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說重慶，離開重慶的扶貧工作和農村的十年變化，這言說將是殘缺和不完整的。
言說重慶的扶貧和農村10年變化，離開了一個人的目光將同樣是殘缺和不完整的。因為這人的目光總盯在重慶的那片廣袤的農村……這個人生在農村，一生改不掉農民本質，就是在他成為城裡的佼佼者後仍然是一身的農民氣息和農民習性。
他就是重慶日報首席記者、振興重慶爭光貢獻獎的獲得者羅成友。2004年，羅成友獲得中國新聞最高獎范長江新聞獎。這也是新中國成立58年來重慶新聞工作者所獲得的唯一最高獎。
羅成友無論走到哪兒，誰都不會將他與城裡人的形象聯繫在一起。他出現在我面前時與人家介紹中的高大形象完全不一致：矮矮的個頭，從頭到腳的農民打扮，就是那憨厚的臉上也永遠掛著農民的微笑……
同事們這樣描述他：
這個鄉村幹部模樣的人的辦公桌，離我的辦公桌不足5米。那上面有一台電腦和一些報紙雜誌。它的前後左右的隔間里，全是這樣的有電腦和報紙雜誌的辦公桌。
我們不太容易看到那張辦公桌的主人。有時候他來了，在辦公室的玻璃門外使勁搖手，很難為情地笑著，要我們去給他開門。他總忘記帶門卡。他穿著那個季節最不時髦的或灰或藍的衣服，鞋面上沾滿灰塵，背一個黑包包，身體往前傾著，大步大步走路，兩三秒鐘，就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我們都忙著自己的工作，他在幹什麼，我們並不關心。有時候聽到他同周圍的人打幾聲招呼，開兩句玩笑，小小的個子在格子間晃來晃去的，不一會兒，就沒了人影。大家對他的這套作風習以為常，都知道他肯定又到哪裡去採訪了。事實上，作為他的同事，我們見他的文章的次數，遠遠超過了見他本人的次數……
這就是羅成友。一個身為重慶日報首席記者、身工背一筐榮譽的人物，至今他毫無羞澀地告訴我：他就是一個農民。我老婆和孩子都在農村住著，雖然她們完全可以進城住，但我更習慣仵農村，我願意一輩子做個農民。羅成友說這話時沒有半點虛偽，他說他在同事和城裡人面前不感覺自已當農民有什麼自卑。相反，我要哪天不當農民了，就會渾身不舒服。
羅成友就是這樣一個脫不掉農民本質的記者。
在全國幾十萬職業新聞工作者中，羅成友也許是唯一的一位至今仍然把當農民看做榮耀的記者，而憑他僅有初中二年級的學歷，也許同時還是全國唯一的一位沒有髙學歷的省報首席記者。
今年53歲的羅成友說，他從小也喜歡文學，雖然文革剝奪了他這位中農出身的小農民繼續上學的機會，但因為我是種蘑菇能手，又喜歡動動筆杆子，所以有一年區里缺個推廣種蘑菇的技術員，他羅成友有了當幹部的機會。種蘑菇的同時，他仍然不忘寫豆腐塊文章，因此區委書記看中了他，讓他當了新聞通訊員，再後來就當了文化站長。那時經我手培養了一批農民作家，他們中有不少現在是重慶作家協會會員呢！羅成友很得意他的這一歷史性功績，雖然他自己後來因為熱愛新聞工作而放棄了文學愛好，沒當成作家。但我沒遺憾。
1993年，因為經常給重慶日報寫稿的羅成友被調到重慶日報社，當了名正式的記者。這對一個農民來說，簡直就是跳進了天堂一般。可羅成友很怪，他沒有因此想甩掉農民的身份，一門心思還是往鄉下走……
讓我矢志一生為農民說話的，是兩次難忘的經歷。羅成友說。
第一件事是他到報社不久，他想去下面看看農民們是怎麼過春節的，雖然他熟悉自己家鄉的農民們過春節是個什麼樣，但對重慶一些貧困的農村的農民過春節到底是什麼樣他不清楚，他為此想作個採訪。新記者都有一份想露一手的願望。
出乎他意料的是，在他提出到綦江縣最貧困的一個村子去採訪時，該縣民政局長說什麼也不同意他去。這是為什麼？後來羅成友打聽到，原來那民政局長不想讓市裡來的記者知道綦江的貧困村貧困的真相。羅成友還是有羅成友的辦法，他撒了個謊，說自己是去專門寫一篇縣裡領導如何關心農民的文章。那邊就同意了，給他找了一個離縣城比較近的鎮去採訪。那裡是山區，車子行進一個多小時不能走了，羅成友便靠雙腿往山彎彎里走。
我到裡面的一個村子一看，簡直不敢相信。那裡的老百姓，窮得什麼都沒有。其中有一家的一個女孩，看上去十四五歲了，她坐在門檻上，眼神獃獃的。按我家鄉的習慣，一般過春節都要在大年三十吃湯圓。我就上前問那女孩說，你們家吃不吃湯圓？女孩子聽了傻獃獃地反問我：叔叔，啥是湯圓？當時我心中難過極了：這麼大的女孩子，連湯圓是啥都不知道，可以想像這裡的農民窮到什麼程度！這是1994年的事了！在深圳和你們北京，跟她一樣大的女孩子都已經開始上網了，可我們重慶的山村裡，這麼大的女孩子連湯圓是什麼都不知道，我心裡很難過很難過……羅成友說：回城後，我把在綦江所看到的山區農民怎麼過春節的事報道了出去，引起了城裡人強烈的反響，甚至連與我同在一個報社的人都不相信我所說的事。大家議論說，新中國成立都40多年了，重慶農村不可能還這麼窮吧！可那都是我親眼所見，千真萬確的事！從那一刻起，我就想：重慶還有那麼多貧困的農民，外面根本不知道他們窮到什麼程度。總得有人為這些貧窮的農民說說話吧！我想自己曾經也這樣貧窮過，我現在當了記者，我不去為他們說話，還能有誰去為他們說話呢？
堅定我這份決心的還有一次是在直轄市成立前後我到巫山廟堂鄉的採訪。羅成友講了另一則他的親身經歷：這個廟堂鄉，羅成友前後去過3次。他給我找出了第二次的，也就是1998年時去的那次所看到的和後來報道的情況：
廟堂鄉地處重慶與湖北的交界處，面積82平方公里。此地山高坡陡、溝整縱橫，岩石佔總面積的807。以上，全鄉村4540畝耕地就嵌在這些岩石縫裡957。的耕地坡度在25度以上。不少坡度在60度以上。當地農民說：這樣的地，只要連續乾旱7天，泥土就會順著山坡嘩嘩往下滑。民謠唱道：漫山遍野盡石頭，養牛無用人替牛；一年辛苦半年飯，從春到冬肚無油。
農民黃會寶全家4口人。3個孩子睡在一個大筐里，蓋樹葉防寒；他本人用木頭圈一個長方形的框，睡在框中，蓋的是雜草，就這樣過冬。
採訪中偶然得知有個母親被人拐賣走了、父親外出一年多杏無音信的曹家四姐妹，我們便專門去採訪。元月8日，我們去她們家，那天大雪紛飛，8歲的小妹妹只穿一件單衣、一個線背心，在寒風中冷得直哆嗦。在這個家，我們看到裡屋舊木床上鋪的是破篾席，床上一堆爛棉絮，四姐妹晚上就這樣擠在一起睡。外屋是一個灶台，旁邊有一台磨碎玉米用的石磨。孩子們想吃的時候，就用石磨磨幾個玉米棒子，再放進灶台放些水熱一下，算是全部的食物，連一點鹽和菜根絲都沒有……
這樣的情況絕非個別。全鄉農民家產不足200元的佔57。不足1000元的佔3004。絕大多數農民家產不足2000元。全鄉農民衣不蔽體的有70戶；30的農戶缺糧，有的長達半年。還有20。農戶常年吃不上鹽巴。一半的成年男人從沒穿過內褲，婦女們用的月經墊全是草木灰和破布及塑料薄膜紙。全鄉農民近5年中每年以100人的速度減少。1993年底，全鄉有3031人，到1998年底全鄉只有2561人。
農民窮，鄉里單位的日子也難過。鄉供銷社、糧站、畜牧站都只有一人守屋；財政困難，鄉幹部工資基本不能按時發放，每年預算外資金只夠一個幹部上縣城兩趟的差旅費。
一位幹部告訴我們：1992年，一名中師剛畢業的女教師被派往廟堂中心小學任教。她父親護送她去報到，走了兩天才到廟堂。到學校別的困難也在預料之中，沒想到廁所中間分隔男女的牆破得完全可以看見對面。這女教師的父親只好含著眼淚為女兒修廁所……父親走了，廁所隔牆沒幾天又壞了。為這，這位年輕的女教師每天都要哭幾次，一年後她便調走了，再沒有新教師來此。
我們來到學校，站在教室的木條窗前。窗戶沒有玻璃，凜冽的寒風從峽谷里呼呼地吹過來，吹得人臉上發痛。在這裡幹了21年的校長李德龍還沒等我們開口，他眼圈就已經紅了。
1970年由縣裡出錢，在廟堂河上建過一個小水電站，只有30千瓦。但由於山高溝深，農民們住得分散，電通到一家一戶成本極高，農民們根本用不起電。鄉政府所在地算是人口密集的地方，加上附近有百十來戶人家，但由於用得起電而交不起電費，電站最後不得不關了。
廟堂鄉通電話的歷史比用電燈悠久。1953年廟堂鄉就安上了電話，雖然只有一部搖把電話，卻也能模糊地聽見來自山外的聲音。這電話一用就是幾十年，1992年全縣電話改為程式控制。廟堂鄉的搖把電話無法與程式控制對接，改程式控制又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