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美籍華裔著名科學家楊振寧回到中國，一次談起蘇聯當年的杜布納研究所時，對周恩來總理說：「杜布納唯一的成就便是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當杜布納科學城的科學家們歡呼發現反西格馬負超子這一偉大科學成果時，中國政府突然給正在莫斯科郊外的中國科學家王淦昌發來一份絕密電報：放棄手頭工作，立即回國接受新的任務。
什麼新任務這麼急呀？王淦昌一生不善政治，但他知道自己從事的核事業與政治太密不可分了。不用說，祖國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在決定離開杜布納的那一夜，他靜靜地思索了一下各種可能。他已經好久沒顧上看看報紙了，可當他拿起一份中國的《人民日報》和一份蘇聯的《真理報》時，不由內心一陣隱痛：兩個社會主義大國已經罵得不可開交了！「太糟糕啦！」王淦昌從不對政治時勢發表評語，然而他內心明白：中國要與蘇聯徹底分手了，中國的科學發展也將同時要與蘇聯「老大哥」們斷絕交往了。作為一名科學家，王淦昌知道新中國才成立不久，一切科學實驗條件尚不具備，相對而言，蘇聯要強大得多先進得多。「我能為祖國做些什麼呢？」那一夜王淦昌睡不著。第二天，他把在留蘇期間積省下來的14萬盧布以買設備的名義全部交給了國家。
「今天我把大家招來，想開最後一次會議。大家知道，我已經接到回國的命令。」離開杜布納的前一天，王淦昌把在聯合研究所的中國部下全都召集在一起，以少有的沉重口氣對大家說道。助手們這才想起應該給王淦昌開個歡送會，準備點水果茶點什麼的。「汪容，你們別去忙乎，坐下，都坐下。我有話對大家說。」汪容等年輕人只好折回，坐到原來的位置，靜等一向嚴格要求的王淦昌「訓話」。
「我給大家出一個題目：今後的高能物理實驗方嚮應該如何選擇？這是頂頂重要的。我比你們先離開聯合所，你們也要做好馬上回國的準備。回去後我們的條件比這兒差了，但新中國的物理科學實驗不能停止！怎麼辦呢？我們心裡必須有數。這是我離開杜布納留給大家的最後一道題，你們回答好，我心裡就踏實了。這比給我開個隆重的歡送會要開心得多！」王淦昌說完自個兒又樂起來，「真有意思！」弟子們一下也跟著樂了，像往常一樣，又你一言我一語地「開起仗」來了……「要我看，王先生的方法也不是最理想的。」有人當著王淦昌的面在黑板上劃拉著，而這樣的事在杜布納聯合所是常有的事。導師與學生進行角色的交換，在王淦昌的身上不算是新鮮事兒。這不，已經打好領帶準備回國的王淦昌，還是以一顆平常心坐在台下聽自己的學生髮表高論。
這時，坐在一旁的汪容被人輕輕用胳膊捅了一下：「快看，王先生幹嗎了。」汪容轉頭一瞅，差點笑出聲。原來，聚精會神的王淦昌竟然不知什麼時候從沙發上「出溜」了下來，蹲坐在地毯上竟毫無察覺。「先生，您還是坐起來舒服些。」汪容將他扶起，王淦昌似乎仍然沒有感覺似的兩眼直盯著黑板……
這一幕，幾十年後汪容一直沒有忘記過。他說：「王淦昌先生對科學的真誠與專註，教育了中國物理學界幾代人，並且永遠是後人的榜樣。」王淦昌回國沒多久，被通知到二機部部長辦公室。
什麼事這麼急呀？王淦昌走進部長劉傑的辦公室時，見老朋友、好搭檔錢三強教授也在。錢三強此時是二機部副部長兼原子能所所長，王淦昌內心的緊張似乎減少了一半。
「王先生，今天請您來，想讓您做一件重要的事情。請您參加領導原子彈的研製工作。」劉傑部長開門見山，「毛主席和黨中央已經作出決定，有人想卡我們，我們就要爭口氣！」我們中國也要造原子彈？！王淦昌一陣激動，他看看錢三強。錢三強朝他重重地點點頭。
這是真的了！王淦昌只覺自己的手心熱得很。
「毛主席給原子彈研製工程定的代號是『596工程』，是國家最高機密，從現在起必須長期隱姓埋名，不得跟任何人透露你的工作，即便是家人。還要斷絕一切海外關係。」知識分子出身的王淦昌，像剛入伍的戰士，站起身來，畢恭畢敬地向劉傑部長保證：「行，我能做到！」劉傑和錢三強頓時對視著笑了，請王淦昌坐下。
「為了工作需要，不用真名可也得有個化名吧？總不能叫我們王先生阿狗阿貓呀！」劉傑的一句話，使氣氛異常的辦公室里響出了一陣笑聲。
王淦昌又噌地站立起來。他眨了眨眼睛，說：「就叫王京吧。北京的京，怎麼樣？」
「好呀，王京同志！讓我們一起為中國研製出原子彈吧！」劉傑高興地上前握住王淦昌的手，一旁的錢三強也把自己的手放了上去……
從這天起外國科學界發現，即將要擁抱諾貝爾獎的著名物理學家，反西格馬負超子的發現者王淦昌一下子「消失」了。
造原子彈1997年的那個夏日，我問過王淦昌先生：「你當時真的沒預感到國家高層領導有朝一日讓你去研製原子彈？」90歲的王淦昌準確地回答我：「怎麼沒有預感到呢？我是搞核物理的，當然知道先進的國家都在把物理科學技術運用於國防和軍事上，核武器是我們核物理科學工作成果在四五十年代的最終體現。我們新中國從成立開始就注意這個問題，從錢三強教授把我從浙江大學調到北京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那天起，我們就制定了新中國物理科學的前沿課題，其中之一就是核物理研究。當然真的要搞原子彈，還是我從蘇聯回國接受命令後才知道的。」中國搞原子彈是被逼出來的。代號「596工程」便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與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蘇聯政府針鋒相對時上馬的。
當美國人於1945年7月15日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附近爆炸世界上第一顆原子彈之前，德國的哈特克博士就曾向德國陸軍部建議研製核炸彈，他在信中這樣對德國的陸軍將領們說：「我冒昧地請你們注意在核物理方面的最新發展。我們認為這些發展將使人們可能製造出一種威力比現在的炸彈大許多倍的炸彈……顯然，如果我上述所說的可能性得以實現，這肯定是在可能範圍內的——那麼，首先利用這種炸彈的國家就具有一種超過其他國家的無比優勢性。尊敬的將軍們，相信科學家們的見解吧！」然而自高自大的德國陸軍將軍們並沒有把哈特克博士的建議放在眼裡。後來也有人曾經把一些研製核武器的資料送到希特勒手中，不過幸虧沒有被希特勒重視，否則今天人類可能是另一種狀況了。與德國人相反，美國人對原子彈的興趣遠超過德國人。在二戰後期，著名科學巨匠愛因斯坦也用同樣的方法寫了一封建議造原子彈的信，不過他的信是直接寫給美國總統羅斯福先生的。他在信中說：「利用大量鈾進行核裂變鏈式反應已成為可能，這樣將產生巨大的能量和生成類似鐳的新元素……這一現象將導致製造炸彈。雖然還不能肯定，但可以設想製造出一種威力無比巨大的新型炸彈……只要一枚這樣的炸彈，就足可以毀滅一個海港及附近地區……」愛因斯坦以他個人的巨大影響力，使癱坐在輪椅上的羅斯福總統心頭為之一動：「造一個給希特勒看一看無妨。」於是經過兩年準備，一項名為「曼哈頓工程」的研製原子彈計畫正式啟動。擔任此項工程的組織指揮者是格羅夫斯將軍，技術負責人是著名物理學家，後來被稱為「原子彈之父」的奧本海默。羅斯福本來是準備把原子彈用在打德國法西斯的，但希特勒投降了，只有日本還在東方戰場掙扎。羅斯福覺得應該讓全世界知道一下未來「世界第一強」的美國是個什麼樣子，於是就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兩天，連續在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了一枚代號為「男孩」和一枚代號為「胖子」的原子彈，造成數十萬平民死亡。悲劇發生後，全球震驚，弄得當時寫信給羅斯福總統的愛因斯坦後悔莫及，痛苦不堪地發表聲明呼籲停止核試驗，但此時的愛因斯坦已無能為力，因為核物理科學成就已被政治家們緊緊地握在手中，成為用來向別人撒威風的武器了。
二戰結束後，美國的原子彈雖然不能再隨便扔了，可它在蘇聯人的眼裡卻是一件必須對付並且一定要超過的東西。蘇聯專家們全力以赴，在1948年8月成功地進行了一次原子彈核試驗。從此，美蘇的核競爭開始了。美國至1967年時，庫存核彈頭曾多達32000個，蘇聯也不甘示弱，光這兩個核大國的核武器數量足可以將整個世界轟炸數遍。
「我們希望也有點那個東西。」那一年，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與毛澤東在一起游泳，毛澤東向他伸出一個小手指。
「你指的是什麼？」赫魯曉夫從水中露出一顆碩大的光腦殼，裝作不懂毛澤東的意思。
「當然是你們可以用來嚇唬美國人的原子彈嘛！」
「什麼？你們也要搞它？」赫魯曉夫先是一愣，隨即直晃腦袋，「不行不行，那東西要花很多很多錢。你們現在的主要任務是搞經濟。至於軍事上，有我們給你們張著核保護傘，兄弟的中國人民和毛澤東同志你就只管放心。」毛澤東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