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29日，北大校園內異常喜氣。因為師生們都知道今天有位貴客要親臨校園，他就是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上午，才藝卓著的江澤民主席或在與教育界泰斗暢談之際，或在參觀北大新落成的圖書館途中，時而出口成章，時而高歌詠賦，給百年大慶的北大校園帶來陣陣涌動不息的春潮。臨近中午12時，江澤民主席來到了學生食堂，正在就餐的學生們沸騰了，他們想不到國家主席如此平易近人地來到了他們中間。特別令學生們激動的是，江澤民同志親切地走到一個打菜的窗口，饒有興趣地看著一位同學用一張磁卡在買飯菜。當他得知全國高校的大學生都有這張生活磁卡，而學校有關部門正是通過這張磁卡上出現的「晴雨表」來及時掌握和解決那些經濟有困難的同學生活問題時，情不自禁地高舉起那張小小磁卡，連聲說了幾個「好」、「好」！
總書記手持磁卡的鏡頭在當晚的「新聞聯播」中播出時，團中央機關的一些幹部特別激動，因為對大學生手中那張磁卡的誕生和後來開展全國性高校濟困工作的過程，他們最知其來之不易。
1994年下半年的新學年開學後，北大、清華在內的幾十所重點高校按照國家教委指示精神，首先開始了「雙軌制」試點工作。隨著對新生入學的收費，一批家庭經濟困難的大學生隨即出現了上不起學、進了校門也面臨輟學的嚴峻問題。作為主抓青少年工作的團中央，像敏銳地關注山區失學兒童一樣，又一次敏銳地把目光投向了大學貧困生群體。也許是十幾年來開展聲勢浩大的「希望工程」使團中央的領導們有了一個更清醒的認識：組織和動員幾千萬失學兒童重新走進課堂其任務艱巨而繁重，而如果眼巴巴地看著好不容易通過「希望工程」培養出來的學生，最後仍因經濟貧困而不能進大學門，或者進了大學門又不得不面臨輟學，這實在不僅是學生本人的不幸，更是民族的悲哀。
「我們應當全力配合國家教育部門，像抓希望工程一樣地關注大學貧困生問題！這件事關係到下世紀科教興國的大業，一定要抓緊、抓好！」團中央的書記處會議上，青年工作的領導幹部們激情如潮，迸發出一個共同的心聲。
貧困大學生之所以貧困就是手頭缺錢，要開展幫助他們的濟困助學工作缺的也是錢呀！團中央作為共青團的最高領導機關，它本身並沒有錢，當年由他們一手發起的「希望工程」也是一項公益事業，靠的就是動員和鼓勵全社會「眾人拾柴獻愛心」。如今進行大學濟困助學，路子還是一樣。團幹部們戲言：他們是專業的「星星之火」火把手。可不要小看了這火把手，現在我們人人都知道、就是在聯合國也掛上名的中國「希望工程」便是他們搞起來的。在最初時的1989年，當團中央領導聽說聯繫上了第一筆2000元的「希望工程」捐款時，喜得奔走相告。常務書記劉延東親自帶人前去捐款者那兒接受捐款。十幾年以後的「希望工程」是個什麼樣，今天我們都看到了，它已經成了深入億萬人心的中國最大、最廣泛的一項公益事業了。團中央有關部門開展大學貧困生濟困助學這項工作時，形勢並不比「希望工程」的初期樂觀。1995年12月，他們商議在新年的寒假來臨之時，進行第一次有影響的全國性救濟貧困大學生活動。戰略部署一經確定，剩下的就是找錢——沒有錢只能是紙上談兵。
最初談定一家企業資助，捐款儀式也隆重地安排妥當。不想半途出岔，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趕著星期天不休息，操起電話，向熟悉和不熟悉的企業「老總們」求助以解燃眉之急。就在與原定的捐款儀式僅差十幾小時之時，棘手的問題終於有了轉機：深圳黃金燈飾集團公司老闆、著名的青年民營企業家夏春盛先生，同意出資捐助，每年40萬，連續三年共120萬！
深圳的夏春盛老闆救了青年幹部們一急。於是，一場聲勢浩大的「關注貧困生」跨世紀公益活動拉開了序幕。
1996年1月底前，團中央、全國學聯將首批由深圳黃金燈飾集團公司捐助的40萬元濟困助學金，發到了高校的630名貧困生手中。團中央第一書記李克強等4名團中央主要領導赴北京、重慶、西安和新疆等地的高校，親自將濟困金送到學生手裡。從此，為中國大學貧困生濟困助學的活動開始在全國蓬勃興起，廣大民眾也在各種媒體上認識了一個過去不曾聽說的名詞——「大學貧困生」。
大學還有「貧困生」呀？社會主義大學裡還有人餓著肚子、半途輟學的呀？老將軍洪學智坐不住了，拿出幾千元積蓄，讓秘書迅速送到全國學聯。
老部長孫大光躺不住了，在病榻上吩咐老伴張剛女士：「把家裡那五十多幅書畫交拍賣公司拍賣掉吧！孩子們連大學都上不起，我心疼哪……」老部長南征北戰六十餘春秋，那些書畫都是中國近現代書畫大師任伯年、吳昌碩、齊白石、張大千、李可染、潘天壽等人的傑作，上面大多落有老部長名字的上款，價值連城。「設個助學基金，獎給我的那些安徽籍同鄉貧困生。」老部長愛家鄉，也愛家鄉的下一代。
老院長慕玉生呆不住了。翻箱倒櫃，把一直沒動的三筆政府補發的戰爭負傷榮譽金、一筆「文革」後重返工作崗位的補發工資和離休後從事種植業所得的積蓄，全部拿了出來。「哇，二十幾萬元呀！」兒孫們好不驚喜，他們從沒聽說一向儉樸的老爺子還有這麼巨額的存款。慕玉生抱歉地對兒孫說：「這些錢我一直留著沒捨得拿出來。現在該是時候了，我要設立個『寒窗基金』，獎給那些念不起大學的苦孩子……」慕老用這些錢先後資助了19名貧困生上大學。
花木工張俊年是在《中國青年報》上看到一則貧困生問題報道的，他睡不著了：咱老百姓能做些啥貢獻呢？哎，我們倆人一月的工資加起來有一千來元吧？我想每月從中拿出100元捐助一個貧困大學生讀書，你同意嗎？張俊年用胳膊輕輕碰碰妻子。妻子打了個翻身，說：啥事我沒依你？張俊年一笑，第二天正好口袋裡有100元錢，他跑到郵局，向全國學聯填了張單子……從這以後的第二個月開始直至今日，張俊年每月領到工資後的第一件事，便是乘車到全國學聯辦公室，親自交上100元捐助款。現在他還是濟困助學的青年志願者，每天下班後他多了一件事：向認識和不認識的人介紹為貧困大學生們濟困助學的意義。
……
上面的這些事，都是我從團中央機關了解到的。因為材料大多是從特別設立的「全國學聯濟困助學辦公室」的卷宗中獲得的，所以只能以簡單的排列形式來告知讀者，其實在這些人和事的後面都有一個個感人至深的細節。由於這些做善事的人，幾乎沒一個人願意接受外界採訪，所以社會上很少有人知道他們的事。有位老將軍從1990年開始就已經為援助失學兒童的「希望工程」資助過十幾萬元，每月的離休工資一大半給了山區苦孩子。當他從廣播里聽說有那麼多大學生因經濟困難而面臨十分艱難的生存問題後，又強制自己戒煙戒酒，每天再省下5元錢來幫助某名牌高校的一個貧困生完成學業。而像這樣的事，自1996年1月，團中央和全國學聯開展為貧困大學生「濟困助學」的活動之日起，全國各高校的學聯、團組織內都能找出一大批來。
那天我在南京大學採訪，江西籍的大四女生朱早紅拉住我，第一句話就非常激動地告訴我，她已經同南京某國家科研所簽好了就業協議書。她拿出那份已蓋上用人單位大紅章的協議書給我看時，雙手在劇烈發抖。後來聽了她的自我介紹，我才明白這位臨將走出大學門的女孩子不可能不激動。朱早紅的家在江西臨川，那是個十年九澇的低洼山區。她上高中時就是方圓十幾里惟一的一個女生，後來她考上大學、考上名牌大學更是當地女界第一人。可小朱的家裡貧困，父親早逝，她與母親和弟妹五人，靠種五六畝山田度日，無災無旱的年份里全家人勉強能解決溫飽。她考上大學那年卻又遇發大水，家裡幾乎顆粒無收，偏偏她在辦理上大學的「農轉非」時，有那麼個部門竟反要她交550斤「上繳糧」，最後還是好心的糧管所職工代她交了一筆錢才算了事。可是面對入學通知書上寫的2000多元學費，小朱傻了眼。母親一邊唉聲嘆氣，一邊勸閨女：「咱是苦人家，你就認了命吧！」朱早紅不服，說我從小就知道「我們是祖國的未來」，就不信沒人救救我們這些窮人家的孩子。真是人小膽大，朱早紅提筆就給當時的省長吳官正寫了一封求助信。「說實話，當時我是賭氣給省長寫信，根本沒想能頂啥用。但我萬沒想到的是吳省長真的回了信，而且專門又寄給我1000元錢……」朱早紅說她接到吳官正的信時，才真正從心底里感受到了什麼是「共產黨好」。這位女大學生後來轉上了好運，鄉里、縣裡的幹部也都學著省長的樣，為她捐款捐物。不過朱早紅內心最深刻的感受還是來自吳官正這位「大官」那兒。因為進了大學門的朱早紅又一個「沒想到」的是，後來已當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山東省委書記的吳官正，仍然一如既往地幫助、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