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本身就是一座歷史重鎮，一座歷史名城。從19世紀80年代英國商人立德樂帶領的固陵號輪船溯長江駛人朝天門的那一天起，重慶的開埠便意味著它作為中國西南門戶的橋頭堡而從此掀開了歷史性的一頁。然而，重慶的開埠帶著列強侵略者的濃濃血腥味，它基本上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恥辱的標誌。但這並沒有因此而否定重慶作為長江上游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城市設置的意義。
辛亥革命後的新一輪中國地區勢力範圍的調整，再一次催生了重慶的脫胎換骨。1929年之後的重慶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概念。
之後，作為戰時首都，重慶人因此表現出的巨大愛國熱情讓全世界為之震動。然而，重慶所付出的代價也十分慘烈，她承受了日本侵略者長達5年半的狂轟濫炸……那一次戰時首都是重慶人用血肉譜寫的民族愛國詩篇。
1949年11月30日，在蔣介石從白市驛機場倉皇逃離不到8個小時後，重慶便在鄧小平、劉伯承領導的人民解放軍第二野戰軍的炮火下獲得了解放。作為當時中國西南地區政治、經濟、軍事、交通和文化中心的重慶，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視，被確定為西南軍政委員會所在地，統領管轄包括雲南、貴州、西康3省及川東、川西、川南、川北4個行政區和重慶直轄市及西藏。早在人民解放軍進軍重慶時就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鄧小平任第一書記，到重慶後成立了西南軍政委員會，劉伯承任主席，之後不久又任命鄧小平、賀龍、熊克武、龍雲、劉文輝、王維舟等人為副主席；成立了西南軍區，賀龍任司令；完善了于江震、王近山、宋任窮、李井泉、周士第、胡耀邦、張際春、陳錫聯等87人為委員的領導機構。當時的重慶市，無論從所管轄的幾省幾區看，還是從擔當西南局領導的人員看，其分量顯而易見。但隨著全國的解放和建設的需要，中央從適應國家計畫經濟建設、加強中央集中領導及解決中央機構這一級幹部不足等考慮，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作出撤銷各大區機構的決定，重慶成為了四川省轄市。
從戰時首都，到中央直轄市，到省轄市，僅十幾年間，重慶市的地位發生了連續3次變化……
好在重慶的塊頭本來就大，尤其是重工業這一塊在四川省工業生產中占絕對地位，而且在計畫經濟時期的國家範圍內也是有分量的，因而它曾在1954年至1958年和1964年至1967年及1983年至1997年間，三度被中央確立為計畫單列市。特別是第三次計畫單列，無論從時間上，還是中央所賦予重慶的許可權上，均為前兩次計畫單列所不能企及。但畢竟是計畫單列，也並不能消除重慶發展的體制上的瓶頸。
重慶人夢想再度崛起，再度成為稱雄一方的直轄市的話題在之後的若干年裡，私下有議論，但卻始終沒有可能成為改變國家行政區劃的現實。
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範圍內的鄉鎮以上的任何一級行政區域變化，都必須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批准。而省級包括自治區和直轄市行政區域的劃分改變，則必須通過全國人大會議表決才能生效。
決策權在中央。被決定中國命運的中央最高層，在掌握中國命運方向盤的領袖手中，這個領袖還必須是有崇髙的威望和受萬眾擁護的偉大領袖。
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中國共產黨粉碎了四人幫反革命集團，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為起點的中國改革開放時代到來。之後的歲月里，是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執掌著國家的命運。一向稱我是四川人的鄧小平是這個時代的總設計師，他的態度和意見影響著中央到地方的重大戰略決策。
鄧小平的態度呢？許多重慶人和四川人暗中一直在打聽。但說話很少、只干實事的四川人鄧小平，在這個百廢待興的時候真是日理萬機。撥亂反正工作之後，他先抓真理標準的大討論，然後搞農村土地承包，再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提出，之後是一場又一場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的大討論；這樣的討論還沒有了結，有人就搞起了資產階級自由化了；科學的春天剛剛開啟，教育改革的一系列問題又擺在面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才提出，姓公姓私的爭論又很熱鬧……此時，另一件重要事情也擺在了他的面前，即香港、澳門的回歸和台灣問題。
1982年9月24日，英國首相、人稱鐵娘子的撒切爾夫人訪華，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她，這次會談是具有歷史性的。鐵娘子代表英國殖民地利益的英國政府，想在19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面對百年屈辱和根深蒂固的殖民主義意識的英國首相，鄧小平強壓心頭之憤，一字一句地告訴英國人，也同時告訴全世界關於主權問題，中國在這個問題上沒有迴旋餘地。坦率地講，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應該明確肯定：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就是說，中國要收回的不僅是新界，而且還包括香港島、九龍。中國和英國就是在這個前提下來進行談判，商討解決香港問題的方式和辦法的。如果中國在1997年，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48年後還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國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著中國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國領導人是李鴻章！
據說，當天英國鐵娘子在與鄧小平談話後，從人民大會堂台階走下時，一個踉蹌，差點摔倒。
1997，鄧小平選擇1997年收回香港，雪中國百年之恥。
1997年，對鄧小平來說，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後一個年份。這一年他期待香港能如期回到祖國的懷抱；這一年，他想親自去剛回到祖國懷抱的香港走一走、看一看。可1997年，中國人民的兒子鄧小平，沒能親眼看到五星紅旗髙高飄揚在香港上空的那一刻，便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其實，1997年還有一件事與鄧小平直接有關係：他生前惦記的關於成立重慶直轄市的大事，也在這一年交給全國人大表決通過。鄧小平以對香港回歸的同樣心情，期待看到人民大會堂里那隆重而熱烈的對設立重慶直轄市的表決結果，然而操勞過度的老人家仍然遺憾地沒能看到這一歷史時刻。
重慶人民要永遠記住這個日子：
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與世長辭。
1997年2月19日這一天，國務院迅速做了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把鄧小平生前的最後一個心愿一設立重慶直轄市的議案提交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
歷史如此巧合而神奇：重慶的命運與鄧小平的生命緊緊地連在了一起！
不妨將時間上溯近百年。1919年，鄧小平那時的名字叫鄧希賢。暑假，從重慶回家的父親給兒子帶來一個消息：重慶正在開設留學法國的勤工儉學預備學校。
父親問兒子：想不想出國留洋去？
兒子將脖子往左一扭，說：想去。
那行，你先到重慶去報考留法預備學校。
嗯。
15歲的兒子從此離開家鄉，到了重慶。這是鄧小平從一個普通農家娃兒變成一個無產階級革命者的決定性的一步。重慶因此也成為了鄧小平偉大一生的啟駛站。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點，鄧小平對重慶始終懷有深厚的感情。在新中國成立後主政大西南的幾年裡，他對重慶這塊英雄而古老的土地有了更全面而立體的了解和認識。
重慶的特殊地位一直留存在這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心裡，他在等待重新考慮重慶地位的時機……
時機來了。
時機越來越成熟了。
這個時機的顯著標志是中國改革開放越來越深入，中國經濟發展越來越迅猛和國家實力越來越強大。
與重慶命運緊緊連在一起的是三峽工程。三峽工程是催生重慶再次成為中央直轄市的關鍵。自毛澤東當年揮筆寫下截斷巫山雲雨，高出平湖之後，關於長江三峽工程的建設準備，雖然在滄桑與曲折的年代裡一直沒有停止過，然而高層決策者已經把它撂置了許多年。這既有政治因素，又有國力因素。改革開放後，中國建設突飛猛進，國家實力日益強大，因而從上到下的那一批夢想高峽出平湖的三峽迷就行動起來。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於是那些老三峽迷們開始通過各種不同的渠道，找到復出的老頭子們遊說。
1979年開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由武漢長辦的林一山主持召開三峽大壩選址會議，這就意味著以鄧小平為首的決策者已經同意和考慮三峽工程上馬的問題從一般性的口頭議論進人實質性的決策階段。這一年，鄧小平親自出席了中國政府與美國政府的一項用於援助中國水電建設的20億美元貸款的簽約儀式。
1980年7月12日，鄧小平同志視察葛洲壩水利樞紐工地，並向工程技術人員了解長江三峽工程論證情況。
副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