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首歌中這麼說，誰不說俺家鄉好。確實，我們中華民族是個特別看重「家」的民族，尤其注重孝道親情，懷戀故土。即使是功成名就的偉人，也會非常看重「葉落歸根」，更何況普通人家、庶民百姓。
無論是三峽移民，還是其他移民，只要是移民，首先面臨的是告別故土，告別原有的家園。而這恰恰是中國百姓最為忌諱的，為了保衛家園固守故土，他們甚至不惜以生命為代價。
三峽移民工作首先要做的就是勸說庫區人們離開自己的家園和故土。不了解峽區情況的人，普遍認為，三峽地區窮，讓百姓搬遷不會是難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幾乎所有三峽庫區的移民原先居住的地方都是當地比較好的。與其他水庫不一樣的地方是，三峽水庫是以江建庫，即以長江本身為基礎，在宜昌三斗坪建高壩後，利用宜昌至重慶間630多公里的江段蓄水，使長江在這一段形成一個巨大的高水位庫區，實現「下可發電防洪，上可航行泄洪」之目的。庫區的移民，便是這一江段蓄水所造成的淹沒區內的人們。
殊不知，人類自古以來就有沿江河棲息繁衍和以水促富饒的傳統，就是因為遵循了這一定律，才有了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和輝煌歷史。這是因為近貼江河的地方都是些好灘好地，能植能耕，而且總會人畜兩旺，俗話說有水則靈便是此理。三峽一帶更不用說了，當年衣不掩體、四面受敵的巴人之所以安身峽江兩岸，就因為這兒除了能守能攻之外，到處都是臨江富饒之地。諸葛亮勸說劉備定國此地，更多的也是從這種獨特的地域優勢考慮。
三峽大壩建成，沿江被淹之地幾乎無一不是那些臨江的最好地段、最肥沃的灘地與壩子。移民們首先遇到的就是不舍的故土情感。
在三峽工程建設初期，國家實行的移民政策基本上是「就地後靠」，即從175米的蓄水線以下居住地，往後退移，搬到更高的坡岸和山丘上。後坡岸和後山丘都是些什麼地方呀？高，自然不用說，在那兒極少找到坡度為25度以下的地方。關鍵是這些地方不是荒就是禿，哪是人呆的地方！
移民們無法接受與過去那些「不耕也能自然熟」的家園告別的現實。
但，搬是不可更改的。於是難題出現了——
上過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節目的雲陽縣普安鄉的移民站副站長汪學才，向我舉的事例就很能說明問題。他所在的那個村叫姚坪，是三峽庫區幾千個村落中的一個普通村落。千百年來，人們習慣了這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食其力、飽暖即安的生活，世世代代與世無爭。但三峽工程打破了這種寧靜，上級要求全村的人舍掉過去熟耕熟作的土地，搬上175米淹沒線之上的山坡。老汪告訴我，他們姚坪村基本上在水淹線底下，而且所有可耕種的田地也都在這個位置。三峽移民政策下達後，全村人所面臨的就是徹底告別原來的生活地，退到後岸的山頭上。那是個什麼地方？那是個陡坡的亂石崗。村民們跟幹部嚷嚷起來，說我們願意響應國家的號召，可在亂石崗上咋生活？咋蓋房？咋種地？啥子都沒有嘛！幹部能有天大的本事在亂石崗上給村民們建一個跟以往同樣的家園？於是問題就出來了。
但辦法還得想，而且國家搞的移民試點經驗也借來了，那就是在這個陡坡上開墾出可以蓋房安家和種植收穫的地來。誰來開墾荒山？不用說，還是動員村民們自己來干。中國的老百姓好嘛，國家的政策一下來，幹部們一動員，大家就動了起來：各家各戶每人每月出8個工作日的勞動力，而且有規定，誰家完成不了任務的每個工作日交5元錢罰款。峽江一帶農民是南下打工最多的地方，家裡剩下的凈是老的老、少的少，新的問題又出來了。啥法子？繼續動員唄！於是像汪學才這樣的村幹部就得一家一戶地去做工作。做工作也不一定有人理會你呀！幹部們只好自己帶頭行動，從我做起。再找自己的親戚帶頭，親戚再串親戚來帶頭，就這麼著一戶帶一戶，個別「釘子戶」只好由幹部們捨去汗水和勞力幫著完成任務。
汪學才能從一名普通的村幹部，成為全國先進移民幹部，受到中央領導接見、上了《東方之子》的電視節目，就因為他在「就地後靠」中把自己的村子搞得比過去的村子還要好，全村人過上了比過去還要幸福的生活，有了比過去還要美麗的家園。可汪學才告訴我，打1991年至今10餘年間，他本人從一名全村最富裕戶淪為最貧困戶——1981年時他靠雙手致富，家中存款就有7萬元，而為了幫助全村實現「就地後靠」有個更好家園的「移民之夢」，他不得不傾家蕩產。村民們沒有資金開荒墾殖，他借錢送苗；築路籌資款到不了位，他墊著。這七墊八送，自己家的存款就全都流了出去。「咱是黨員，能讓村民們按照國家的號召搬出水庫淹沒線，就是頭等任務。要敢於捨得小家為大家。」汪學才說他過去身體非常結實，體重在70公斤左右，可搞移民工作後，瘦到了49公斤。而姚坪村則在他的帶領下成了全庫區的移民先進村，家家戶戶的生活水平、居住環境、耕種面積，都比以前好，移民們一百個滿意。
汪學才後來因為工作突出，鄉里招聘他當了鄉移民站副站長。之後的工作就不一樣了，全鄉移民人數多，有的村連「就地後靠」的亂石崗都不好找，於是有一批人得搬遷到外地。汪學才的任務是動員一批移民到重慶的江津市。
「這回工作難度可就大了！」汪學才向我介紹說，「在本土本地，搬個家園難度就非常大，讓鄉親們離開故土搬到一個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感情上捨不得呀！本來嘛，江津也在重慶市區域內，不算遠，而且那兒的條件要比雲陽好不少，可移民們不捨得生活慣了的故土。為了讓移民們順利地搬遷，」老汪說，「我們先是到江津選一塊好地方，可以蓋房種地。每家每戶的房子蓋得自然盡量要比過去的好些、寬敞些。但移民們的要求更高，開始讓他們派代表去選地看樣板房，大家是滿意的。後來房子蓋好了，有人就提出，我們過去的家門前有路有水，現在的路在屋後，水也見不著，我們不習慣。我們只好再同當地商量，改道引水。有的移民啥都滿意，突然提出自己原來的家門前有片樹林，夏可乘涼冬可擋風，希望在新的家園前也能有一片樹林，否則就不搬。我們又折騰回到江津，一戶一戶地按照移民們的要求給設計。這麼著，前前後後用了一年零七個月，當我第17次帶領移民們前去新家園參觀時，大家方才點頭，說這跟咱雲陽的家一樣，該有的都有了，雲陽老家沒有的，這裡也有了，我們搬！」
「移民們對家鄉的留戀和感情，你工作做得再細有時也是無法想像得出的。」老汪在這方面的體會再深切不過。
2000年他接受的任務是安排1300名移民到江西落戶。有人一聽到江西，就嚷嚷起來：咱是三峽人，過去算四川的，現在算重慶人。不管四川還是重慶，都比江西強。讓我們離開三峽老家到一個差的地方安家，我們不同意。老汪說，江西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比四川重慶差，四川重慶有的地方怕還不如陝西甘肅嘛！後來老汪等人逐一做工作，動員移民代表到江西安遷地實地參觀。移民們看後喜形於色地說：想不到江西還有這麼好的地方呀！於是最後有1144人主動到江西落了戶。
相比之下，巫山洋河村村支書鄭昌省遇到的村民們不舍故土戀家園的事更有趣。老鄭今年不到50歲，論「官」職也是全庫區最低的一級，可他的名氣在三峽庫區甚至不比重慶市市長的影響小。因為大伙兒都知道老鄭現在是「省長」。
我採訪出發前在北京就知道他是「省長」，見到他後第一句話就笑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
老鄭憨憨一笑：「因為我的名字里有個『省』字，做村裡移民工作我們最早，屬於提前搬遷，所以村民們說我操的是省長的心，日久天長，大伙兒乾脆叫我『省長』了。開始有些嘲諷的味道，後來鄉親們從提前搬遷中嘗到了甜頭，大伙兒再叫我『省長』時，更多的是一種親切和希望……」
後來我知道鄭「省長」確實與眾不同，他真有些省長的非凡氣度和真知灼見。
老鄭所在的洋河村處在一塊草肥羊壯的壩子上，三峽水庫蓄水後得淹掉大半個村子的好地。鄉親們感情上實在難以接受。為了讓鄉親們日後能過上好日子，老鄭跑遍了村頭村尾，左看右看，最後看中了村頭的一大片墳地。那墳地處在淹沒線之上，「風水」不錯，一旦三峽水庫建成後此地依山傍水，會有別樣光景。老鄭把村上的幹部和村民代表叫到一起，商量著平墳地建新村的想法。
村裡的幹部群眾都是三峽移民，大伙兒對「就地後靠」不離開故土當然很高興，但對老鄭提出的移墳建房有想法，主要是動墳誰都不想干。
果不其然，決定一下來，村民們就鬧了起來：「建三峽工程是國家的大事，我們支持，也甘當移民。可不能失了家園，還要掘老祖宗的墳啊！」
有人甚至揚言說誰敢動他們祖上的墳，就先砸了他的腦袋！這話顯然是對著村支書老鄭說