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17日，中央決定首次空投氫彈爆炸試驗。聶榮臻親自在基地坐鎮。空投爆炸時間定在上午7點。一切準備就緒。聶帥和王淦昌等都進入了指揮室，等待空軍飛行員駕著載有300萬噸當量的熱核裝置起飛。
「嘶——」飛行員徐克江駕駛著726號「轟—6」飛機準時從馬蘭機場起飛。聶帥和王淦昌等基地指揮員與科學家們始終盯著戰鷹，並且不時指指點點。8點整，徐克江的飛機進入空投區。地面指揮立即發出「10、9、8、7、6、……2、1——起爆！」的命令。
10秒、20秒、30秒過去了，飛機竟然還在平穩地飛行，聶帥和王淦昌他們期待的大爆炸遲遲不見。
怎麼回事？聶帥不安地看看王淦昌，王淦昌則用更加不解的目光看看聶帥，目光分明在說：
這是飛行員的問題。
是嗎？聶帥又把頭轉向穿越於白雲間的「轟—6」戰機：嗯，好高嘛。它還在天空中轉悠，好你個傢伙！「快給我接通飛行員，問清到底是怎麼回事。馬上！」聶帥發脾氣了。
「報告聶老總：飛行機長徐克江說他因為背毛主席語錄而一時忘了按自動投擲器！」
「扯淡！」聶帥臉色發青，看得出他是強忍著不讓自己的口中吐出髒字。
「報告聶帥：北京來電。」
「不接！」
「是總理的。」聶帥這才接過話筒：「是總理啊，我沒有完成好您和毛主席交給的任務呀。」
「怎麼回事呢？是技術故障？人員有沒有傷亡？」這是總理關切而焦急的聲音，「……好，沒有傷亡就好。告訴徐克江同志，請沉著冷靜，不要緊張。」總理和聶帥的指示傳到了白雲間的戰機上。機長徐克江定了定神，將拇指貼向自動投擲器，然後用力一按……
頓時，他看到被自己拋出的一個白色圓柱體，飛速地墜下，瞬間，一頂猛然張開的降落傘使勁地想拽住墜下的圓柱體，只見白色圓柱體在與地面即將撞擊的瞬間，一個巨大的「太陽」閃著強烈的光芒，亮徹天宇與大地之間……
王淦昌直流淚水……
空中投擲氫彈爆炸成功後，王淦昌接到周恩來的指示：著手研究地下核試驗。
進入60年代，自從美國奧本海默完成「曼哈頓計畫」，蘇聯的庫爾恰托夫院士也在斯大林元帥的緊逼下相繼完成多次原子彈試驗後，當時的蘇美兩個超級大國一方面為抑制對方的核試驗，一方面想使自己永遠保持在全世界的核霸地位，簽訂了限制在空中和地面核試驗條約。雖然這一條約對第三國並不存在約束力，然而畢竟核武器由於它所具有的巨大毀滅性後果，只要繼續不停地試驗，就會對自己的國土家園帶來環境與自然條件的嚴重破壞。地下核試驗在這種情況下首先被提了出來。中國總理是人民的總理，周恩來想在了所有中國領導人的前面。王淦昌在接受這一新命令後立即開始布置。10月，他與自己的學生、後來也成為傑出物理學家的程開甲教授（時任西北技術研究所所長），組織召開了我國首次地下核試驗講座。會議的主題非常明確：爭取在一兩年內將地面核試驗多數轉入地下。在這之後，王淦昌作為我國地下核試驗的直接組織者和領導者，全面擔起理論與設計的重任。繁重的工作使他不得不奔波於羅布泊和北京之間。然而這位年已6旬的老科學家不曾想到在他從事如此機密和重要的工作時，一場他根本弄不懂的劫難洪水猛獸般地向他襲來……
「那一天王先生從青海回到北京，我開著他的伏爾加專車去接他上班。在他將要鑽進車內時，王先生突然站住了，然後繞到車子後面，站在那兒半天一動不動。我急了，以為出了什麼事。過去一看，原來後車的玻璃上又被造反派貼了張標語，寫著『反動學術權威』幾個大字。我看到王先生的臉色氣得發白，嘴唇微微顫抖著。『這幫狗日的！』我心裡罵了句，因為在王先生回來之前就有人已經貼過同樣的標語，可每次都給我撕了。我沒有想到今天又有人貼上了。為此我曾向李覺副部長反映過，他也很生氣，說王先生這樣的科學家是『國寶』，怎麼能不負責任地說他是『反動學術權威』？李將軍指示我不要讓王先生知道這樣的事，以免刺激王先生。可是那天我還是沒有『把好關』。」時隔近20年，我採訪跟隨了王淦昌十幾年的司機大邵同志，這位中原大漢仍然懷有幾分內疚。大邵全名邵春桂，現已退休在家，這位經歷朝鮮戰場洗禮的老戰士，自1960年起就來到核研究所（院），之後成了王淦昌的專職司機，同時又兼王淦昌的「隨身警衛」。
王淦昌平時是個「好老頭」，從不跟別人計較什麼，埋頭業務工作，把國家和人民交給的任務視為生命去實現，這是他最大的樂趣和追求。他的女兒說過這樣一句話：「我父親從來不知道向單位和上面要點什麼，所以單位的人一說起我父親就是『王先生那裡不會有什麼事的』。他就是這樣的人，倒是我們這些兒女和家人被他常常弄得一肚子氣。」但王淦昌的大智大慧又決定了他不是一個別人想嘲弄就嘲弄、想污辱就污辱的人。「我是『反動學術權威』？反動的人可以參加國家最機密的核試驗？天下哪有你們這樣的『革命者』？『造反派』？」王淦昌平時本來就不善言辭，有話常常心裡說。
這回他火了，一連幾天在心裡罵人。
好啊，你們說我「反動學術權威」，那我就「反動」吧。王淦昌作出一個「重大的決定」：
不再坐專車，改乘公共汽車。
王淦昌住在中關村，工作在花園路的「灰樓」，其間有相當一段路程。原先每天都是大邵車接車送——這也是中央規定給王淦昌等大科學家的待遇，一方面是出於照顧，另一方面是為了保密。自隱姓埋名後，王淦昌他們在一般情況下不允許自由出沒在公共場合。這回老先生不坐專車，可把大邵急壞了，萬一出了什麼事或者失密了怎麼辦？
「王先生，您快上車吧！您越這樣，人家越會注意您的。」「伏爾加」里的大邵一邊把車擋和油門開得最低，一邊急紅了臉跟在王淦昌的後面不停地叫喚。
王淦昌只管自己走，不理那一套，既然昨晚決定不坐車就永遠不坐車了！他從家門出來後直奔開往花園路的331路公共汽車站。他上了車，把大邵害苦了，開著「伏爾加」不快不慢地跟在公共汽車後面，一路上被後面大大小小的其他車子罵得狗血噴頭。331路車到站了，王淦昌從公共汽車下來後照樣步行，任憑大邵大呼小喊。
一連數日，王淦昌和大邵天天這樣「對峙」。結果吃不消的不是60多歲的王淦昌，而是身強力壯的大邵。組織上讓他為王淦昌開車時就說得明明白白：「王淦昌先生是我們國家傑出的科學家，要像保護高級首長一樣保護他，不得出任何差錯。這是一項極重要的革命工作。」雖然大邵並不太清楚王淦昌到底是在從事什麼工作，但王淦昌經常進出中南海，去見周恩來總理等國家領導人，可知他是個不同尋常的人物……
「伏爾加」像只蝸牛似的跟著王淦昌一步一步地慢行著……望著性格耿直的「老頭兒」，大邵突然靈機一動：「王先生你是不是愛國的？」大邵把「伏爾加」貼近王淦昌，然後伸出半個頭沖王淦昌這麼說。
王淦昌一愣。停下步子，兩眼直盯著駕駛座上的大邵：「我怎麼會不愛國？」大邵心裡偷偷一笑，「老頭兒」上鉤了！隨即裝出一副特別認真的樣子：「我看你不愛國。」
「我怎麼不愛國？我不愛國怎麼去……」王淦昌想說「去為國家造原子彈、氫彈」的話，但一想到紀律，便改說，「我不愛國為啥當初從德國回來到浙江大學去教書，後來參加了社會主義建設？」
「我看你不僅不愛國，而且你還裡通外國……」大邵有意氣他。
對人情世故一點不沾邊的王淦昌哪能清楚大邵的「陰謀」，「我怎麼會裡通外國？胡說八道！」
「真的？真的是胡說？」
「當然，絕對是胡說八道！我怎麼可能會裡通外國嘛！」王淦昌挺著脖子，分辯道。
「那——你為什麼不坐專車？」
「人家罵我是『反動學術權威』！可我不是！笑話，我怎麼會成『反動』？成為壞人？」王淦昌一提起「反動學術權威」，氣不打一處來。
大邵哈哈大笑起來：「王先生既然你堅持自己不是『反動學術權威』，不是『裡通外國』，那就證明人家確實是在胡說八道。既然您認定人家是在胡說八道，幹嗎還理他們？生他們的氣呀？值得嗎？您生了氣，影響了工作，您說誰高興？還不是那些想整倒你的人高興嘛！所以你犯得著嗎？」這劈頭蓋臉的「反擊」，真把王淦昌給撥開了：是啊，我憑什麼跟那些無知又魯莽的人計較呀？他們哪能理解我們這些連自己真實身份都要隱藏起來的人一生所追求的是什麼呢？真糟糕，我幹嗎自己生自己的氣？想到這裡，王淦昌止住了步子。
「上吧，再不上後面的車就要頂我們的屁股了。」就這樣，王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