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了解了大學，便了解了我們的目的。
9月10日，是研究生院新生報到的日子。兩年前的這一天，江南著名學府南京大學迎來了一位特殊的研究生新生，他叫張宗友，23歲，來自安徽。張宗友的到來，給南京大學引起不小的震蕩，原因是他是我國聲勢浩大的「希望工程」培養出來的第一位研究生。當張宗友在南大中文系研究生報到處簽上自己名字的那一瞬間，人們看到他眼淚奪眶而出。是啊，從大學到研究生，這一大步多麼來之不易——對一個全靠社會來資助的貧困學生！
張宗友想起了幾天前自己離開位於大別山的家鄉——安徽金寨縣湯匯鎮茅畈村時的情景。那是個晴朗的早晨，全村的父老鄉親站在霧靄流嵐的村口，燃起串串鞭炮，為山村有史以來第一位大學研究生送行。坐在機動三輪車上的張宗友忍不住噙淚與鄉親們揮手告別。而這一次他是無比幸福的告別，因為有六年前一次完全不同的告別，所以張宗友格外激動。是啊，同一條茅畈河，同一座大別山，但六年前的告別與今天的告別是多麼不同——
那是個完全絕望的日子。一場洪水把所有的莊稼與房屋給淹沒了，年邁的祖母獃獃地坐在倒塌的房子邊等待死亡的日子早些降臨，有病的母親伸著無援的雙手扒拉著幾個未被沖走的土豆，妹妹上學的路斷了，父親坐在石板上抽著旱煙眼巴巴地望著家門前的一方天空……快要開學了，17歲的張宗友正摩挲著手中的書本，嚮往著離家100里外的金寨縣一中的教室。知道知道，父親的心裡全知道，兒子是村裡第一個考上縣重點中學的孩子，父親還知道進這個學校的孩子十有八九將來能上大學。可是孩子，你都看到了，咱家就這個樣！你不聽這？你還想念書去？唉，是啊，窮人家的孩子能有這樣的機會難得呀。父親從石板上坐起，看了一眼兒子，背著雙手朝小鎮上走去。晚上回來，父親把兩張一大一小的票子交給兒子：這150元是從信用社貸來的，明兒你去縣中報到吧！
第二天，兒子出發了，帶著異常沉重的步履，沿茅畈河輕輕走動，他怕走得太急會撞痛父親的心……可是僅一個月後，兒子又邁著沉重的步子回到了茅畈河：150元錢交完各種費用後所剩無幾，隨身帶的一壇腌菜也很快吃完了，宗友覺得自己的路走到了盡頭。
這次是他自己決定的：輟學。永遠地與學校告別。
令張宗友沒有想到的是學校和縣「希望工程」辦公室得知後，及時把他重新接回學校，並告訴他以後每學期到縣「希望工程」辦公室領取60元的特別救助。那時「希望工程」還不像現在如此深入人心，張宗友有些不敢相信這事，後來他發現真的有人每學期那麼做。他因此成了中國億萬苦孩子中的幸運兒。
僅僅60元錢，但對一個山裡娃來說，已經是可以改變他一生的寶貴財富！1992年夏，最早得到「希望工程」資助的張宗友，接到安徽阜陽師範學院中文系的入學通知書，成了在全國「希望工程」救助下考上高等學校的大學生。在之後的四年里，張宗友破例繼續得到「希望工程」的資助，並且每學期可以領到400元的資助款。為此，張宗友感覺遠方的父親的腰桿稍稍直了，而他本人則肩負了更重的擔子，那就是他必須拿出最優異的成績與出眾的品行來報答社會。他實現了自己的願望，在大學的四年里，年年被評為「三好學生」，1995年又光榮入了黨。1996年畢業之際，張宗友面臨參加工作和考研的兩種選擇。前者自然會對減輕家庭負擔非常有益，但張宗友深知：我的身後有一支長長的貧困生隊伍，如果我考上了研究生，無疑對那些受過「希望工程」救助的弟妹們是一種鼓勵與促進。於是他選擇了考研究生，並又一次將命運握在了自己手中……
張宗友的到來，使本來就已經熱鬧的南大校園更加不平靜。特別是那些仍在與貧困奮爭中的大學生們，他們不約而同地來找張宗友討教戰勝困難的經驗與意志。張宗友呢，也樂意同眾多新謀面的師弟、師妹們侃侃而談。一時間，他的那句「貧窮不能抹殺我們對知識的渴求，我心中永遠燃起希望之聖火」的話，成了南大校園的名言。
說張宗友是千千萬萬苦孩子中最幸運的一個，這話沒錯。他之所以能獲得如此幸運，有他努力勤奮的一面，再有便是「希望工程」的功勞。據中國青少年基金會介紹，自「希望工程」開始至今日，共收到各種捐款多達十幾億元，全國建立「希望學校」4000多所，受助學生有170多萬人。毫不誇張，在中國曾經有過的愛心活動中，「希望工程」是最成功的，它的規模、它的影響力、它的運營機制、它的深入人心度、它所維繫的時間之長，都堪稱全國第一。「希望工程」，是我們新時期的共產主義思想和雷鋒精神的最偉大的體現。
在中國20世紀末的最後10年里，我們的國家有一項特別重大的任務，那便是自1994年至2000年的《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畫》。在這個綱領性文件里的第一句話如此寫道：「社會主義要消滅貧困。」文件里的第二句話是：「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動員全社會力量，力爭用7年左右的時間，基本解決目前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
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是共和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最沉重的負擔，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本世紀末最艱巨的任務。
「到2000年，人民共和國建立了半個多世紀，經過了兩代人的奮鬥，如果仍有幾千萬人沒有解決溫飽，生活在貧困之中，怎麼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這些身負重任的共產黨人，一想起這個問題就會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共和國總理對此思慮忡忡。
「到本世紀末，我們解決了8000萬人口的溫飽問題，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的生存權這個最大最基本的人權問題，從此就徹底解決了。這不僅在我們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是一件大事，而且在人類發展史上也是一個壯舉！」黨的總書記如此說。
從1994年到今天，國家的扶貧攻堅計畫已經走過了四年多。四年多里我們又已經脫貧了多少呢？2000萬？還是4000萬？是真的全部脫貧了，還是昨天摘了貧困帽明天更貧困呢？有官方的消息說，至1997年底，各地已有近6000萬人口初步解決了溫飽問題。「初步」是個什麼概念？「初步」實際便是個可算也可不算的概念。據國務院扶貧開發辦副主任高鴻賓在第一線考察後估計，目前一些邊遠地區的「返貧率」為10％至20％左右。在甘肅，曾有一年統計貧困率下降到45.7％，豈料這年一場自然災害就又把貧困率反彈至56％。如此預測，中國目前到底還有多少貧困人口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看來絕不是一個小數。再看一看今年南北大水災的災情，受災人口達2.1億……
中國廣大地區的貧困依舊，這是不容置疑的。
再看一看中國的貧困是個什麼概念。這裡有段關於朱鎔基同志在1995年11月17日考察廣西大化瑤族自治縣時的報道：
……群山環繞，車子在彎彎曲曲的公路上盤旋了兩個多小時，才到了七百弄鄉牙外屯。
半山坡一間半截茅草搭起來的破房子，住著村民藍桂忠五口之家。朱鎔基走進昏暗的屋裡，打開衣箱，沒見到像樣的衣服。看看谷桶，只剩下小半桶玉米面。五口人有一床舊棉被、一頂蚊帳。
朱鎔基問藍桂忠：「承包幾畝地？」
「兩畝一分山地。」
「糧食夠吃嗎？」
藍桂忠搖搖頭：「今年玉米和木薯加起來，一共才收了400公斤。每年一般要缺四五個月的口糧。」
朱鎔基心情沉重地又走進另一戶三個孤兒的家。
四面透風、空空蕩蕩的茅草屋裡，擺著幾隻盛雨水用的瓦盆、木桶。山上吃水困難，這些雨水只夠吃兩個來月。
十幾年前，三個孤兒的父母先後去世。這些年來，他們的生活一直靠民政部門救濟。由於長期得不到溫飽，三個孤兒如今已是二十好幾了，卻長得又小又瘦。
初冬，山風硬得透心寒。老二隻穿著件薄薄的單衣，還敞開著懷。朱鎔基伸手要幫他把扣子繫上，才發現整件衣服竟然沒一個扣子。
淚水盈滿了朱鎔基的眼睛，他憐愛地把三個孤兒摟了過來……
這僅僅是總理所看到的情景，至於百姓自己的眼裡那就更凄愴了。
回過頭我們看看中國的這些貧困對教育事業造成的影響吧。雖然我們已經有「希望工程」等等措施，然而貧困地區的孩子們上學問題仍是個極其艱難的事。據說每年仍有1000萬左右的孩子在校門口徘徊。這就是說像張宗友這樣的幸運兒僅是一小部分中的一小部分。1998年春，新華社一記者在湖北恩施地區採訪，他走訪的一個村子上，本來上學的有110名學生，可新學年開學時到學校報到的僅為30多人，老師們分頭動員了好幾天，大部分學生還是因為家庭困難交不起學費而面臨停學。這個村有史以來還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