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我到上海採訪的第一個學校是華東理工大學，這個學校是上海幾十所高校中貧困生最多的一所。學生工作部的老師特意給我介紹來了該校96級化學專業的曾祥德同學。
在我面前坐著的這位瘦小的同學身上，看不到一點點在東方大都市上學的那種特有的上海大學生風采。他穿得上大下小，似乎蠻新的罩衣和很舊的球鞋，低著頭、搓著手說話的神態，一看便明白地告訴你這是個「山裡娃」。
只有知識和語言屬於這座著名大學的學子。果不其然。
「我到上海讀大學一年多，沒上街出去過。只有在香港回歸那天學校組織上了一次南京路，也就是一兩個小時就回來了。」曾祥德同學說。
「老師說你是1995年考上大學的，怎麼你現在才是96級學生呢？」
「我考上大學後整晚了一年才有學籍的。」他說。
「為什麼？」
「接到錄取通知書後家裡沒有錢，我就出去打工，給耽誤了。」
「那——你當時沒怕失去學籍？那樣不就遺憾終身么！」
「我當然知道。可……當時什麼辦法也沒有。」他抬起頭時，兩眼淚汪汪。
「能給我說說嗎？」我輕輕端過杯中水，怕觸痛他的傷痕。
曾祥德同學穩了穩神，說：「可以。」
下面是他的話：
我的家在四川丘陵山區，全家六口人，種四畝地，豐年時夠吃，能賣點農作物換些油鹽醬醋的現錢，一到災年就有四五個月靠東借西挪過日子，所以我的同齡人中一般初中畢業就休學了，不是在家幹活，就是到外地打工。我六歲上學，同時也開始幫家裡幹活。八歲時我就能挑水、打豬草，十歲便能下地與大人一起干農活。父親在一家窯廠幫活，後來弄傷了身體，花了不少錢，家裡因此欠了很多債。中學畢業後，父母讓我去廣東打工，說村上的小孩都去了，你也該為家掙錢了。我沒聽，因為我心裡有個「大學夢」，為此可想而知我的高中三年是怎樣結局了。我在家裡是老二，老大出去打工掙錢了，家裡就剩我是主勞力。記得讀高二時，父親在農忙時把腳扭傷了不能下地，母親本來一直有病躺在床上。地里所有的活就我一個人干，十四五歲的人，在城市是「花季、雨季」的寶貝兒，可我們不行，不僅要干繁重的活，而且還得挑起全家生活與勞作的重任。那十二天里，我不分日夜地干，硬是一個人既收割，又播種。鄉親們一提那年「二娃」的事，至今還能說出個一二。我的小名叫二娃，他們說二娃將來准出息。可不，高考我一下考取了，被上海華東理工大學錄取。爸媽對我上大學並不怎麼高興，他們覺得上大學還不如去廣東打工。說你上大學四年，一分不能為家裡賺錢，還要一年花幾千元的學費，這裡外里，四年家裡要損失多少？就說大學好，可以後畢業了還說不準連工作都找不到，不還是去打工嗎？所以勸我別上了。我哪能同意嘛！窮山溝溝里十幾年上學你不知有多苦！我絕對不會放棄好不容易得來的機會。可是總不能兩手空空去上學呀！入學通知書上寫得清清楚楚，學費和學雜費幾項加起來得4000多塊！上哪兒弄出這麼多錢？親戚朋友也沒富人，自個兒家裡連吃飯都成問題，當時我真覺得走投無路。父母畢竟心疼兒，最後悄悄把家裡惟一的一頭耕牛給賣了。當我從他們手裡接過那幾百塊錢時，我就有自己上大學是一種罪過的感覺。可幾百元的耕牛錢與幾千元學費之間還差遠著呢！不得已，我流淚告別家人，踏上了漫長而遙遠的打工攢學費的艱辛之路。
我搭上四川到福建的火車，到了福建永安的舅舅家。我選擇這兒是希望舅舅能幫我一把，因為我必須在一個多月之內把4000多元的學雜費掙到手。結果一到永安舅舅家，心裡就涼了：舅舅家比我家好不了多少，更主要的是我的舅娘是他的後老婆。那女的太厲害，舅舅幹什麼事都得看她的臉色。我這麼一個外鄉人突然進了她的家，吃著住著，她哪會有好臉色嘛。沒幾天，我已經覺得再不能在舅舅家呆了，便決定搬出來。舅舅好心，背著舅娘給我弄了輛三輪板車，說永安城內交通不便，你有個板車可以拉點活能養活得了自己。我失望地看著自己的舅舅，可又能說什麼呢？後來我租了一間小破房，每月30元，小得只能夠我躺下伸直。住定後，我就開始找活打工。先是到建築工地攪拌水泥，後來又賣菜。可永安是個小市，啥都不是那麼景氣，幹啥都賺不了大錢。我很著急，越著急則越不靈，人生地不熟的，好掙錢的活也輪不到我呀。於是我又做起收破爛的活，每天早上三四點就起床，一直走街串巷到天黑。就這麼辛辛苦苦幹了兩個月，人家說省吃儉用，我是常常不吃不用，到頭來也才掙了1400元。這時已到開學的時間了，我原本認為出來打工一兩個月就能把學雜費掙回來，然而我千里顛沛、受盡苦難，仍然計畫落空了。當我在永安街頭收破爛時見到人家扔下的報紙上說全國的大學已經全部開學時，我獃獃地坐在大街上欲哭無淚……一些新開學的小學生從我身邊走過扔下幾個可樂瓶，說：「收破爛的，送你吧！」然後哈哈哈大笑著走了。我當時真想告訴他們，別搞錯了，我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名校大學生！可我說得出口嗎？說了又有誰信呢？我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繼續邁著沉重的步子，凄婉地沿街吆喝著：「有破爛賣喔——！」我始終沒有停下自己的吆喝聲，因為我心中仍然編織著「大學夢」。
12月8日，當我懷揣3000多元錢，來到上海，找到我心中久已嚮往的華東理工大學時，老師惋惜地告訴我由於來得太晚，他們不能再准許我註冊入學。我一聽差點當場暈倒，好在後來他們說可以給我保留一年學籍。有這話就行，我就開始在學校餐飲服務公司打工，但又有人不讓幹了，說學校有規定不是本校的人不能在學校打工。我好傷心，因為從情理上我也該算是學校的人呀！無奈，我把3000元錢存在學校的儲蓄所，又開始了漫長的打工生涯。在走出校門的那一瞬間，我回頭向學校默默地說了一句：「明年，我一定要上學……」
1996年9月，曾祥德如願以償，成了華東理工大學的正式學生。只是這一程，他走得太艱難太漫長。其實，在每年近百萬的新生中，像他這樣的又何止一個！而且，那些經濟困難的學生，當他們歷盡辛酸邁進大學門後，等待他們的仍然是一個又一個不曾想到的溝谷與坎坷……
不過比起另一些同學，曾祥德仍算是幸運者。
蘇州是我的老家，這片富饒的江南水鄉，在歷史上曾經出過三四十位影響過中國歷史進程的金科狀元，因此這兒的父老鄉親們對讀書人一直極為敬重。大概也正是這一點被一些出於無奈的「今日狀元」所看中，我故鄉的朋友告訴我，曾在1995、1996年兩年的八九月份里，富裕一點的鄉鎮街頭和車站碼頭邊，出現過好幾位討錢的大學生。江南人本來就心善，加上當地比較富裕，這些討錢的大學生幾乎都能如願以償。後來街頭路邊這樣的「乞丐大學生」多了，便引起了當地公安機關的注意。某日，在錫滬公路沿線的名鎮支塘一帶，公安人員突擊出動，把一名正在街頭舉著「乞討書」的大學生「請」進了派出所——
公安人員：「你叫什麼名字？」
學生：「我叫×××。」
公安人員：「什麼地方人？」
學生：「安徽××人。」
公安人員：「為什麼要到這裡乞討？」
學生：「因為我考上了大學，家庭困難，交不起4000多元的學費……」
公安人員：「拿出你考上大學的證明材料。」
學生便從口袋裡拿出學校錄取通知書和高考分數單等。之後，候審室里除了一名警察外，其餘公安人員不知為什麼進了另一間屋。方才還並不在乎的這位學生開始緊張起來，看著牆上「嘀嘀」走動的鬧鐘，他忍不住嗚嗚大哭……
「對不起，×××同學，讓你委屈了。」屋裡又突然進來好幾位公安人員，其中一個領導模樣的非常和藹地對他說，「你可以走了，因為剛才我們與錄取你的某大學取得聯繫，證實了你的身份。」
學生聽後，先是一驚，繼而更加放聲嚎哭起來：「完了！我還沒進大學校門，學校就知道我在外當乞丐，我的臉放哪兒呀？……」
公安人員趕忙說：「我們並沒有把你在這兒的事實真相告訴學校嘛！」
「真的？」
「這還有假！」
學生頓時破涕為笑：「謝謝你們。」
「先別忙走。」有人叫住他，並鄭重地交給他一個紅包，「這是我們全所同志剛剛集得的1200元錢，一點心意，祝賀你成為一名光榮的大學生！」
學生接過紅包，「撲通」一聲，跪倒在全體幹警面前，早已泣不成聲……
兩年後，我幾經周折才與這位學生見上了面。
「真對不起，如果不是知道你也是曾經給予我大恩大德的蘇州老鄉，你的採訪肯定會失敗。」見面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