦，就不搞板塊構造了，他本人的項目就給取消了。我自己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以前主持一個大地構造的研究室有二十多個人員參加工作，但是，在1972年以後，研究室就取消啦，撤銷啦。人分到其他地方去了，有一部分合併到地質力學所啦。我自己成了光桿司令了！
會場上一片鬨笑聲。
我在1974年，提出一個研究題目，叫做中國東部的構造岩漿情況的研究，著眼在找鐵礦、銅礦。題目1974年提出來，一直到現在還沒有落實下來，最近才有一個人來參加這個工作，工作一直搞不上去。甚至有人把不同學派的爭論，提高到哲學的高度看，說地質力學是土生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